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越强，周边越强？临深城市大爆发的增长新逻辑

南方财经记者赵晓晨

日前，广东21地市半年报已披露完毕。不出意外，深圳继续稳坐全省头把交椅；意料之外的是，临深城市正迎来“大爆发”。

今年上半年，中山GDP同比增长6.0%，创近五年最好成绩；东莞以5.1%的增速首次在半年维度超越佛山；惠州作为广东第五城，也实现了3.0%的增长，增长体量较大；受益于深圳“飞地”深汕特别合作区30.2%的高增速，汕尾也实现了4.7%的增长。

这些临深城市的集体爆发，并非简单的产业梯度转移。深圳正沿着轨道和跨海通道向外辐射势能，成为“跨城配置资源的产业组织中心”——研发在深圳、中试在周边、量产在湾区，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同发展。

这场始于地理邻近、成于产业链重构的变革，或许正是广东从双核驱动走向多极增长的第一个明确信号。

今年上半年，广东地市中最大的黑马非中山莫属。

在一季度5.7%高增速的基础上，中山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上半年，中山GDP达2097.01亿元，同比增长6.0%，创下近五年来最好半年成绩。

拆开看，中山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看结构，中山上半年先进制造业增长8.0%，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高达19.9%；看行业，中山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最为迅猛，达到21.9%，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而在两年前，中山增长最快的行业还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如今已悄然变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中山规上工业增加值结构之变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其实显而易见——深中通道通车后，大量深圳企业将相关制造环节迁至中山，拉动中山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深圳净迁入中山企业168家，同比增长超200%；2025年，中山签约深圳项目超70个，总投资超150亿元；截至今年上半年，深中经济合作区累计引进深圳产业链关键配套企业超110家，总投资470.6亿元。

变化更明显的是集成电路产业。2024—2025年，中山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75.1%、28.5%，呈现跨级增长趋势。深圳存储芯片企业江波龙将生产基地落户中山后，通过云端协同平台打通两地研发制造数据，交付周期缩短30%。

再看珠江口东岸，东莞和惠州均在上半年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上半年，东莞GDP达6427.29亿元，同比增长5.1%，首次在半年维度上超越佛山。

东莞是与深圳产业协同最为紧密的城市，已经形成了“深圳研发+东莞制造”的双城协同发展格局。得益于深圳的高速增长，东莞自然也享受到了“红利”。

深莞协同最典型的当属凤岗镇，作为东莞紧靠深圳的镇街，其东、南、西三面直接嵌进深圳龙岗，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链特征。数据显示，东莞东南部的龙凤新片区规上工业企业3217家，其中60%以上深度嵌入深圳产业链。

今年上半年，东莞快速增长的行业同样是电子信息制造业，其增加值同比增长8.4%，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手机产量分别增长37.0%、35.0%、17.7%。

与中山不同，东莞承接的是深圳AI产业链中更大规模的终端制造和硬件配套环节。深圳定义技术路线和产品方向，东莞强项在硬件，产业结构、产业链和AI产业高度契合。

以AI眼镜为例，东莞AI眼镜出货总量已突破400万台，全球占比接近五成。可以说，全球每两副AI眼镜，就有一副来自东莞。在东莞AI眼镜产业链的背后，来自深圳的华为终端提供产品设计，立讯精密、长盈精密提供整机轻量化服务，佰维存储提供高速数据存储、低延迟读写……

尽管惠州上半年GDP增速仅为3.0%，但其地区生产总值为3021.20亿元，位列全省第五。能在如此高基数上保持3.0%的增速，可见增长规模也比较大。

在全球AI产业化加速和新能源储能“抢装潮”的双重需求下，惠州机电产品出口979.1亿元，增长12.6%，电子元件、家用电器、电工器材等细分领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时，亿纬锂能等储能龙头订单饱和、满产满销，也支撑了新能源产业链相关出口。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汕尾今年上半年也实现了较快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为768.93亿元，同比增长4.7%。

尽管汕尾不属于地理意义上的临深城市，但由深圳主导开发建设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在上半年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上半年，深汕特别合作区GDP总量达150.64亿元，增速攀升至30.2%。其中，工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规上工业产值预计完成509.01亿元，同比增长78.7%，首次跨越500亿元关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汕尾工业投资增长15.5%，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65.3%。

亮眼的工业数据背后，是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强劲爆发。比亚迪在深汕投资超300亿元，形成从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到电池PACK的全产业链贯通。近日，比亚迪基地开展大规模招聘，岗位总数超过9000个，是4个月前春季招聘规模的4倍多。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表示，这一轮临深城市的增长可以理解为深圳不再仅仅是一个行政边界内的城市经济体，而正在演变为一个跨城配置资源的产业组织中心。不同的临深城市形成了差异化的定位和分工格局，实现了深度协同发展。

这一轮临深城市的增长，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看，和过去有明显区别。

过去临深城市承接的深圳外溢，更多是成本驱动型。深圳土地变贵、厂房紧张、环保约束增强，部分加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环节便向周边转移。

但这一轮有明显不同。这一轮的变化体现在几个维度：速度更快，但并非低基数反弹；质量更高，先进制造和高技术制造的权重在上升。

林江举例，深中通道开通后，深圳产业外溢不再只沿着东岸向东莞、惠州扩散，而是跨过珠江口向西延伸，中山一跃成为直接面对深圳辐射的前沿节点；东莞的增长既来自内需修复，也和外向型制造及供应链活跃密切相关；深汕合作区30%以上的增速虽有一定低基数效应，但反映的是大项目投产、产业导入和基础设施成型后的集中释放。

而这种变化背后的推动力，可以从三个层面深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产业正从“成本驱动”转向“产业链驱动”。深圳土地面积有限，产业能级却在持续提升。以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终端为例，深圳的优势在于研发、算法、芯片设计、系统集成、品牌和场景，但这些产业离不开大量的制造和配套环节。

这些环节不可能全部集中在深圳中心城区，而是按照成本、空间、人才、物流和产业基础在都市圈内重新布局。中山的半导体存储、惠州的PCB、东莞的智能终端制造，正是在深圳产业链向外延伸的过程中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过去深圳企业外迁，很多时候是整厂搬迁，企业走了，和深圳的关系就弱了。但现在更多是产业链环节的重新分布：研发在深圳，中试在深圳或东莞，量产在周边，市场面向全国。”林江表示，深圳对周边的拉动路径，正在从“深圳企业搬出去、周边城市承接产能”，转向“深圳定义技术和市场方向、周边城市共同参与产业链分工”。

第二个层面，供应链安全和协同效率重要性大幅提升，企业布局的逻辑变了。企业没有一味选择“出海”，而是更看好大湾区内部融合红利。对深圳企业而言，把关键配套放在大湾区内，比转移到更远的地区更有利于研发响应和物流效率。

随着“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提速，深中通道打通珠江口东西两岸，深惠城际、深大城际、深汕高铁等跨市轨道项目加速成网，大湾区“1小时通勤圈”初具规模，“临深”的内涵从单纯的地理相邻，转变为时间距离、制度距离和产业距离的全面缩短。东莞、惠州、中山、汕尾这类城市，自然成为首选。

第三个层面，是临深城市承接能力的提升。深圳与其和这些城市竞争，不如主动协同。东莞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链升级、中山“工改”腾挪产业空间、惠州瞄准新能源电池等赛道发力，这些城市在主动建设产业平台、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基础设施对接。这种互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双向奔赴”，承接能力上来了，外溢才能落得了地、扎得下根。

在都市圈发展早期，核心城市往往通过要素集中形成显著的“虹吸效应”。但当核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土地供给、用工成本、环境容量的约束越来越强，产业链自然会向外寻找更优配置。在这个阶段，核心城市同时向外释放资源、带动周边发展。

“深圳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深圳越强，周边不一定会越弱。关键取决于周边能否承接住深圳产业链、创新链和人口流动的溢出。从上半年数据来看，东莞、中山、惠州和深汕正在不同程度上承接住这一轮产业外溢，而且承接的内容比过去更高级、更系统。”林江说。

临深城市的集体爆发，或许正是广东从广深双核驱动走向“网络化协同”的第一个明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