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闻记者，记录下妻子与精神疾病抗争的20年，看哭数百万人

1995年，戴安娜王妃在BBC镜头前说了一句话，震动了整个英国：“我患暴食症已经好几年了。这是一种秘密疾病。”

在此之前，从未有王室成员如此公开谈论精神疾病。戴安娜说出这句话时，她已经在白金汉宫的卧室里独自催吐了十多年，导火索是查尔斯王子摸了一下她的腰，说“胖了”。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呕吐，但所有人都说：“戴安娜情绪不稳定。她才是问题所在。”

一位王妃，拥有世人艳羡的一切——权力、才华、美貌、名声，唯独无法公开承认自己得了同一种病。

2025年， 北京大学 一项覆盖全国四万余名青少年的研究显示，中国青少年疑似进食障碍的检出率高达21.18%——每五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个需要警惕。这一数字较十年前（7.8%）翻了近三倍。全球范围内，进食障碍的终身患病率为2%至5%。而在所有精神疾病中，神经性厌食症的死亡率是最高的。患者中女性约占96.9%。

而其中能够推开精神科诊室大门的，不到三分之一。

作为一种精神疾病，进食障碍贯穿所有阶层。 如果连戴安娜的暴食都会被归结为“她情绪不稳定”，那么一个普通人呢？

永田丰隆是《朝日新闻》的社会新闻记者，两度获“贫困新闻奖”。2002年秋天，他29岁的妻子开始大量进食后催吐。他熟悉的妻子忽然变得陌生。而他对此毫无头绪。

此后五年，她始终拒绝去精神科，嘴里反复说着小时候大人教给她的话：“我不要跟那种人待在一起。”“被关进铁笼子里一辈子就完了。”

五年。这个数字与不到三分之一的就诊率叠在一起，指向同一个事实：让一个患者推开精神科诊室的门，甚至比患上疾病本身还要漫长得多。

20年间，妻子先后经历了进食障碍、PTSD、酒精依赖、妄想症，直至认知障碍。 在见证妻子如何与疾病共生、最终“幸存”下来之后，永田丰隆将他们20年的抗病历程写成一部纪实作品——《我的妻子是一个幸存者》。他说：“我想看见那些在社会中隐身的存在。我想带去光亮。”

这是一部关于照护与偏见的私人记录。身为照护者，亦是社会新闻记者，他撕开现代社会中精神障碍患者及其照护者所面临的困境，更尖锐地指出：

社会支援的缺位与公众的偏见，是比疾病本身更隐蔽、更沉重的障碍。

《我的妻子是一个幸存者》

[日]永田丰隆 著

202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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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初显：她为自己搭建的避难所

“妻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毫无头绪。”

——永田丰隆

婚后第四年，34岁的永田丰隆发现，29岁的妻子患上了进食障碍。

在周末的购物中心，她的眼神会突然改变。便当、刺身、点心、碳酸饮料，她忘我地把商品丢入筐中，对丈夫的搭话毫无回应。一回家，食物被高高堆在桌上。“我要做正事，别烦我。”然后，她把食物送进嘴里，吃到普通食量的三倍，再抓起塑料水瓶把自己关进厕所。呕吐声和冲水声交替响起。

从厕所出来的她，面颊凹陷，脸色发青，手脚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一样冷。她用这双手，再次把食物送进嘴里。就这样，她往返于厨房和厕所之间，直到天黑。

这不是偶发事件。不分昼夜，循环往复。

有一句话，妻子时不时脱口而出：“催吐，是我自己的房间。”只要感到痛苦难捱，随时可以逃进去。只要待在里面，就会觉得安心。

而更令人心痛的是：这个“房间”，建于远比婚姻更早的过去。

电影《夜空中总有密度最大的蓝色》剧照

妻子出生在西日本的一座城市。父亲心情不好就对她拳打脚踢，从她记事起，脸上和身上伤痕不断。母亲视而不见，只说“没有你我早就离婚了”。高中时，同学一句“好胖”成了导火索。深夜暴食催吐，不仅能减肥——将腹中食物吐干净的瞬间，也能将暴力和冷酷的话语忘个精光。

暴食催吐成了她跨越人生困难的支柱，成了她唯一的避难所。

当痛苦没有出口的时候，人会破罐子破摔把自己砸出一个洞来，无论是暴食催吐把自己掏空来缓解“阻塞”感，还是酒精成瘾把自己灌醉来让自己变成“鱼肉”来自毁，都是因为没有个“接纳痛苦”的空房间。希望这些痛苦的人不必因为情绪问题和精神问题成为“医疗难民”，不必用身体当作痛苦的容器。

——柱子哥，《向阳而生》《我还想看见》作者，本书推荐人

但这间“避难所”没能永远庇护她。2007年春天，也就是妻子出现进食障碍五年后，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打破了平静。

妻子遭遇了性侵。

她的话语里开始出现“那个男人”。一旦外出，街上行人的脸就变成了他。独处时，“那个男人”仿佛潜伏在阳台之下，让她想要一跃而下。唯一能让她平静的暴食催吐也失去了作用。

同年夏天，她三次吞下大量安眠药，不久后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

往后的几年里，进食障碍之上又叠加了PTSD、解离性障碍、妄想症和酒精依赖。她的体重在24到28公斤之间浮动，作为对比，一个成年女性的骨骼重量约20公斤。“完全看不到恢复的希望。”永田这样写道。

电影《夜空中总有密度最大的蓝色》剧照

疾病之外，还有另一重绝望。

暴食催吐的日消费在五千到一万五千日元之间。永田的工资和奖金加起来也不够，存款全部见底。他卖掉了车，从金融机构借款，可次年夏天，额度又到了上限。

妻子崩溃大哭：“我的存在只会让你不幸。”

直到一天夜里，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

“喂，去借高利贷吧。”

因为亲历，所以看见：他们为何隐身？

妻子患病之后，周围的风景在永田眼中也发生了变化。

大阪中之岛的河边住着很多露宿者。此前从未注意过他们的永田，在被债务追击的那些日子里，开始不自觉地注视那些身影。

社会活动家汤浅诚曾指出，深陷贫困状态的人拥有某种“隐身性”：“看不到身影，看不到状态，也就不会被视为问题。”

隐身的何止狭义的贫困。拼命隐藏起只能靠暴食催吐来治愈自己、一路活下来的妻子，以及他自己，不都是隐身的吗？

作为社会新闻记者，永田的问题意识被妻子的疾病彻底重塑。他开始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说台阶是身体障碍者的障碍，那么精神障碍者的障碍，又是什么？

电影《夜空中总有密度最大的蓝色》剧照

在日本，对精神疾病的偏见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

二战后的经济腾飞期，庞大的精神患者群体被视为社会发展的负担，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鼓励建设精神病院、放宽强制入院条件，病床数从1957年的6万余张暴增至1995年的36万张。1968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曾派遣顾问赴日调查，发出严厉警告，但日本的选择，是将更多患者关进封闭病房。

直到今天，日本仍有约13万人因“医疗保护入院”被强制送入精神科，占所有精神病入院者的一半。普通人几乎没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精神疾病患者。

“看不到，所以害怕；害怕，所以隔离；隔离，所以更加看不到。”这一恶性循环，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当永田向周围人袒露妻子的病情时，常收到意料之外的说教。“都是因为你不够严厉。”有人平心静气地说“放在封闭病房就好了”。妻子因身体生病去医疗机构，常遭遇露骨的厌烦表情，有时被直接拒绝收治。

更残酷的是，这种偏见已被当事人内化。妻子拒绝去精神科看诊期间，反复说着：“我不要跟那种人待在一起。”“被关进铁笼子里一辈子就完了。”

这种思维的代价，是她的病情进展了五年才去精神科就诊。

“她是在拼命活下去”

在妻子发病以来的二十年中，永田没有一天不思考她的死亡。

激烈的暴食催吐，毫无节制地酗酒，大量服药，自残。全都是一不留神就会丧命的行为。

他曾认为妻子在实践“慢性自杀”，对无法阻止妻子的自己感到无力。

但在这二十年中，有一些时刻，他隐约看到了别的东西。

有一次，夫妻俩一起参加戒酒自助团体时，妻子曾站起来发言。她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说：“虽然我还无法想象康复到底是什么状态，但我想和丈夫过上普通生活。”

在仅限女性的自助团体里，她听到了很多同样被创伤所苦、在不同依赖对象之间徘徊的女性的故事。永田看着她们，妻子的形象逐渐与她们重合——不是为了快乐才酗酒，而是为了逃离生存的痛苦。

电影《夜空中总有密度最大的蓝色》剧照

美国精神科医生坎泽恩提出过“自我治疗假说”：成瘾性疾病的本质不是“沉溺快乐”，而是“缓解痛苦”。为了缓解内心的伤痛才使用酒精或药物，进食障碍也是一样。

回顾妻子的患病历程，永田发现：酗酒的时候，催吐的时候，割开皮肤的时候，她都是想拼命从某物之中逃离。那些被童年虐待和成年性侵刻下的创伤，像幽灵一样盘踞在她的精神世界里，而暴食、酒精和自残，是她能找到的唯一“镇静剂”。

就像在快要饿死的时候得到有毒的饭团，如果不吃，就活不下去。

对妻子来说，精神科的治疗就等于对这些“镇静剂”放手。所以，接受治疗本身，就已经是充满勇气的行为。

永田终于明白，那是她顽强生存的姿态。“她是在拼命活下去。”

照护者的局限：一个丈夫的诚实自白

在讲述妻子如何与疾病共生的同时，永田丰隆做了一件绝大多数照护纪实不会做的事——他主动坦承了自己的局限。

“我对妻子的照护也无法被当成榜样，毋宁说，应该被诸位当成反面教材的地方有很多。”

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始终站在一个有特权的位置上观察妻子的苦难。“书中描绘的内容，是从‘生活在都市的男性正式员工’这一有限视角出发看到的光景。”如果换成一位住在小城市的女性非正式员工，照护一个男性精神疾病患者，医疗和福利的选择项会更少，时间和金钱会更紧张，来自患者本人的暴力也可能更严重。“当今的日本社会，恐怕像后者这样的案例才是大多数。”

他还承认了一个更根本的困境：哪怕离患者再近，照护者也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对方的精神世界。

书中记录了一段令人心碎的自白。

妻子的酗酒越来越严重后，永田内心有什么东西崩溃了。“我是你的奴隶吗？”“都因为你，我的人生全都荒废了。”

他开始用过分的词句咒骂妻子，把椅子扔到墙上，把东西砸到地板上。事后他震惊于自己的行为——他不久前刚刚采访过一位遭受家暴的单身妈妈。

“疑心的我，否认的妻子。我们不是夫妻，而成了警察和嫌疑人的关系。”

研究表明，男性照护者往往比女性更倾向于压抑情绪、延迟求助。他们更习惯用“功能性”语言描述压力——“我怕照顾不好”“我要撑住”——而非表达情感上的崩溃。他们倾向于把求助视为软弱。

同时，精神障碍人士的照护者普遍面临沉重负担，过半照护者存在中度以上的抑郁症状。疾病带来的“病耻感”不仅针对患者，也会蔓延至亲属，产生“连带病耻感”，进一步削弱求助意愿。

照护者同样在“隐身”。

电影《夜空中总有密度最大的蓝色》剧照

永田后来通过学习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成瘾性疾病患者家属”：对患者产生强烈的怀疑、愤怒、厌恶，陷入自我怜悯，又因为无力改变而自我评价不断降低。

但他也记录下了那些微小的、几乎是奇迹般的修复时刻。

停职期间，妻子从封闭病房给他寄来一封信：“一直以来，你已经写出了很多厉害的报道，不是吗。”

喝得烂醉、挥舞暴力的妻子，和用拿手好菜安慰他的妻子，是同一个人。后一种模样，他曾经忘记了。

照护不是单向的施与受。被照护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支撑着照护者。

“希望和我一样痛苦的人，不要再有”

2017年，同事提议永田将妻子与疾病抗争的经历写成连载。他抱着被拒绝的心理准备询问妻子，没想到得到了意外的回答：

“一定要写。我想让跟我一样痛苦的人少一些。被过往创伤留下的后遗症折磨的受害者虽然很多，但像我这样拥有一个记者丈夫的受害者应该没有。虽然我写不了，但写作是你的工作。你可以代我表达。”

“全都写出来。”妻子说服了犹豫的丈夫。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妻子仍和酒精依赖、认知障碍共存。她把自己最不堪的时刻交到了丈夫手中。精神科医师姚灏读完此书后说：“这是怎样一种存在于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之间的信任与托付啊！”

那个曾经说着“不要跟那种人待在一起”、害怕被贴上精神病标签的妻子，最终成了推动这本书出版的人。

书的末尾，永田写道：“虽然这本书的正式作者只有我一个，实际上却是我与妻子两人共同完成的作品。如果没有她从苦痛中幸存下来，在背后支持着我，就无法诞生这部作品。”

电影《夜空中总有密度最大的蓝色》剧照

在漫长的陪护与诊疗之后，幸存下来的妻子，状态已明显好转。

她戒了酒，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剪下《朝日新闻》的“天声人语”，一笔一画地抄写。她告诉永田，喜欢一天不落地完成抄写的自己。

永田的目光落在妻子脸上，写下了一行字：“笑容增加了。眼神拥有了光亮。脸色恢复了健康。”

“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后也一起生活下去吧。”

希望这本书，也能给那些仍在暗处独自摸索的人，带去一束光亮。

《朝日新闻》记者与患病妻子二十年抗病纪实

一个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的真实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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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8.3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