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少将救下近九万红军，建国后毛主席下令：一定要找到他

八万六千多人从江西出发时，身后有一张正在收口的网。

网的一头，握在蒋介石手里；另一头，却被一个国民党少将悄悄撕开了一道口子。

这个人叫莫雄。

一九四九年，叶剑英南下广东前，毛主席特意交代，要找到莫雄，妥善安排他的工作。这个名字一出现，就不只是旧军官的问题了。

那是红军生死关头欠下的一笔账。

莫雄不是从一开始就站在共产党这边的人。

他一八九一年生，广东英德人，小时候家里穷，放过牛，也到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做过小伙夫。十六岁那年，他参加同盟会，后来追随孙中山，打过护法、东征，在粤军里一步一步做到少将旅长。

他是旧军队里出来的人。

可他心里一直有一根刺。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培植嫡系，排斥异己。莫雄所在的粤军系统受到打压，他对蒋介石的做法越来越不满。

到上海后，莫雄见到了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严希纯这些人。他起初未必清楚他们全部身份，只知道这些人谈起国家前途，不是官场那一套。

后来，他提出想参加共产党。

李克农没有马上点头，而是把话说得很明白：他在国民党里资历老、门路广，暂不入党，更方便做事。

莫雄记住了那句话。

对党有利的事，就尽力去做。

一九三四年，机会来了，也危险来了。

蒋介石任命莫雄为江西德安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让他去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这个职位，按道理是红军的对手。

莫雄拿到委任状后，却先去上海找老朋友。

他把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安排进自己的司令部。表面上，是组建“剿共”机关；里面坐着的，却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

这一步很险。

险到一旦露馅，莫雄不只是丢官，是要掉脑袋。

一九三四年夏秋之交，庐山牯岭，国民党方面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和德国军事顾问制定新的合围方案，后来被称作“铁桶计划”。

那份计划不是几句口号。

地图上画着格子，哪支部队、哪一天、到哪个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推进时还要架铁丝网、筑碉堡线，一层一层往瑞金压过去。

中央苏区已经被第五次“围剿”逼到很小的范围内。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约八万六千余人，正卡在这张网里。

莫雄坐在会场里，看见的不是战功。

是死局。

会议文件有厚厚一叠，装在公文包里很沉。莫雄把它带回德安后，立刻找来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人。

他没有绕弯子。

“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

这句话撂下去，几个人都明白，不能等。

他们先用秘密电台把“铁桶计划”的要点发向中央苏区。可要点还不够，红军要突出去，必须知道敌军具体部署、路线和时间。

详细文件怎么送？

项与年站了出来。

他把绝密内容用特殊办法写进几本字典里，先装成教书先生上路。越靠近瑞金，关卡越密，盘查越严，教书先生反倒容易惹眼。

路上，他捡起石头，对着自己的嘴砸下去。

四颗门牙掉了。

他把自己弄成乞丐模样，脸上带血，衣服发臭，挨着关卡往前走。士兵看他一眼，嫌恶地挥手骂：“滚！滚！”

他就这样滚过了一道道封锁线。

几天后，项与年把详细情报送到党中央手里。中央红军已经收到简要电报，如今又拿到全套部署，判断更有底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

蒋介石的“铁桶”还没完全箍紧，红军先走了。

这不是说长征只由一份情报决定。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缩小、战略转移准备，都是大背景。可在那个关口，莫雄送出的情报，让中央看清了合围的时间和刀口。

晚一步，八万多人就可能被锁死在苏区腹地。

莫雄没有上长征路。

他还在国民党系统里。

一九三五年，他调到贵州毕节任职。红二、红六军团经过毕节一带时，他仍以“剿共”为名，行掩护之实。部队撤到城外山沟，红军从毕节通过，少了一场硬仗。

蒋介石很快知道了。

莫雄被扣押，以“通共”罪关进南京军法处，一关就是一百五十天。报纸上甚至出现了要严办他的声音。

他没有喊冤。

这条路是自己走的。

后来抗战爆发，莫雄又在粤北同中共组织合作抗日，释放过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到一九四九年广州解放前夕，他因“通共”嫌疑被国民党方面追杀，只身避到香港。

门一关，他成了旧时代留下的人。

可北京没有忘记他。

广州解放后，叶剑英打听到莫雄在香港，派人带着亲笔信去请他回粤。莫雄回到广州后，担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后来又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省政协等处工作。

有人只看见他的旧军衔。

毛主席和叶剑英记得的，是一九三四年那只公文包，是几本字典，是项与年被砸掉的四颗门牙，也是八万六千余人抢在铁桶合围前迈出去的第一步。

一九五六年，莫雄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

天安门上，他又见到了项与年。一个当年交出情报，一个当年送出情报，二十多年过去，两人都老了。

照片里，莫雄站得很正。

一九七九年，莫雄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第二年，他在广州病逝，八十九岁。

他的晚年没有枪声。

办公室里，纸页摊开，老人低头写下自己的经历。那支笔落到一九三四年时，仍绕不开那份“铁桶计划”。

那是他这一生最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