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了几年之后,据《华北治安战》记载,日军认为共军游击战术巧妙、势力扩大,无法轻易捕获。说到地道战,日军档案显示,日方对游击战的牵制作用已有评价,认为旷费时日、难以对付。
这话是有飞机、有坦克、有重炮的一方说的。他们占着城市,占着铁路,修起上万座碉堡把根据地一圈圈围住,结果难以轻易捕获对手,疲于应付。日军对这种仗深感疲于应付,陷入持久消耗和战略被动。
可他们等不来那场大会战。军事上被拖住,伪军在身后当两面派,抢来的物资又换不成钱——所谓"三个坑"只是后世形象化说法,并非当时军事术语,日军却是一脚一脚自己踩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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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打赢了,这种仗却不能再打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外的乔沟设伏,歼灭日军第5师团一部及辎重部队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九二式步兵炮1门。
全民族抗战打响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对日军打出一场完胜,"日军不可战胜"的说法当场破了。可详细战报送上去之后,得出的判断是这种仗以后不能再打。理由就摆在另一个数字里:115师这一仗伤亡600余人,而全师只有1.5万人。
平型关歼灭的是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及辎重部队1000余人,本土还能补。八路军折进去600人,得靠山里的村子一年年往回填。本钱小的一方经不起对拼,这笔账当时就算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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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推一个月,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开会,方针已经定死: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战原则十六个字——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会上还讲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部队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基本结束,游击战被推到了主要位置。到1938年5月,《论持久战》把这套打法抬到战略高度,划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把相持阶段点成通向胜利的枢纽。
相持,说白了就是让日军占着地却动不了,也退不出去。日军的反应,恰恰是把自己往坑里又推了一步。
1939年冬起,华北推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陆续修起3000余个据点、10000多个碉堡、5000余千米铁路、30000余千米公路,把根据地一块块围起来,光在这套锁链上就摆了日伪军3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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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链拉得越长,每一环上的人就越少。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在总长5600余里的华北主要交通线上同时动手,两天后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百团大战由此得名。
战役期间共作战1824次,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炸毁桥梁213座,正太路被拦腰切断,打击了日军交通线。
日军被迫从华中、华南急调两个师团回援华北。到1943年6月,日军侵华全部兵力36个师团60万人,敌后战场牵制其中的35万人,占58%,还有九成伪军被拖在这里。日本人想要的是一场了结中国的大会战,得到的是1824次没完没了的零敲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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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替日军站岗,晚上给八路军送情报
兵力铺不开,日军就得找人替自己站岗,这就是"以华制华"。伪军越招越多,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国境内伪军总数约118.6万人。
以冀鲁豫根据地周边为例,伪军从1941年的3万多人、298个据点,涨到1943年底的10万人左右、899个据点。可这批人日军自己也不放心。装备发的是老掉牙的汉阳造、中正式,训练基本靠喊口号,作战评估里反复写着只能维持治安、辅助作战,上不了硬仗。
伪军大多是本地人,和乡里乡亲牵着扯着,为饭碗敷衍的多,真心亲日的少。日军在文件里承认,这些人口口声声说要同生共死,却不采取任何行动,精神上远未达到理想境界。中共正是从这道缝里往下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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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苏北的新四军和地方政府印出"红黑簿""善恶录":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红黑簿记录善恶表现,并配合警告、争取和打击。对据点喊话时当众公布,还指名道姓,争取伪军家属劝说伪军反正。伪军最怕点名,家里人的一句话比什么宣传都灵。1943年,山东一年瓦解伪军7000多人,还在伪军内部建起1000多个眼线。
更麻烦的是"两面派":部分伪军被瓦解,部分转为两面派或建立内线关系。部分伪军出现敷衍日军、与抗日力量建立联系的情况。身后那些枪口到底朝哪边,日军自己也说不准,占领区就没有一天是踏实的。从外面松动还不算完,坑一直挖到了日军自己人身上。
1937年10月,八路军就定下了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处理原则。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开学,校长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他1940年3月到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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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最初只有11名学员,到1945年8月增加到300多人,五年间接收900余名战俘,其中500多人转变了立场,绝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反战组织。学员里53.8%是工人,其余是店员、农民、职员和商人,被俘时都是士兵或下级军官。
他们在课上学习政治经济常识、日本问题、时事、哲学等课程,随之明白自己不过是被送上战场的炮灰。1941年10月,学员森健经选举当上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一个战俘,成了根据地的议员。小林清的路走得最典型。
大阪商人家庭出身,1938年入伍,1940年在胶东作战负伤被俘,起初千方百计想逃。经改造后成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1945年3月正式任职。
日本投降后,小林清曾参与劝说拒降日军投降。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获日军官兵7118人,而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日人反战同盟成员将近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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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亿元法币砸进山东,砸出来的是北海币
前两个坑让日军占了地却守不住、招了兵却信不过,第三个坑直冲他们的命根子——以战养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强占天津、上海、香港的英美银行,把巨额法币倾销进根据地换物资,还大量伪造法币,另发毫无准备金的军票银券在沦陷区强行流通。仅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不下5亿元。
到1943年,那里的物价比战前高出50至100倍。这套手法的狠处在于:日军不用运一粒粮,印一批纸、倒一批假钞,就能把根据地的粮食、棉花、花生成车拉走。物价一飞,根据地自己先垮。
1943年初,经济学家薛暮桥被留在山东协助解决货币问题。他调研后给出的办法很硬:要稳住币值和物价,只能把法币赶出去,让抗币独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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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21日起,滨海专署率先停用法币,号召群众把手里的法币到北海银行兑成抗币,或者拿到敌占区去换回物资。同年秋冬,各战略区成立工商管理局,统一指挥这场经济仗。真正的创举是北海币不认金银、不认外汇,改行"物资本位"。
政府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拿出5000元购存粮食、棉花、花生等要紧物资。发行总量按根据地每人不超过30元控制。秋冬粮棉丰收就多放货币收购,还适当抬价,免得谷贱伤农。春夏青黄不接就抛售存粮,把货币回笼。
哪里价低就到哪里买,运到价高的地方去,各地物价拉平。钱到最后换的是粮食和棉花。谁手里攥着物资,谁的纸就硬。谁只会印纸,谁的钱就先烂在手上。1943年,山东根据地把至少6亿元法币排挤出去。1944年4月,日伪币和法币被彻底逐出市场,北海币成了唯一流通的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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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5月,伪钞对本币的比值已经从两年前的七元八元跌到一角上下。三个坑到这里咬合成一个死扣:要掠夺资源就得守交通线,守交通线就得分散兵力,兵力一散就得靠伪军填缺,伪军填的缺又变成情报的漏口。
好不容易抢来的物资,还换不成能在根据地流通的钱。据《华北治安战》相关记载,日方承认共军游击战术巧妙、势力扩大,牵制之力已成心腹大患。大军困死在中国战场,北攻苏联无力,南进太平洋也受兵力牵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算盘彻底作废。这笔账不是白算来的。
1941年到1943年,日军集中关内五成到七成以上的兵力和九成以上伪军搞总力战,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总人口从1亿减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到约4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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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的冀中"五一大扫荡",日军出动5万多人,杀害群众5万多人,留下"无村不戴孝,到处是哭声"的惨景。整个敌后,部队伤亡60余万人,平民伤亡890余万人。
所谓"三个坑"只是后世形象化说法,并非当时军事术语,说的是日军被自己的贪心一步步领进去的:要地就得分兵,要人就得用靠不住的人,要钱就得抢那些抢不走的东西。等到日方档案写下对游击战难以对付的感叹时,坑早就填了中国百姓的血肉,也埋了侵略者的全部盘算。
参考资料:
洛川会议: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求是网
延安把日军俘虏转变为八路军战士.新华网
北海银行在山东根据地的金融斗争.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他者"视角下的中共抗日游击战及其历史贡献.卢毅/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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