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ICE特工武装突袭农场！退伍军人、教授、工人人生彻底崩塌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不可逆转地改变当天在场许多人的生活。

上午10点过后，圣地亚哥——一名来自墨西哥的无证农场工人，刚在这座温室工作三周——看到特工涌入。当他们把枪口指向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的工人时，他以为他们是军队士兵，感到一种原始的恐惧。

“害怕自己会遭遇什么，也害怕抛下我的女儿们，”这位三个美国公民女儿的父亲回忆道。

随着突袭消息传开，一群抗议者聚集在外面。其中包括当地大学教授约翰·卡拉韦洛。大约下午12点50分，他捡起一名边境巡逻特工向抗议者投掷的冒着烟的催泪瓦斯罐，将其扔过特工头顶——这一举动将在数月后的庭审中被从各个角度剖析。

到下午2点30分，特工已向抗议者发射了多轮化学弹药，数百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在旁协助。温室保安乔治·雷特斯驾车穿过混乱现场，准备赶赴下午3点的班次，直到他遇到一排特工，他说这些人喊出相互矛盾的命令。

“感觉就像没人指挥，”曾在伊拉克服役的陆军退伍军人雷特斯说。“就像一群列兵……（他们）没有训练，没有协调，没有缓和局势的措施。”

航拍画面显示，当他倒车时，他的车很快被催泪瓦斯烟雾吞没。几分钟内，警察砸碎了他的车窗，朝他喷胡椒喷雾，并把他按倒在地。

美国国土安全部（DHS）表示，在7月10日针对该州最大合法大麻品牌玻璃屋农场位于卡马里奥和卡平特里亚的两处设施的突袭中，他们带走了14名未成年人和361名成年人。一名男子死亡——56岁的农场工人海梅·阿拉尼斯，他从温室屋顶坠落30英尺。

接下来的几天里，圣地亚哥、卡拉韦洛和雷特斯的亲人在他们于狱中遭受恐惧和恐慌时疯狂寻找他们。一年后，这三名男子仍在重建自己的生活。

“现在当我看到深色车窗的车，我就会担心，”圣地亚哥说。“一切都变了。”

作为洛杉矶激进移民清扫行动的巅峰之作，玻璃屋突袭体现了定义唐纳德·特朗普大规模驱逐行动第一年的高调、暴力策略。

当地支持墨西哥原住民家庭的非营利组织“米斯特克/原住民社区组织项目”副主任吉纳维芙·弗洛雷斯-哈罗表示，这些突袭是“联邦政府能逍遥法外的试金石”。“他们把界限推得越来越远。”

在移民特工在明尼阿波利斯开枪打死两名美国公民、引发政治和公众愤怒之后，这些强硬策略适得其反。当地领导人表示，执法随后转向了更安静、系统性的方式，即在住宅、当地监狱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预约地点进行定点逮捕，这与全国趋势一致。

但新的资金、最近逮捕人数的激增以及上个月两起涉及ICE的杀人事件，引发了暴力卷土重来的阴影。而大麻农场突袭的余波继续在这个南加州农业中心扩散。

像圣地亚哥这样的家庭在持续的ICE逮捕中艰难愈合。虽然支持移民的网络志愿者激增，但像卡拉韦洛这样的活动人士表示，他们面临联邦恐吓运动，从黎明前的逮捕和对组织者住宅的突袭，到ICE特工驾车冲撞社区巡逻员。雷特斯是在突袭后起诉政府寻求正义的少数人之一。

在回应查询时，DHS未对这三名男子的经历发表评论。发言人劳伦·比斯表示，移民官员在卡马里奥抗议活动中“躲避子弹拯救儿童”时“遭到暴徒袭击”，她指的是一名被指控向特工开枪的嫌疑人。她表示对移民和童工违规行为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对这三名男子来说，这次行动只是拘留和法庭中艰难磨难的开始。卡拉韦洛说，在他扔出催泪瓦斯罐几个小时后，警察将他扑倒在地，带到一个内部停车场，雷特斯已经坐在那里，因化学刺激物灼烧皮肤而痛苦地扭动。

雷特斯和卡拉韦洛都是美国公民，随后被带到洛杉矶大都会拘留中心，一座联邦监狱。经过三天的煎熬，这名保安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被释放。教授在一天后获释——保释候审，面临联邦袭击指控。

圣地亚哥和其他玻璃屋工人挤在洛杉矶市中心一座联邦设施寒冷的地下室牢房里。四个晚上后，圣地亚哥被送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阿德兰托拘留中心，在那里他将被关押近六个月。

约翰·卡拉韦洛的生活围绕着基层活动。作为加州州立大学海峡群岛分校的哲学讲师，他曾与学生一起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并在突袭前几个月一直在社区巡逻，提醒居民注意ICE的行动。

但在洛杉矶监狱的黑暗时刻，他感到想要退出政治生活的诱惑。获释后，关于短暂监禁的噩梦扰乱了他的睡眠。九月，大陪审团以重罪袭击罪起诉他。他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那是发自肺腑的，”38岁的卡拉韦洛回忆道。“打击太大了。”

但一位朋友的话让他安定下来，成为他的个人座右铭：“约翰，我们不能在恐惧中行事。你必须从力量的位置出发。”

在全国范围内，数百名抗议者因阻碍或袭击移民官员而被捕，但检察官一直难以定罪。

卡拉韦洛四月的审判也不例外。检察官声称他将罐子瞄准了特工；他的辩护律师辩称，视频显示他是出于自卫将其扔过他们头顶。在为陪审团播放的执法记录仪画面中，一名特工说：“我们会像之前一样把他们熏个半死。”

陪审团审议了两个小时后裁定卡拉韦洛无罪。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

随着监狱威胁不再迫近，卡拉韦洛重新投身社区组织工作。他正在帮助建立一个跨工会的法律网络，为面临政治迫害的工人服务，同时撰写一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他加入了一项集体诉讼，挑战特朗普短暂的“反武器化”基金。

但卡拉韦洛说他并不“感到更自由”。

“法庭上的胜利，当然，可能在法律意义上让我自由，”卡拉韦洛说。“但是，你看，我们看到移民行动仍在升级，人们仍在ICE手中丧生。”

当圣地亚哥17岁离开墨西哥并在奥克斯纳德定居时，他的生活陷入了规律的节奏：在番茄农场长时间轮班，晚上练习足球。

“我在这里已经将近23年了，但感觉像三年。我不知道时间都去哪了，”40岁的圣地亚哥说。“就是工作。”

在阿德兰托，时间慢如蜗行。他参加绝食抗议，要求规律用餐。他阅读圣经，每天与妻子通电话。

当女儿们在三个月后前来探望时，他一岁的女儿已经褪去了婴儿肥。五岁的女儿问他什么时候从这个奇怪的工地回家。在家里，七岁的女儿发脾气，哭喊着要爸爸。

在十二月的一次法庭听证会上，他听到法官用英语说：“一万美元保释金。”他的心先是一升，然后一沉，不知道钱从哪里来。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把女儿们抱在怀里？”圣地亚哥说。

他的妻子已经花光了积蓄来支付法律费用。绝望中，她联系了圣地亚哥以前的足球教练。他毫不犹豫地借出了这笔钱。

圣地亚哥在一月获释，但解脱很快变成了焦虑。在等待工作许可申请处理期间，他的脚踝监视器、每两周一次的报到和遥远的开庭日期不断提醒他自由的附条件性。

“作为一个一直在工作的人，现在我觉得被困住了，”圣地亚哥说，他一直在为女儿们的大学学费存钱。“我在毁掉我女儿们的未来。”

圣地亚哥的回家是一个例外。非营利组织805UndocuFund的项目经理比阿特丽斯·巴苏尔托追踪加州中央海岸三个县的ICE逮捕情况。她说，绝大多数玻璃屋家庭仍然支离破碎。突袭后有200多名工人被驱逐出境，许多人是在几天内。巴苏尔托认识一个此后陷入无家可归境地的家庭，一个哺乳婴儿与母亲分离，被驱逐者努力适应他们农村的家乡，还有父母在试图重新进入美国时再次被拘留。

在突袭将雷特斯推到全国聚光灯下之前，他过着安静、独居的生活。

渴望摆脱混乱童年的雷特斯在18岁时加入美国陆军，在压力下学会了纪律和解决问题的技能。2022年光荣退伍后，他做了一名保安，把空闲时间花在两个年幼的孩子、健身房和电子游戏上。

玻璃屋突袭将他卷入采访和与政界人士会面的旋风。

“这迫使我进入这种必须发声的境地，”26岁的雷特斯说。

“（我）意识到我们作为公民实际上多么不受保护，获得正义是多么疯狂，”他说，“尤其是面对像ICE这样的政府机构时。”

人们可以根据1871年的民权法起诉地方和州警察——但该法不涵盖联邦官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乔安娜·施瓦茨表示，最高法院几十年来一直在缩小其1971年裁定的范围，该裁定认定存在起诉联邦特工的隐含宪法权利。学者们警告说，这种问责制的缺失放大了特朗普激进驱逐行动的危险。

“看起来ICE官员确实在完全不受惩罚地行事，”施瓦茨说。

雷特斯的诉讼采用了一种未经检验的法律理论，他在正义研究所的律师希望这能开辟一条新途径。他们的论点依赖于加州一项允许人们起诉任何干涉其宪法权利者的法律，但该法律尚未成功用于对付联邦官员。

这不是去年夏天突袭后产生的唯一重要法律斗争，全国范围内针对移民官员的诉讼浪潮即将到来。阿拉尼斯的妻子和女儿已就其死亡起诉政府和玻璃屋农场。虽然DHS否认责任，称特工并未追捕阿拉尼斯，但诉讼指控联邦特工使用了导致他坠落的过度武力，且事后未能提供医疗服务。

DHS未对雷特斯和阿拉尼斯家属提起的诉讼发表评论。被阿拉尼斯家属指控未能妥善确保屋顶通道安全的玻璃屋农场未回应查询。

2026年7月10日，即突袭整整一年后，阿拉尼斯的亲属参加了晚间弥撒。当耶塞尼亚·杜兰听到牧师说出她安静、勤劳的叔叔的名字时，感觉不真实。

“他的名字现在如此光荣，”杜兰说。“我希望我们得到正义。”

在一次演讲中，卡拉韦洛感谢了他的支持网络：“人民——你们，我的社区——救了我。”

雷特斯通过在泳池边庆祝女儿四岁生日来纪念这个周年纪念日。他在联邦监狱时错过了她三岁的生日派对。在最后一刻，他决定也参加守夜活动。在那里，他被暴力逮捕的记忆像电影一样重播。

“那很可能就是我，”雷特斯说。

守夜活动中缺席的是一年前随着ICE到来消息传开而挤满道路、焦急等待里面亲人消息的家庭。像圣地亚哥一样，许多人现在避免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在家中度过了周年纪念日，与女儿们珍惜每一刻时光。

几周后，在最终获得工作授权后，他开始申请工作。

“感谢上帝，又少了一个负担，”圣地亚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