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情人张氏兄弟，命运多悲催？越受宠越没后路，最后死得很惨

长安，公元704年冬，武则天病居迎仙宫，宰相宋璟却在朝堂上反复追问一件事：张昌宗究竟该不该依法处置。

这场争论表面上围绕一桩占卜案，背后牵动的却是整个宫廷的权力结构。一个年过七旬的皇帝，身边站着两个年轻宠臣；一边是依靠诏令和恩宠维持的张氏家族，另一边是等待李唐皇室重新掌权的老臣与禁军。

张昌宗、张易之并不是凭空出现在宫廷里的无名之辈。他们出身官宦之家，祖父张行成曾任唐初宰相。这样的家世，让兄弟二人具备了进入上层社会的门槛，却不足以解释他们为何能在短短数年间越过重重官阶，走到皇帝身边。

真正改变他们命运的，是武则天晚年的政治需要。

武则天称帝以后，朝廷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本人。她既要压住李唐宗室，又要平衡武氏亲族，还要处理复杂的官僚集团。长期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皇帝往往需要一批可以直接传达意志、又不容易形成独立派系的人。

张氏兄弟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

他们年轻，出身不低，善于应对宫廷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权力并非建立在一支强大的军队或完整的官僚集团之上，而是建立在武则天的个人信任上。这样的权力来得快，扩张得也快，但根基始终悬在皇帝的态度上。

一、从官宦子弟到宫廷近臣

公元697年，张昌宗进入武则天的视野。史书记载，太平公主曾向母亲推荐张昌宗。张昌宗得到召见后，又将兄长张易之引入宫中。

兄弟二人先后成为武则天身边的近臣。关于他们与武则天的关系，史书并不避讳其中的亲密性质，但后世笔记和文学作品又添入许多夸张描写，真假混杂。能够确定的是，他们获得了皇帝罕见的信任与宠爱，并由此改变了张氏全家的政治地位。

张昌宗先后任散骑常侍等职，张易之也担任司卫少卿。这样的官职本身已经不低，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品级，而是他们可以频繁出入禁中，接近皇帝决策核心。

武则天还设置控鹤府，后来改名奉宸府。张易之任长官，张昌宗任副长官。这个机构带有浓厚的宫廷色彩，人员来源和职责都不同于传统政务部门。它的存在，说明张氏兄弟并非普通的宠臣，而是被纳入了武则天晚年特殊的权力安排。

朝廷中的正式官职，讲究资历、品级和程序。奉宸府这样的机构，却让张氏兄弟拥有了另一条接近皇帝的通道。官制之外的信任，往往比官制以内的名分更有力量。

有一次，张易之在宫中听候召见。武则天问：“今日朝中可有急奏？”

张易之答道：“政事皆由宰臣分理，陛下只须安心调养。”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体贴，实际也透露出一种危险：宠臣开始把自己放在皇帝与群臣之间，既替皇帝挡住麻烦，也可能替自己截留信息。

张氏兄弟的母亲臧氏被封为太夫人，家中亲族也不断得到升迁。张昌宗、张易之的兄弟张昌仪等人，逐渐在地方和中央获得职位。一个人的受宠，很快变成一个家族的扩张。

值得一提的是，张氏家族早有官宦背景，却没有形成足以独立支撑政治的传统势力。他们的荣宠几乎全部来自武则天，因此只能不断依靠皇帝继续施恩。一旦这份恩宠出现裂缝，家族成员便很难各自站稳。

这也是张氏兄弟后来最致命的弱点。

二、恩宠如何变成权力

武则天晚年并非完全不理政事。她仍然掌握诏令、任免和军政大权，只是年事渐高，身体状况恶化，处理政务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许多事务先由宰相和中书门下拟议，再由皇帝裁决。张氏兄弟则凭借近侍身份，把持了大量接触皇帝的机会。他们未必能够独自决定天下大事，却可以影响谁能见到武则天，哪些奏章先被听取，以及某些官员在皇帝面前呈现出怎样的形象。

这类权力不容易写在官职上，却足以令群臣忌惮。

公元701年，李显重新被立为太子。李显的身份很特殊，他既是武则天的儿子，也是李唐皇室恢复秩序的重要象征。李旦为相王，太平公主同样活跃于政治中心。宫廷中同时存在皇帝、太子、相王、公主和宠臣几条权力线，任何一方的过度扩张，都会引发其他力量警觉。

张氏兄弟偏偏处在几条权力线的交叉点上。

公元702年，李显、李旦和太平公主曾为张昌宗请封爵位。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张氏兄弟并不是一开始就与李唐宗室全面对立。为了维持宫廷秩序，皇室成员也曾对他们释放善意，甚至参与为其请功。

政治关系并非一开始便泾渭分明。只是在宠臣权势持续上升后，合作逐渐让位于防备。

张昌宗和张易之的官职越来越高，家族成员也不断得到照顾。朝臣发现，许多常规的资格与资历，在张氏面前似乎可以被轻易绕过。对于依靠科举、军功和行政资历向上爬升的官员来说，这种现象自然会造成强烈的不平。

张氏家族中，张昌仪在洛阳任职时的一些做法，也加深了外界对其家族的负面印象。史书记录了他在官场上倚仗权势、对官员态度轻慢的事情。细节可能带有史家取舍，但这类记载之所以反复出现，至少说明张氏家族已经成为朝廷舆论中极其醒目的对象。

“张家如今说一句话，抵得上别人十年苦熬。”

这样的议论未必出自某个可以确证的官员之口，却反映了当时官场对权宠的共同感受。越是靠近皇帝，越应当谨慎；张氏兄弟却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他们掌握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相权，也不是禁军兵权，而是一种依附皇帝的中介权力。它看似灵活，实际很难获得稳定的政治盟友。别人向他们靠拢，多半是为了求官、求情或避祸，很少有人愿意把家族前途真正押在两个宠臣身上。

一旦形势改变，昨日的门客很可能成为今日的证人。

三、朝堂上的反张声音

张氏兄弟的威势上升，并没有让朝廷更加安定。朱敬则、魏元忠、宋璟等人，都曾对他们的特权提出批评。有人认为张氏兄弟干预政务，有人指责其家族借皇帝威势谋取利益，也有人担心他们继续扩大影响，会危及太子和李唐宗室的安全。

这些声音并不完全出于同一种动机。

有的官员维护的是官僚制度和行政秩序，有的人则希望李唐皇室重新掌握实权，还有人只是对张氏家族的升迁速度感到不满。所谓“倒张”，并不是一个内部意见完全一致的集团，而是多种政治诉求在特定时刻汇合后的结果。

魏元忠曾因言辞触怒权贵而遭到打击。宋璟则态度更为直接，他不愿把张昌宗的问题处理成普通的宫廷纠纷，而是要求依照法令审查。两人的共同点，在于不接受张氏兄弟以皇帝宠爱作为免罪理由。

武则天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她知道张氏兄弟受到非议，也知道朝廷中有人借反张之名试探皇权。但在身体尚可、权力仍然牢固时，她可以压下这些奏章。

问题在于，到了公元704年，武则天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她长期居住在宫中处理政务，精力和行动都受到限制。皇帝一旦不能像过去那样亲自掌控每一个环节，围绕皇帝展开的中间权力便会迅速失去平衡。

张氏兄弟仍然想依靠旧有方式解决问题：请求武则天出面，压制弹劾者；利用近侍身份，减轻案件影响；对外显示皇帝依旧支持自己。

可朝廷各方已经开始为武则天身后的局面做准备。

有人向武则天进言：“张氏兄弟若继续留在禁中，恐怕朝局难以安定。”

武则天没有立即严惩，只是说：“朕自有处分。”

这类回答曾经足以让群臣退下。到了晚年，却未必还能消除他们的疑虑。因为所有人都清楚，皇帝的意志正在受到身体和环境的双重限制。

张昌宗涉及的占卜案件，成为反张势力抓住的突破口。公元704年，围绕占卜、图谶以及是否有谋逆意图的调查，引发了朝廷激烈争论。宋璟要求严肃处理张昌宗，武则天则试图将案件控制在可收拾的范围之内。

这不是一场普通司法审理，而是一次政治试探。

如果张昌宗可以凭皇帝宠爱安然脱身，说明张氏依然能够左右局面；如果他必须接受审查，甚至受到惩处，就意味着朝臣已经看到皇帝保护能力的下降。

武则天最后没有让宋璟完全按照原意处置张昌宗。张氏兄弟暂时保住了性命，却没有恢复从前的安全感。朝廷中的人也由此确定了一件事：张家并非不可触碰。

四、宠臣没有自己的退路

张氏兄弟最受宠时，曾经拥有大量财富和显赫地位，却很难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政治后路。

他们无法公开拥立李显，因为那等于否定武则天当下的统治；也不能全力依附武氏诸王，因为武氏内部同样存在利益冲突；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禁军将领身上，因为禁军是皇权最后的武力保障，不会轻易成为宠臣的私兵。

这使他们陷入一种尴尬处境：人人都知道他们有权，却没人认为他们可以长久。

李显被重新立为太子后，宫廷中的政治重心已经发生转移。李唐皇室不需要立刻公开挑战武则天，只要等待皇帝体力衰退，未来就会自然出现变化。张氏兄弟若想自保，必须同时处理好武则天、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以及朝臣之间的关系。

这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的优势是得到皇帝直接信任，弱点也是如此。宠爱让他们可以绕开正常程序，却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在不同力量之间建立妥协。张氏兄弟擅长宫廷内部的应对，却不具备长期整合官僚、宗室和军队的条件。

有意思的是，越受宠的人，越容易误判自己的权力来源。

张昌宗、张易之的地位来自武则天，而不是来自朝廷普遍认可。他们每一次出面干预政务，都会让更多官员感觉到制度被架空；每一次替亲族求取官职，又会扩大反对者的范围。权力越集中在他们手中，政治反弹就越强烈。

此时的武则天，仍然是皇帝，却已经不像早年那样能够随意调动所有政治资源。她可以保住张昌宗一时，却很难替张氏家族安排一个被各方接受的未来。

至于张氏兄弟的母亲臧氏，以及家族成员所获得的各种恩典，也都依赖同一份皇帝恩宠。家族表面上声势浩大，内部却没有稳固的制度根基。

这就是他们“越受宠越没后路”的真实含义。宠爱让他们迅速升到高处，也让他们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他们享受了权力集中带来的便利，同时承担了权力集中崩解时最先被清算的风险。

五、长生殿中的一夜

公元705年正月，张柬之、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大臣联合发动政变，目标是诛杀张易之、张昌宗，拥立李显复位。

这场政变并不是突然从宫门外冒出来的。此前，朝臣对武则天年老病重、张氏兄弟专权以及太子地位问题的担忧，已经持续积累。政变之所以能够发动，还因为参与者掌握了一定的禁军力量，并得到部分重要官员支持。

正月二十二日，政变军进入宫廷。张氏兄弟所在的区域成为关键目标。对于他们来说，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外朝，而是禁中。这里原本是他们凭借皇帝宠爱建立权力的地方，政变发生后，却立刻变成无法逃脱的封闭空间。

张易之、张昌宗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便在宫中被杀。武则天随后被迫退位，李显重新即位，改元神龙，史称“神龙政变”。

关于兄弟二人被杀的具体细节，正史记载存在不同侧重，但结果十分明确：他们的政治生命与个人生命，在同一天结束。曾经能够自由出入宫禁的宠臣，最后无法依靠任何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

武则天当时已经八十岁左右。她并非立即失去全部权威，但在政变军控制宫廷之后，个人意志已无法阻止局势发展。她被迁居上阳宫，随后接受李显复位的事实。

张氏兄弟的死，并不只是一次私人恩宠的失败。它直接切断了武则天晚年依靠宠臣维持宫廷秩序的方式，也让李唐皇室重新回到权力中心。

六、洛水桥南岸的结局

政变之后，张氏家族遭到追究。张昌仪、张同休、张昌期等人相继被处死，张家此前获得的官职、财富和政治关系迅速瓦解。

长安端门外、洛水桥南岸，张氏兄弟的尸体曾被示众。相关记载还提到，围观民众对尸体进行割取。这一幕极其残酷，却也符合古代政治清算中常见的示威性质：尸体被摆在公众面前，不仅是处置罪臣，也是在宣告某种权力已经彻底终结。

从宫廷近臣到三品官员，从家族显赫到尸身示众，前后不过八年左右。张氏兄弟的速度之快，在唐代政治史上十分罕见；他们败亡之迅速，同样令人侧目。

但把这场覆灭只归咎于兄弟二人的轻浮和张狂，也未免简单。个人性格确实影响了他们的选择，真正决定结局的，却是他们没有建立独立而稳固的政治基础。

武则天需要他们时，他们可以获得超越常规的荣宠；武则天无法继续控制局面时，他们便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李显、李旦、太平公主和朝廷老臣之间，虽各有盘算，却在关键时刻共同推动了权力转向。

张昌宗、张易之没有等到一个可以体面退出的机会。对于依靠皇帝私人信任崛起的人来说，退出本身就意味着交出全部权力，而交出权力之后，往往也无法保证安全。

神龙政变结束后，武则天的统治告终，李显复位。张氏兄弟留下的，不只是关于宫廷私宠的记载，也是一段权力结构发生断裂时的具体记录：恩宠可以打开通往最高权力的门，却很少替被宠爱者准备离开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