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军统命我党叛徒暗杀粟裕，没成想栽到4名女打字员手上

1948年上海，特务头子毛森怎么也想不通，扒掉他底裤的竟是门口那四个涂口红的打字员

194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一间办公室里传出一声脆响。

国民党王牌特务头子毛森，把自己最心爱的紫砂茶杯摔了个粉碎。

这老特务彻底破防了，整个人暴跳如雷，吓得门口的卫兵连大气都不敢喘。

让他崩溃的原因很简单：他精心设计的一个死局，又被人像剥洋葱一样破得干干净净。

就在几天前，毛森打出了手里最阴毒的一张牌——叛徒金柯。

这金柯以前是无锡的地委书记，投敌后为了纳投名状，那是疯了一样地乱咬人。

毛森派他潜入苏北解放区，任务只有一个：刺杀粟裕。

这招“回马枪”本来确实够狠，可金柯这哥们儿前脚刚踏进解放区，后脚就被那边的保卫部门像拎小鸡一样抓了。

紧接着就是一声枪响，直接送他见了阎王。

毛森怎么琢磨都觉得不对劲。

这种绝密情报，除了几个核心高层，连只苍蝇都不知道。

他把怀疑的目光死死盯住了军统内部的那几个少将，觉得身边肯定埋着中共的“超级卧底”。

可这杀人如麻的老特务到死都没想到，真正把他底裤都扒干净的，根本不是什么深海高层，也不是什么军政要员。

最危险的地方不仅安全，还很透明。

每天就在他眼皮子底下，涂着口红、穿着旗袍，见了他还嗲嗲喊一声“长官好”的四个女打字员，才是真正的“爆料王”。

这事儿说起来，真比现在的谍战剧还敢编。

这四个姑娘后来被叫作“军统四朵金花”，但当时她们过的日子，那真是在刀尖上跳舞。

故事还得从1946年说起。

当时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名义上是搞警备，实际上就是军统在上海搞暗杀、抓捕的大本营。

那里头每天都有进步人士被严刑拷打，墙壁上的血迹常年都擦不干净，活脱脱一个阎王殿。

就在这么个恐怖的地方，我党地下党员周明通过硬关系，把一个叫赵幼芷的姑娘塞了进去。

赵幼芷这姑娘背景硬得很，家里可以说是“满门忠烈”。

堂姐在电信局搞情报，亲弟弟在新四军当干部，她自己早在中学时期就跟着堂姐王月英干革命了。

组织上给她的任务就一句话：钉死在军统的心脏里。

赵幼芷也不含糊，进去没多久，就玩了一手漂亮的“连环套”，把另外两个姑娘傅亚娟和柳茂才也拉进了这个虎狼窝。

说到柳茂才的加入，中间还出了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乌龙”。

赵幼芷进了稽查处后，看柳茂才这姑娘为人正派，平时没事就骂国民党腐败，心里就琢磨着要“发展”她。

赵幼芷小心翼翼地试探，一点点灌输进步思想，搞得跟做贼似的。

最后觉得火候差不多了，赵幼芷向更上级的负责人陈来生汇报，说发现了个好苗子。

陈来生一查档案，直接乐了。

这哪是什么新苗子啊，人家柳茂才1946年就入党了，比你在那个部门的资历还深！

本来想发展个下线，结果碰上了老前辈，这乌龙闹的，俩姑娘差点没在特务窝里笑出声。

至此，四位红色女特工全部就位，一张大网在军统眼皮底下悄悄张开。

但是在军统当打字员，那可不是敲敲键盘那么简单。

稽查处搞的是“连坐制”，还有专门的“肃奸组”每天盯着你，翻抽屉、查宿舍那是家常便饭。

为了活命，这四个嫉恶如仇的姑娘，硬是逼着自己学会了“演戏”。

她们每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装成爱慕虚荣、没心没肺的小职员，跟那些满身血腥味的特务们打情骂俏。

那个管分配文件的校缮室主任宋江莹，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色鬼，平时最喜欢在女下属身上揩油。

姑娘们心里恶心得想吐，脸上还得堆满笑容，一口一个“宋伯伯”、“宋主任”，吃饭时还得主动给他敬酒。

不仅如此，为了套取情报，下班后还得陪那帮年轻特务逛公园、看电影、喝咖啡，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交际花”。

为此，她们在亲戚朋友眼里的名声彻底臭了，大家都戳着脊梁骨骂她们是“军统走狗”，甘心给反动派当玩物。

这种委屈，她们只能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能说。

情报就是这么一点点“骗”出来的。

因为打字技术好，特务们乐得当甩手掌柜，很多绝密文件都扔给她们处理。

有一次，宋江莹抱怨文件太多抄不完，赵幼芷立刻装出一副“想表现”的样子，主动要求加班帮忙。

这可把那帮懒特务高兴坏了，直接把档案柜钥匙都扔给了她们。

特务们的懒惰，就是我党最大的情报源。

那天晚上，为了抄送那份关于金柯刺杀粟裕的绝密文件，赵幼芷和柳茂才把门反锁，一个人在门口放风，一个人在屋里飞快地密写。

当时是大冬天，屋里没暖气，手冻僵了就用冷水激一下继续写。

为了取暖，柳茂才在脚边放了个电炉子，结果抄得太投入，裤腿烧着了都不知道，直到闻见焦味才跳起来拍火。

也就是靠着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那几年上海军统的一举一动，几乎是“单向透明”地传到了我党手中。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傅亚娟身上，这事儿现在听着都让人后背发凉。

那天傅亚娟下班回家，路上突然有人喊她的真名。

她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回头一看，竟然是新四军时期的老战友。

她刚想打招呼，心里猛地一沉——不对，这人如果还是同志，绝不会在大街上喊她的真名！

果然，那人已经叛变了。

傅亚娟还没来得及撤离，就被中统特务给抓了。

注意，抓她的是中统，不是她工作的军统。

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

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中统和军统也就是现在的“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那种关系，互相拆台，老死不相往来。

傅亚娟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普通打字员，什么都不承认。

中统查不到她的底细，又不想为了个小职员去跟军统那个庞然大物扯皮，关了几天找不到证据，居然把她给放了，企图“放长线钓大鱼”。

这就给了我党地下组织绝佳的机会。

陈来生立即安排赵幼芷在军统内部散布消息，说傅亚娟是因为家里逼婚逃回老家了，给她的失踪打圆场。

另一边，趁着中统特务中午吃饭盯梢松懈的空档，直接派人把傅亚娟接走转移。

等中统回过味来，人早就到了解放区。

到了1949年春天，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开始大撤退。

稽查处的主任秘书想把这对“业务骨干”赵幼芷和柳茂才带去台湾，还威胁说：“你们别想耍花样，这儿还留了人盯着呢！”

俩姑娘表面唯唯诺诺，心里早就把算盘打好了。

5月24日下午，她们以前往码头为借口，淡定地走出了那个工作了三年的魔窟，转身就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直到上海解放，公安局接管国民党档案时才发现，这四个姑娘在这三年里，硬是像蚂蚁搬家一样，把上千份核心机密情报送了出去。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毛森，到逃离大陆时都还在纳闷：共产党到底是怎么知道我要干什么的？

他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每次给他端茶倒水、让他觉得只是个“花瓶”的女打字员，才是真正要了他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