引言
2004年前后,歼十战斗机仍处在密集试飞阶段。对地面人员来说,发动机停车只是报告上的一句话;对万米高空的试飞员而言,却意味着座舱里的轰鸣会突然消失,飞机也会从依靠动力飞行的战机,变成一架巨大的滑翔机。公开报道中,试飞员李中华曾在一次险情中面对类似局面。标题把它概括成“突然没油”,实际情况更接近发动机空中停车或动力系统故障。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敢不敢跳伞”,而是他为什么没有立刻离机,以及那几分钟里,试飞员究竟在判断什么。
01
试飞场上,最难处理的故障,往往不是仪表盘上突然亮起的红灯,而是熟悉的声音消失。
战斗机发动机一旦停车,飞机不会像石头一样垂直坠落。只要姿态控制得当,仍可借助高度和速度滑翔一段距离。但这段距离非常有限,飞行员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一连串判断:故障能否排除,飞机是否还有足够速度,地面机场位于哪个方向,重新启动发动机是否会带来更大风险。
普通飞行员面对这种情况,程序上往往会优先保人。试飞员则不同。他不仅要把飞机飞回来,还要弄清楚故障的性质、出现的条件以及系统的反应。每一个操作,既关系到自身安全,也关系到一型新战机能否继续改进。
有资料回忆,李中华在高空发现飞机动力异常后,座舱内很快进入了紧张状态。地面指挥员询问:“是否立即跳伞?”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继续观察仪表和飞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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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停顿,并不是犹豫。试飞员需要确认飞机到底是暂时性动力中断,还是已经完全失去恢复可能。若过早跳伞,飞机可能坠毁,关键设备和试验数据也会一并损失;若判断错误,继续留在座舱内,则可能错过最佳逃生窗口。
这就是试飞工作的残酷之处。
在万米高空,人的动作必须比情绪更快。手要按程序操作,脑子要不断计算,心里还要接受一个事实:脚下这架飞机价值巨大,却不能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真正的难题,是要在有限时间内判断,是否仍有机会把飞机带回去。
02
“没油”是民间叙述中最容易理解的说法,却未必等同于油箱真的空了。
航空发动机空中停车的原因很多。燃油供给中断、油路压力异常、供油调节装置失效、发动机内部故障,甚至某些特殊飞行状态,都可能使发动机停止工作。飞行员在座舱里首先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油用光了”,而是一组相互关联的现象:转速下降,推力消失,仪表读数变化,飞机操纵感改变。
这类情况对新型战斗机尤其危险。歼十采用鸭式布局和电传飞行控制系统,机动性能突出,但其气动布局、飞控规律和动力系统之间的配合,需要通过大量试飞来验证。纸面上的计算,只能告诉工程师飞机大致会怎样;真正的高空、低速、失速边缘和发动机停车状态,必须由试飞员把结果带回来。
这也是为什么试飞员不能只会“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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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读懂飞机。
发动机停车之后,李中华需要迅速把飞机调整到适合滑翔的姿态。速度过低,飞机可能进入失速;速度过高,高度会消耗得更快。飞机还必须朝着可迫降区域或机场方向转弯,而每一个转弯都会损失能量。
空中的指令十分简短。
“高度多少?”
“航向保持。”
“发动机还能启动吗?”
一句话背后,都是计算。
高度不是越高越安全。高度越高,留给飞行员的时间越多,但飞机飞到机场所需的距离也可能更远。高度下降后,地面目标更清楚,却意味着可供处置的时间越来越少。飞行员必须让这两项因素保持平衡。
更麻烦的是,新型战机的试飞并非普通转场。机上可能安装着测试设备,携带着需要采集的数据,飞行状态也往往超出日常训练范围。飞行员不能仅仅按照“把飞机降下来”的思路操作,还要尽力保留故障发生前后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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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八分钟”,并不是简单等待八分钟,而是连续进行八分钟的选择。
03
在发动机停止工作后,战斗机首先失去的是推力,随后才是高度。
这中间存在一个短暂但宝贵的窗口。飞行员可以利用惯性保持速度,也可以尝试重新启动发动机。若发动机只是暂时性停车,重新启动成功,飞机便有机会恢复正常飞行;若发动机已经发生严重机械损坏,反复启动则可能加重故障,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试飞员要根据仪表、声音、振动和操纵感综合判断。
这些经验不是书本上几行字能够替代的。老飞行员常说,飞机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操纵杆的反馈、机身的颤动、发动机转速的变化,都可能成为判断依据。只是到了真正的险情中,所有信息往往同时涌来,留给人的整理时间极短。
李中华选择继续控制飞机,并争取恢复动力。这个决定意味着,他把跳伞作为保底手段,而不是第一反应。只要飞机仍在可控范围内,仍有重新启动或者迫降的可能,就不能轻易放弃。
这并不意味着拿生命去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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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飞员的每一次坚持,都有明确的安全边界。飞机进入不可控状态,或者高度、速度已经无法支持继续处置,跳伞就必须执行。所谓“放弃逃生”,更准确地说,是在逃生和挽救飞机之间争取那段有限时间,而不是拒绝一切安全措施。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谈到这次险情时,只记住了“没有跳伞”。实际上,真正困难的动作,恰恰发生在跳伞之前。飞行员要稳定飞机,确认飞行包线,尝试恢复动力,寻找迫降方向,并和地面保持联系。每一个环节都不能乱。
若发动机无法恢复,飞行员还需要考虑飞机落点。机场、跑道、农田、道路,哪一处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地面损失,都要纳入判断。战斗机速度快、翼载大,对跑道长度和进近角度要求很高,迫降不是把机头对准地面就结束。
因此,那八分钟也是一场与能量消耗赛跑的过程。
04
战机能够保住,靠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胆量。
地面指挥、试飞工程师、气象保障、机场调度和救生系统,共同构成了处置链条。飞行员在前方承受压力,地面人员则必须迅速判断机场是否开放、跑道是否清空、消防车辆是否到位,以及飞机可能从哪个方向进场。
无线电里的每句话都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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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清空。”
“救护车到位。”
“保持联系。”
这种时候,任何多余信息都可能干扰飞行员。地面人员不能替他操纵飞机,却可以把外部环境整理到最清楚,把迫降所需要的条件提前准备好。
航空试飞有一个重要原则:飞机能回来,数据才有价值;飞行员能回来,试飞工作才能继续。保住飞机固然重要,但人的生命始终是底线。所谓挽救上亿战机,并不是把装备价值置于生命之上,而是在符合安全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完成一次高风险处置。
这也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特点。早期装备基础薄弱,试飞条件有限,许多问题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到了歼十试飞阶段,中国已经拥有更复杂的飞控、航电和测试体系,但新机研制依旧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消除风险。
相反,飞机性能越先进,试飞任务越复杂。
一架新型战斗机要验证的不只是能不能飞,还包括不同高度、不同速度、不同载荷下的操纵特性,发动机与飞控系统能否协调工作,故障状态下是否便于飞行员处置。每一次险情,都会推动设计人员重新检查系统逻辑、报警方式和应急程序。
从这个意义上说,试飞员带回来的不仅是一架飞机,还有一份极其宝贵的“故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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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过类似问题:“飞机和人,哪个更重要?”
答案并不复杂。人必须先保住,但在飞机仍然可控、飞行员仍然有把握的情况下,努力把飞机带回来,是职业责任,也是试飞员训练的意义。
05
歼十的研制并非一蹴而就。它的首飞发生在1998年3月23日,此后还要经历长期试飞、定型和部队使用验证。首飞成功,只能说明飞机迈过了一个门槛,远不能代表全部问题已经解决。
新机从试验状态走向批量装备,需要经过大量重复飞行。很多隐患不会在首次升空时暴露,而是在特殊条件下出现。发动机空中停车这样的事件,虽然危险,却能让设计团队看到系统在极端情况下的真实表现。
对飞行员来说,一次成功处置可能只持续几分钟;对工程人员来说,却可能对应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分析。发动机为什么停,哪个参数最早异常,报警是否足够及时,飞控是否给出了正确反应,重新启动程序是否需要调整,这些问题都要一项项查清。
不能只说“人回来、机回来”。
事故调查和技术复盘同样重要。没有复盘,英雄行为只能停留在故事层面;有了复盘,个人经验才可能变成全体飞行员都能执行的程序。航空工业真正的进步,往往就藏在这些枯燥的记录和反复验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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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试飞员并不是凭勇气临场发挥。他们接受过专门训练,熟悉飞机性能边界,能够在高负荷状态下完成复杂操作。训练内容包括发动机故障、液压故障、仪表失灵、飞控异常和紧急迫降等项目。平时练得越细,真正遇到问题时越不会被恐惧牵着走。
“按程序来。”
这句话听起来普通,却是飞行安全最硬的一道底线。
06
标题里的“八分钟”,容易被写成传奇;实际的价值,却在于它揭示了试飞工作的本质。
那不是一个孤立的勇敢故事,也不是一场靠运气赢下来的冒险。高空停车之后,飞机仍有可利用的速度和高度,飞行员据此进行操纵;发动机是否能够恢复,需要结合仪表和飞行状态判断;地面保障则为迫降提供条件。个人能力、飞机设计和组织保障,缺一不可。
如果只强调“飞行员没有跳伞”,容易把试飞误解成单纯的牺牲精神。真正专业的飞行员,不会把冒险当成荣耀,更不会为了保飞机而无视逃生程序。他们懂得在什么时候争取,在什么时候放弃,在什么时候必须把保全生命放在第一位。
李中华处置险情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他没有把飞机当作一件冰冷的装备,也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当成可以随意消耗的筹码,而是在飞机仍具备挽救条件时,完成了一次高难度判断。八分钟之后,战机得以保住,相关经验也进入了后续试飞和技术改进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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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史上,真正改变装备命运的,往往不是一场漂亮的表演,而是一次故障之后留下的完整记录。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程序必须细化,哪些警报要提前发出,哪些训练要反复进行,答案都来自飞行员与工程师共同面对过的风险。
所以,“万米高空突然没油”只是公众最容易记住的说法。更准确的核心,是一名试飞员在动力中断后,利用有限的高度和速度,争取恢复飞机控制,并把一次本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险情,转化为航空工业可以吸收的经验。
参考文献
《中国航空工业史》
《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史》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航空航天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军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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