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抉择时刻，为时未晚？｜GBA编译

译者按 ·2026·08·03

2026年7月，北约峰会在安卡拉落幕，32国高调宣布多项防务合作，试图对外展示“跨大西洋团结”的强硬姿态。然而峰会背后，欧洲大陆正被能源价格飙升、增长停滞、物价飞涨和政治极右翼化等多重危机撕扯。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作者David Broder深入剖析了欧洲在“独立自主”口号与对美依赖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这场峰会更像是一面照出欧洲脆弱性的镜子，只要欧洲还有一天与美国深度绑定，独立自主的道路就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原题为“Behind the Scenes of Nato, Europe is Falling Apart”，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欧洲人，集结！”

这是欧盟外交事务代表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出的呼吁。“我们正在路上，抖落身上的尘土、穿上我们的战靴、开足马力向前进发”，卡拉斯对会上的听众说。卡拉斯把欧盟比作一群超级英雄，还引用了常被误认为源于《钢铁侠》的经典台词：“英雄由其所选择的道路造就，而非天赐的力量。”她断言，更多的军事开支以及对技术主权的推进，将使欧洲在这个愈发残酷的世界中坚定信心。

她这番话，与欧盟如今反复宣示的“独立时刻”遥相呼应。被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姿态刺痛后，欧洲各国领导人正谋求独自前行。德国总理默茨认为，欧洲“在安全政策上必须大幅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呼吁欧洲“对所有大国去风险化，以赢得更大的独立空间”。如今，欧洲领导人毫不讳言要走自己的路，力推自主生产半导体、发展本土能源，甚至建立联合核威慑力量。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想必会听到更多关于欧洲亟需自力更生的呼声。

Heroes are made by the paths they choose, not the powers they are graced with.

然而，尽管欧盟口口声声说要抵御外部威胁，最大的危险其实潜藏于内部。十年前，英国脱欧公投曾引发人们对欧盟将进一步分崩离析的担忧，但这并未成真。可如今，欧盟却面临着深刻的内部分裂。在欧盟最大、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法国，极右翼政党距离掌权之近，为二战以来所未见。而问题远不止于此。放眼整个欧洲大陆，无论是在荷兰还是丹麦，捷克还是保加利亚，那些长期盘踞政坛中央的政党，正纷纷失去曾经忠实的选民；失望透顶的选民们转而投向形形色色的替代选项。平稳不是欧洲当前的主旋律，动荡才是。

这种动荡的结果是自相矛盾的。从整个欧洲大陆的角度出发，欧洲确实正在团结自身，各国领导人纷纷吹嘘联盟正变得比以往都要有韧性。但是在成员国层面，随着各国国内政治局势日益动荡，欧洲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这有可能使得欧洲大陆陷入混乱无序中，阻碍欧盟实现独立自主的目标，并将其暴露在极右翼的虎视眈眈下。

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认为，我们处在“多重危机”（polycrisis）的时代——各种危机堆叠且总体影响比各个独立危机简单相加更恶劣。在欧洲，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叠加疫情冲击和当前旷日持久的战争，加剧了人们对“走向失控”的深刻感受。物价节节攀升，工资却原地踏步，本就捉襟见肘的公共服务还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气温升高带来的双重压力。在这黯淡的形势下，核心的政治问题在于：政府除了疲于奔命地“灭火”，是否还能为民众做得更多，给予他们真正的安心。

奔驰首席执行官康林松（中）表示，德国工业受到高能源成本和高税收的拖累（图源：纽约时报）

欧洲通过资金

援助项目应对危机，

但这远远不够

欧盟在疫情期间的应对，一度让人觉得也许它做得到。在疫情造成财政冲击后，欧洲的领导人采取了非常严苛的预算削减措施，社会与经济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2020年，欧洲各地陆续封锁，欧洲领导人显然不能只是继续“勒紧裤腰带”。欧盟于是打破长期以来对“共同举债”（collective borrowing）的禁忌，并向“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计划投入超过8千亿欧元的补助和贷款。

这份投入不仅是为了补贴民众收入，也是为了打磨欧洲的韧性。大部分投资被指定为绿色再工业化或数字化的资金。这更像是国家层面对民营企业的扶持，而不是真正的公共投资计划，但是标志着欧洲从过去十年的紧缩政策的教条中解放了一次。这一转变尤其影响了各州的财政回旋余地，因为债务危机期间常被选择性且惩罚性地运用的赤字规则得到了放宽。

西班牙和意大利是受资助额度最大的两个国家，展示了这种政策可能带来的效果。桑切斯（Pedro Sánchez）在马德里的泛左翼同盟和梅洛尼（Giorgia Meloni）在罗马的右翼政府属于政治光谱上的对立两端，但是二者存在一个公约数：均使用后疫情时期的欧盟资金来推动发展、遏制公共债务以及延缓政治危机爆发。尽管如今这些领导人的评价褒贬不一，至少多年来他们保持了比其他多数欧盟领导人更高的支持率。西班牙在削减电费和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方面成就卓越，而意大利则普及了其高速铁路基础设施。

然而，欧盟的巨额资金的作用终究有限。很多情况下，援助资金仅足以填补预算上的漏洞，许多已启动的基础设施项目却不得不延迟或面临成本超出的状况。2019年，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称作是欧盟长期繁荣的关键支柱。但是因对气候议题持怀疑态度的政党长期反对，以及扩大军事生产的压力，欧盟最终下调了协议中的目标，包括阶段性淘汰油车的计划。这与后疫情资金的效果如出一辙：在能源多元化方面，只留下断断续续、时进时退的进展。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也是又一次错失的良机。作为对战争的回应，欧盟切断了与莫斯科的经济往来，并试图完全替代掉俄罗斯的油气资源。起初，欧洲领导人承诺这将有助于加快绿色转型并推动更彻底的能源独立。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却转向了诸如大幅增加从美国进口天然气之类的短期权宜之计；一些国家甚至倾向于继续依赖俄罗斯。德国关闭了其核反应堆，而法国等国则反其道而行之。

俄乌战争还存在另一个负面影响。当欧盟国家在对乌援助问题上摇摆时，军备议题也重新端上台面。上调军事开支成为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共识。这种转变在德国尤为明显，其国内主流政党在2025年选举后放宽了公共开支的限制，但仅限于那些涉及军事和相关基础设施的部分。从欧洲整体看，国防开支正逐渐取代“绿色新政”，成为集体举债的主要目的。类似“重新武装欧洲”（ReArmEurope）和“欧洲安全行动”（SAFE）的项目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乌克兰一处“爱国者”防空系统发射架（图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这是否会是一种军事上的“凯恩斯主义”（译者注：凯恩斯主义指国家干预调节经济波动周期）？SAFE提供的1500亿欧元贷款，名义上不仅用于买武器，也要刺激再工业化、创造就业。可现有早期迹象几乎无法支撑这种乐观期待。更何况，一些国家对该计划兴致缺缺。SAFE最大的受益国波兰，正陷入争论：国防预算该优先支持欧洲本土生产，还是继续依赖既有的美国与韩国供应商？在罗马，梅洛尼也开始退出原定150亿欧元SAFE贷款计划，称意大利当下更迫切的是能源成本援助。

以上现象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欧洲领导人未能将后疫情时期的援助资金妥善投入到长期的能源独立和可持续经济复苏道路上，反而提出“再军事化”作为凝聚欧盟的主要议题和底层战略。但是再军事化与倾尽全力的绿色再工业化不同，它既不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也无法遏制严重困扰欧洲民众的物价问题。失望的选民似乎对领导人塑造的“安全捍卫者”形象并不捧场。相反，越来越多人变得愤世嫉俗，感到被异化，且愈发地亲近极右翼。

特朗普与欧洲的

“怪异”双人舞

这一切背后都有特朗普的影子。他对欧盟的攻击——其政府曾将欧盟贬损为濒临“文明抹除”的边缘——以及他对本土主义政党的支持，是欧洲走上独立道路的主要催化剂。但是欧洲独立经常看起来像是恳请各成员国更好地履行自身在大西洋联盟中的义务。北约秘书长吕特（Mark Rutte，前荷兰首相）似乎坚信欧洲人的首要义务是让美国继续对这个联盟保持兴趣——哪怕代价只是购买更多美国武器。

某种意义上，特朗普的敌意反而把欧洲领导人推向了一种更怯懦的依赖。比如冯德莱恩去年7月签下的那份贸易协议，名义上是为了确保特朗普继续承诺欧洲防务。可即便欧洲领导人高喊“要靠自己”，他们仍接受了一份不对等的交易：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天然气、吞下关税、并取消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后来，特朗普威胁要“夺取格陵兰”，该协议被暂时搁置；但到了5月，欧洲议会又投票决定继续推进。

该事件说明无论欧洲如何反感特朗普，美国仍然是话事人。说到底，北约成员国承诺将5%的GDP投入防务开支也是应特朗普的要求。而且，军费开支并非一切。对于波兰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华盛顿依然是主要的盟友，尤其是在当前欧洲强国例如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如此难以预测的情况之下。与此同时，欧洲在技术、能源与支付体系上也依旧高度依赖美国公司与美国体系。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欧洲自立，更像是重新谈判欧洲作为美国“次级伙伴”的定位。借用伊斯梅男爵（Hastings Lionel Pug Ismay，1950年代的北约秘书长）的调侃，核心仍是“把俄罗斯挡在外面，把美国留在里面”——至于德国会走向何方，则不必太过忧心（译者注：伊斯梅的原话是赶走俄国人，请来美国人，压制德国人）。这一路径深刻影响着欧洲外交：说到底，欧洲的目标不是疏远特朗普，即使那意味着对他在加勒比与中东的强硬行径压低批评声量。

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026年6月10日发布的一项调查，在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11%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创历史新低，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图源：联合早报）

欧洲独立自主

仍然任重道远

其实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这个方向上，欧洲独立自主的含义是欧洲作为全球系统的一个支柱，为国际法和绿色转型树立世界典范。这当然并非纯粹无私。欧洲不可能单靠自己削减全球排放，但若能摆脱化石燃料依赖，就能减少未来遭遇类似“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这类冲击时的脆弱性。而特朗普政府近期制裁国际刑事法院（ICC）的成员说明，也表明捍卫法治首先是为了保护欧洲公民免受骚扰与胁迫。

为了站稳脚跟，欧洲需要拓宽自身的盟友圈。欧盟近期在这方面的确有所进展：同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达成了贸易协议。但欧盟对中国采取的立场仍然是一个长期未解的难题。今年5月，卡拉斯称需要“吗啡”或“化疗”来应对欧洲对中国过度依赖的“疾病”。部分领导人，特别是西班牙的桑切斯，已经开始推进一种更为务实的方针，重点关注技术转让和规范外资。以上措施再结合在欧洲本身就发达的领域的投资，例如风力涡轮机生产、绿色氢能技术和生物能源，有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复苏的一剂良方。

这些不仅仅是地缘政治问题。真正通往独立的路径，还能在国内与联邦两个层面促进大陆的凝聚，修补破碎的社会契约。在布鲁塞尔，独立自主的道路将推动更优惠的能源、更乐观的经济前景，以及更好的稳定性。世上没有灵丹妙药：即使欧洲成功地削减能源成本，或创造大量工作机会，或遏制住通货膨胀，也无法一夜之间解决移民和身份问题产生的冲突。但是更独立的欧洲可以激发选民对民主程序的更多信心，且有助于一定程度上抑制他们的怒气。

仅仅一次北约峰会很难说明欧洲独立取得了任何进展——毕竟这一机构就是美国的盟友。关于欧洲大陆的军事生产、防务合作甚至组建一支欧洲大陆军队，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亟待解答。但是，从欧洲民众的福祉出发，欧盟需要做的绝不仅是迎合华盛顿的期望。欧洲需要做的是最终摆脱美国的阴影，能够保护欧洲经济的根基，并开始赢回那些一度被民族主义的诱惑所吸引的选民。

正如卡拉斯所说，欧洲部长们并不披着斗篷、拥有超能力。但她至少在一点上说得没错：欧洲或许没有压倒性的力量，却可以选择更好的道路。而现在，仍不算太晚。

2026年，亚洲新西兰基金会的年度调查显示，81%的新西兰人认为与亚洲发展关系很重要。图为新西兰国会大厦（图源：联合早报）

本文作者

David Broder

欧洲政治专家。

本文译者

罗行健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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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周宇笛

排版｜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