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统一最近一次，成东晋输得最惨一次桓温第三次北伐为何兵败前燕

公元369年，东晋权臣桓温五十七岁。他一生最风光的事，是三次北伐。前两次，一次打进关中，兵临灞水，吓得前秦人把田里的麦子全割了，宁可让桓温饿着，也不敢让他就地取粮；一次夺回旧都洛阳，让东晋朝野沸腾。可这些胜仗，最后都因为后劲不足，功亏一篑。桓温不甘心，他太需要一个真正改变天下格局的功业了。于是，第三次北伐被提上日程，目标直指前燕。

这一次，他做了周密准备。五万步骑从姑孰出发，一路摧枯拉朽。先是拿下金乡，又命人凿开巨野泽，把水路连通到黄河。晋军战船沿河而上，声势浩大，前锋直抵枋头。枋头是黄河上的要冲，距前燕首都邺城只有两百里。消息传开，邺城全城恐慌。前燕皇帝慕容暐才十九岁，连夜与大臣商量，准备跑回辽东老家。朝堂之上，有人提议投降，有人主张迁都，乱成一锅粥。此时，只要桓温大军直进，邺城极有可能一战而下。

可桓温偏偏停了下来。

他不是不知道战机稍纵即逝，而是有自己的算盘。他太想赢，又太怕输。五万人马是他十几年攒下的家底，若在邺城城下碰了钉子，政治资本就全完了。所以他选择驻在枋头，等着前燕内部崩溃，等着慕容暐出降。谋士郗超急得不行，献了两个方案：要么立刻杀向邺城，速战速决；要么先占住黄河水路，与燕军对耗，耗到对方先撑不住。两个方案，桓温一个都没听。

就在这个空当，前燕的救世主登场了——慕容垂。这位仁兄，堪称前燕最能打的名将，论打仗，不在桓温之下。他看透了桓温的犹豫，立刻用几招致命的反击。

第一招，派兵袭扰晋军粮道。五万大军深入敌境，最怕断粮。燕军像一群饿狼，专门盯着桓温的运粮队咬。运粮的船只、车队屡遭截击，桓温后方补给渐渐吃紧。第二招，是桓温自己出了个昏招。他派部下袁真去打通石门水道，想靠水运保障后勤。可袁真苦战多日，石门始终凿不开。水路一断，桓温的战船彻底成了摆设，粮草也一天比一天少。更糟的是，慕容垂还派人截断了晋军从陆路撤回的通道，等于把桓温困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死局里。

到了九月，桓温终于撑不住了。他下令烧掉船只，带着士兵从陆路撤退。此时晋军士气已衰，粮草断绝，五万大军变成了疲惫之师。而慕容垂早就算准了桓温的撤退路线，亲率八千精锐骑兵尾随。他并不急于进攻，只是远远地盯着，保持着让晋军无法放松警惕的距离。桓温被这种压迫感逼得昼夜兼程，军队疲惫到极点。走到襄邑一带，慕容德伏兵忽然杀出，慕容垂的精骑也趁势夹击。晋军进退无路，被杀得尸横遍野，当场阵亡三万多人。桓温拼了命才逃出去，退到山阳时，手下士兵已经所剩无几。第三次北伐，就以这样近乎耻辱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很多人替桓温惋惜：如果在枋头不犹豫，直接打邺城，历史可能就改了。可历史没有“如果”。桓温之所以输，表面上是断粮，是不听劝，是遇到了慕容垂。但根源在于，他北伐的目的不纯。他不是为了东晋统一天下，而是为自己篡位积攒威望。所以，他不敢输，不敢赌，不敢把全部赌注押上去。偏偏在两军对垒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种“又想赢又怕输”的人。一个最高统帅，一旦有了私心杂念，他看到的就不再是前方的战机，而是自己的得失。桓温在枋头犹豫的那个月，前燕已经从恐惧中缓过神来，完成了部署调整，等于是桓温亲手送给了对手翻盘的时机。

更何况，东晋朝廷里，几乎没人真心希望他赢。桓温的势力每大一分，皇帝就危险一分。所以他在前方打仗，背后却没有全力支持，粮草只能靠单线输送。朝廷甚至暗中希望他失败，好保住司马氏的皇权。这样的仗，怎么可能长久？北伐，从来不只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桓温的悲剧在于，他把北伐当成了自己的政治筹码，可他的政治对手也把北伐当成了消耗他的战场。他实际上是在跟两个敌人作战：一个是明处的前燕，一个是暗处的朝堂。

果然，兵败之后，桓温为了挽回颜面，索性废掉皇帝司马奕，改立简文帝，权倾天下。但北伐的失败，已经耗尽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点运气。没过几年，桓温在抑郁中病死。自此，东晋再也没能发动一场像样的北伐。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刘裕崛起，才再次踏上中原——但那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了。

桓温离邺城，其实只差一个决定。有时候，毁掉一个人的，不是远方太远，而是脚下太犹豫。野心可以让人走得很远，但扛不起犹豫和恐惧的野心，终究过不了最关键的那道坎。枋头的黄河水日夜奔流，桓温等的是前燕的投降书，等来的却是自己的末路。这段历史写下来，总让人忍不住想：如果他在那一刻把心一横，渡河直取邺城，五胡十六国的格局会不会提前结束？东晋能否就此走向统一？也许能，也许不能。但至少，他不会在数年后临死前，握着儿子的手，说出那句“晋祚存亡，未可知也”的遗言。一切的答案，都淹没在桓温那天没有迈出的那一步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