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原到海洋，寻找生态损害背后的真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一起非法填埋垃圾案，需要查明污染范围、评估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一处高原山体滑坡，需要分析是否由人为活动导致；一起非法采砂案，需要确定海砂的来源、非法采砂范围、采砂方量并评估海洋生态损害程度……

这些看似不相关的案件，都离不开同一项专业工作——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作为我国司法鉴定领域“最年轻”的门类之一，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不仅要查明生态环境损害事实，还要对损害程度、修复方案和损害数额进行科学鉴定，为司法机关案件办理、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和开展生态修复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跟随司法部组织开展的“‘一带一路’法治同行”暨涉外法治建设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位于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这是我国司法鉴定领域的重要科研机构，业务涵盖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长期承担全国重大、疑难、复杂及涉外案件鉴定工作。

第一次办案，就遇到了“硬骨头”

在研究院，记者见到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室的鉴定团队。成立短短几年，这支由不同专业背景人员组成的年轻团队，已经办理各类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案件500余起。他们的工作足迹遍布雪域高原、江河湖海、森林湿地和城市乡村，在一次次现场勘查中寻找生态损害背后的科学答案。

郭雪艳便是这支团队中的一员。

2016年，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着手筹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室，并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建联合研究平台。2019年，长期从事生态环境研究的郭雪艳加入团队，从高校科研工作者转型成为国家首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一项全新的司法鉴定门类，没有太多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很多案件都是第一次遇到，很多技术方法都是在办案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郭雪艳说。

这种探索，很快便从她参与办理的第一起案件开始了。

从高校实验室走向司法鉴定一线，郭雪艳成长很快。她说：“科研可以围绕一个问题持续探索，但司法鉴定面对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需要在有限时间内查明原因、固定证据，为案件办理提供支撑。”

她参与的第一起案件，就是上海某郊区非法填埋“毛垃圾”案。随着案件调查深入，摆在鉴定团队面前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垃圾埋藏范围如何确定？最深埋到哪里？有哪些污染物？是否已经污染地下水和土壤？污染范围有多大？生态环境需要怎样修复？修复费用如何计算？

每一个问题都没有参考答案。白天，他们奔波于现场勘查；晚上，围坐在一起讨论方案、查阅文献。遇到专业问题，就向土壤、地下水、地质、水文等领域专家请教；现场钻探时，又向施工师傅学习钻机操作和地层判断。

为了赶在高温天气垃圾腐败加剧前完成勘查，团队几乎每天清晨便驱车一个多小时前往现场。垃圾一经开挖，刺鼻气味扑面而来，工作服很快被汗水浸透。

为了找到埋藏在地下深处的垃圾，团队首先调取不同年份的遥感影像，比对土地变化情况；随后利用物探雷达对近万平方米区域进行全面扫描，根据地下介质对电磁波的不同响应，锁定重点区域，再通过钻探验证。

最深的钻孔接近10米。由于垃圾成分复杂，即使采用套管护壁，钻孔仍不断塌陷，现场勘查持续了一个多月。

“最后挖出来的时候，塑料袋、织物、铁丝、床垫……什么都有。”郭雪艳回忆。

最终，团队综合垃圾清运处置费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修复费用、生态环境损害等因素，形成司法鉴定意见，为案件办理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司法鉴定不仅要查清污染事实，更希望让违法者真正认识到生态环境损害的代价。”郭雪艳说，“环境修复往往需要漫长时间，也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相比事后修复，最重要的还是守住生态保护的底线。”

上山下海，在现场寻找答案

从新疆草原到青藏高原，从长江口到南海之滨，只要发生重大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工作人员都会尽快赶赴现场。

如今，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室共有6名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博士鉴定人，以及2名负责实验室检测和野外勘查的鉴定助理。生态学、环境科学、地质学、遥感、海洋科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成员组成了一支跨学科团队。

他们调查过非法采矿导致的草原生态破坏，参与过秦岭非法猎捕羚牛案件，评估过违规喷洒农药造成的动植物死亡，也经常受理群众身边的噪声污染、光污染等环境纠纷。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固定的办案现场，也没有固定的工作节奏。

“很多案件都有很强的时效性。”郭雪艳说，“污染现场会随着天气变化、施工活动甚至潮汐涨落发生改变，我们必须尽快赶到现场，把最关键的证据固定下来。”

今年4月，一起发生在西藏的非法破坏山体案件，让团队再次踏上高原。涉案人员未经审批私自挖山建房，在施工过程中造成山体滑坡，不仅堵塞了317国道，还损坏了通信设施。为了查明滑坡是否由人为活动导致，研究室联合地质专家赶赴现场开展调查。

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远比大家预想的更加严酷。刚下车不久，队员们便陆续出现头痛、胸闷、呼吸急促等高原反应，稍微蹲下查看地形，起身时眼前便一阵发黑。

但现场调查不能等待。大家一边吸着氧，一边开展勘查工作：对照历史遥感影像分析山体变化，利用无人机获取现场三维数据，并结合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信息开展综合研判。“西藏高原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山体遭到破坏，如果不能及时治理，后续还可能引发新的滑坡。”副研究员张骏彧介绍说，团队对山体开挖前后的地形变化、坡体结构和稳定性进行研判，再与地质专家共同论证不同修复方案。“复杂环境损害案件往往不能依靠单一技术作出判断，需要把遥感分析、现场勘查、地质工程等不同专业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还原损害发生过程，为成因分析和修复方案制定提供依据。”

最终，团队提出5套修复方案，并综合生态保护、工程可行性和治理成本等因素，形成了司法鉴定意见，为后续生态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海上的调查又是另一番考验。

2022年，在海南某大型人工岛项目中，办案机关发现有人非法开采海砂。非法采砂范围有多大？采走了多少海砂？造成了怎样的海洋生态损害？这些都直接关系案件定性和生态赔偿。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团队连续多日在海边开展现场调查。

烈日暴晒下，海滩表面温度很高，仪器设备被晒得发烫。调查人员需要趁着潮水变化，一次次往返于岸边和采样点之间，完成海底测量、沉积物采集和现场记录。

无人机航拍、水下声呐探测、钻探取样、海洋沉积物分析……不同专业人员分工协作，再结合水动力、生物资源调查等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最终确定了非法采砂范围、采砂方量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程度，为案件责任认定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提供了关键依据。

在助理研究员程宽看来，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监测不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面对的是司法案件，每一个数据、每一项结论都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我们不仅要回答有没有污染，更要分析污染形成原因、环境损害程度，以及相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程宽说，“很多案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每到一个新的现场，都意味着新的挑战。”

几年间，团队几乎走遍了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损害现场。

办案十分辛苦，成就感也是实实在在的。

郭雪艳说：“每办完一个案件，我们都希望少留下一处生态伤痕。虽然修复需要很长时间，但只要能够让破坏者依法承担责任，让生态环境得到恢复，这份工作就是值得的。”

每一个案件，都是一堂新的实践课

相比传统司法鉴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涉及生态学、环境科学、地质学、水文学、海洋科学、遥感等多个学科。一项鉴定往往需要实验室检测、现场勘查、模型分析、修复方案设计等多个环节，也常常需要不同专业人员共同完成。

“很多案件都是第一次遇到。”郭雪艳说，“每接到一个新案件，我们都会问自己：损害是怎样发生的？需要哪些专业共同参与？有没有更科学的方法把问题解释清楚？”

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室里的每个人都保持着不断学习的状态。

副研究员董如茵加入研究室近3年。刚参与鉴定工作时，她每次出现场心里都会有些忐忑，生怕遗漏任何细节。一次次跟着团队开展现场勘查、参与案件讨论，她逐渐明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每办完一个案件，我们都会复盘讨论，哪些地方还能做得更好，哪些技术还能进一步完善。”对她而言，现场也是最好的课堂。

近年来，研究室不断将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测、地理信息系统、生态模型等新技术应用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实践，并把办案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科研课题，推动相关技术不断完善。

张骏彧对此感触很深。“科研更关注探索未知，而司法鉴定首先要回答案件中的具体问题。”他说，“每一项分析结果最终都有可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因此每一个数据、每一次推算、每一项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可靠的科学依据之上。”

近年来，团队在环境损害评估、生态修复、污染溯源等方向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不少研究成果应用于鉴定实践，不断提升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和规范化水平。

在研究室主任马栋看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这项工作起步时间并不长，很多案件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很多技术方法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他说，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涉及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遥感、海洋科学等多个学科，面对复杂案件，仅靠单一专业很难完成鉴定任务，必须依靠团队协同、优势互补，才能形成客观、科学的鉴定意见。

几年间，研究室逐步形成了一支由不同学科背景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从现场勘查、实验室检测，到数据分析、模型构建，再到修复方案制定，团队成员各展所长、密切配合，在一次次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

马栋说，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份鉴定意见背后，都凝聚着不同专业人员的智慧和努力。我们希望用科学的方法还原事实，用客观的证据服务法治，让每一份鉴定意见都经得起科学和法律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