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力量塑造了“桐城现象”？ | 何兰生

“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

这样的豪语，也曾出曾国藩之口，以曾氏在晚清的地位和内敛谨慎的个性，肯如此对桐城高看一眼，仅仅是因为对桐城文章的推崇吗？六尺巷名动天下，张英以当朝大学士之尊，肯向普通人家低头，仅仅是因为谦让的美德吗？张廷玉以八十高龄，与乾隆皇帝争到抄家也不休，仅仅是因为不舍“配享太庙”之荣吗？吴汝纶坚辞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执意回桐城办中学，仅仅是因为乡土情深吗？陈独秀、钱玄同剑指桐城古文，又仅仅是因为反对桐城派理论吗？

这之中，是不是我们忽略了什么？或者说，是不是桐城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在底层运行着这一切，给我们演绎了200年不辍的文化现象？这特别的桐城力量，我不知何以名之，姑且称之为桐城之格。

一，“当仁则让”与“当仁不让”的人格

六尺巷的故事在桐城家喻户晓，在他地也广为人知。尤其是张英那首诗，“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每次想到、看到时，都情不自禁地默念一遍，并深深感叹：张英，真大仁大智也！

六尺巷仿佛是一个时光隧道，带我们穿越到300年前。一个念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际：张英的家人为什么邻里纠纷的微末小事，也要去惊动张宰相本人？按照一般电视剧的情节，桐城知县、安庆知府早就自动攀附，主动为张家谋利，吴家也断不敢有意见，更不敢争。但电视剧的情节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吴家坚持不畏缩，知县知府也没顺势攀附，以致张英家人不得不“千里来书”求援。由此可以看出，张家的家风乃至当时的桐城社风，还是有格的。

六尺巷的故事让人开悟的是，当你得意时千万不要忘形，不要忘记你是谁。如张英，哪怕你已位极人臣，也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不过是一个来自僻远山乡的普通人，别看现在爵禄高登，最后还是要回到起点，与这山、这水、这里的人相见，最终也是归于这山上的一抔黄土，与这里的山川草木同朽。

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太把自己当回事？人就是人，都是天地造化的产物，人生的起伏，不过是生命自然的律动，高一点低一点，得一点失一点，都不过是瞬息的荣辱，又何必太执于此呢？得意时，与人方便也就是与失意的自己方便。得意时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因为太把自己当回事，就要端着、撑着、勉强着、强扭着，最后反而落个不是那么回事。反而不如不太把自己当回事，自己也不跟自己较劲，别人也不会以圣人的标准来苛责你、以审判的心理来针对你，你可能反而当成了回事。

同样，当你失意时、弱势时，你不能向命运低头，不能把自己太不当回事。而应该相反，要把自己当回事。如吴家，虽然不如张家地位高，但涉及宅基地，该争还是要争。不争，自认的权益就会丧失，还会给外界一个屈服权贵的印象，张家也未必承你的情，自己则一辈子憋屈，活一世人不像个人样。所以，吴家虽弱，也没有把自己太不当回事。

正是张英的没有太把自己当回事，与吴家的没有把自己太不当回事，产生化学反应，张家退了三尺，吴家感动也退了三尺，形成了一个“共让”的六尺巷佳话。

让与不让，不在于形式上。有时候，让是不让，不让是让；有时候，太把自己当回事，结果当不了回事，而不太把自己当回事，反而当了回事；有时候，不把自己太不当回事，反而被当回事了，而把自己太不当回事，就真的当不了回事了。

张英的儿子张廷玉，八十多岁了，为了雍正遗诏许给他的“配享太庙”尊荣，硬是与乾隆争执不休，以致被乾隆抄了家。但张廷玉硬是没有放弃坚持，对他来说，你乾隆可以不遵先帝遗诏，但我该得的，我决不放弃。也许有人说张廷玉太执着于虚名。是，配享太庙是臣子的巨大尊荣，清代配享太庙的异姓大臣，张廷玉是唯一汉臣、唯一文臣。但这又怎样？30年后，老年乾隆还因此叹息：“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鄙薄之意终其身而不散。

但张廷玉的“不让”，是一个文人最坚硬的风骨、最坚持的倔强！他“不让”的，不是虚名，不是你帝王扔出来的一根肉骨头；他“不让”的，其实是一个人的尊严，是一个朝廷的信用，是一个读书人立于天地之间的正气。为什么要让？是我该得的，我为什么要放弃？尊严不能丢，信用不能失，正气不能散！何况，我张廷玉的“不让”和坚持，还是在尽一个臣子的最后忠心，为你乾隆维持一分孝子的体面。

还有人说，张廷玉的“不让”，是在自保，是在效法唐朝郭子仪的“自污”，通过贪图虚名来矮化自己人格，从而解除帝王的担忧。我只能说这是权斗戏看多了。在那个“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能有什么权力的野心？何况，张廷玉没有郭子仪当年的再造殊勋，更没有郭的号召力，门生故吏再多，在皇权之下也都是土鸡瓦狗。也就是说，乾隆并没有感受到皇权被威胁，从他好整以暇地收拾张廷玉，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什么朝堂的剑拔弩张，这不过是帝王的权力任性。说穿了，就是自信加任性的乾隆对老臣的看不惯、不待见而已。

如张廷玉，在面对强大的乾隆时，没有畏缩，没有把自己太不当回事，他的“不让”和坚持，最后还以“无字碑”的形式，诉于山川河岳，载入浩浩青史。张廷玉不把自己太不当回事，最后赢得了“当回事”的权利和尊严，乾隆不得不屈服了。

当仁则让，当仁亦可不让。张英遇弱让，乃大仁；张廷玉遇强不让，乃大勇；张英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张廷玉不把自己太不当回事，当回事足矣，乃大智。大仁大勇大智，就是桐城文化“当仁则让”与“当仁不让”的人格。

二，“穷不丢书”与“富不丢猪”的命格

据《清代各省进士数量》梳理，清代安徽51个县共出进士1194人，位列全国第十，平均每县不到24人，而桐城县就有138 人‌，占安徽全省10%以上。 因此被称为安徽“进士第一县”。 及至当代，桐城又出了近20位院士，被称为“院士之乡”。这样的人文与科学之盛，不能不与两句俗语密切相关。那就是“穷不丢书，富不丢猪”。

但这句桐城俗语，可能不少人理解有偏差。这“穷”不是贫，而是失意，它的反义词是“达”；这“富”确是富裕，与它对应的不是“穷”，而是“贫”。

把这一俗语展开来理解就是，发达的时候不“丢书”理所当然，因为，为官必须读圣贤书，不读书理不了政。这俗语强调的是没发达、失意时不能“丢书”，因为你不读书，你就没有发达的机会，更没有治理一方的资格。而且，你的不“丢书”，还是在为有朝一日机会与资格来临时做准备。

同样，家贫的时候不“丢猪”是当然之意，因为养猪是贫困农家主要肉食和副业来源。这句俗语提醒的是富裕后也不能“丢猪”，固然也有经济上考虑，但主要还是告诫不忘本。

综合起来，这两句话就是提醒桐城子弟：无论得意失意，都要读书；无论贫穷富裕，都要养猪。读书和养猪，是中华农耕文化耕读传家的文化符号。

可能有人说，读书是读书人的事。不错，读书人，也就是知识分子，读书是一辈子的事。但不是知识分子就不用读书吗？务农，打工，做生意，有没有头脑，有没有眼光，判断准不准，决断快不快，就是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能发展起来？有的人一辈子原地踏步？说起来是见识问题、是机会问题，但见识不是凭空而来，机会也要你能抓住。

而读书，是让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是非成败、得失寸心，早有人经历过、感悟过，成功者不过是避开了雷区，走在正确的一边。即使读书无法改变你本人的命运，你养成的读书气，也会在你的孩子身上种下读书的种子。读书，迟早，迟迟早早，都会改变你、改变你家族的命运。

但这多少还有点功利之心。真正的读书，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本能，是出离了功利。当然，我们读书很多是从功利起，有得失虑，但一旦读起来了，最后就终身难戒，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因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会思考。读书最根本的就是打开思维之窗，让思想翱翔，让你的思维从“必然”走向“自由”。

虽然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那只说明人类思考得还不够，等到思考进入“自由王国”，发笑的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就成了自己的上帝。人在读书中、思想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形塑新我。

虽然大家都在说“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但很多人都把重点放在前一句，强调“不丢书”。“不丢书”是人生进取阶段的必须，但后一句“不丢猪”更为重要，那是人生守成阶段的诀要。

“不丢猪”的本质是不忘本，它有三层意思：

一是要不忘自己从哪里来，不忘自己曾经“养猪”，提醒自己珍惜今日，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世间高歌猛进的人很多，但有多少人倒在人生的后半场，成为一个令人唏嘘的残缺美、断截美、丑陋美。他们确实是“不丢书”，但他们忘记了“不丢猪”，在“不丢书”之后，自以为真的进入“自由王国”，其实，他们可能还是在“必然王国”打转。他们过于意气风发，太把自己当回事，太把自己当个人物，以为人物人物，就是要人要物、有人有物。那是什么？是人执、物执、名执，哪里到了“自由王国”？分明还是“必然王国”的奴隶。

如果你这时候猛击一下自己，大喝一声：我不过是个“养猪人”出身！你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是特那么回事吗？还有那自以为是的“自由王国”仙气吗？你也就会在“不丢书”后，实现人生的圆满。也许那时候，你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到达“自由王国”。

二是要不忘当年一起“养猪”的人，要为他们谋福祉。对农民，要永远怀有一份善意。

不忘本，那“本”是什么？当然是自己的“养猪人”出身，更是“养猪人”群体！你来自“养猪人”群体，是“养猪人”群体凸显了你、托举了你，你是“养猪人”的骄傲，也是“养猪人”的希望，更是“养猪人”的代表，还是“养猪人”改变命运的契机。

这时候，你不为“养猪人”说话，谁还为他们说话？你都不说，还指望别人来说？你不为“养猪人”做事，谁还来为他们做事？你只顾自己“上岸”，那“养猪人”群体指着谁？什么是忘本？“丢猪”就是忘本！忘记农民就是忘本！不为农民说话做事，就是忘本！

三是不忘精神原乡，我们是农耕文化，不要进城了，住楼房了，开上车了，就忘了我们农的底色。

农的底色为什么选择“养猪”这个符号呢？因为家猪是农业的伙伴，是人类最早驯服的动物之一，“家”这个字从造字时就是对农家生活的写真，房子下面有头猪，就是一个农民的家。农民的家从养猪开始，农民的文化也从养猪开始。

不“丢猪”就是不忘农的底色。农的底色是什么呢？它是绿，是俭，是韧，是和。这是农耕文化的基石，也是任何人进取的支撑和底线。

“不丢书”在上，给我们目标和标杆，引领我们向上进击；“不丢猪”在下，给我们支撑和底线，护佑我们守好后方。“不丢书”难，“不丢猪”更难！“不丢书”激发的是豪情，“不丢猪”验证的是清醒。

所以，“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合起来才是生命完整、人生圆满。这是桐城文化的命格。

三，“高峰入云”与“清流见底”的士格

桐城中学有一座柱石碑，正面是“高峰入云，清流见底”八个大字，那是桐城派文人方守敦先生集南朝文句所书。

而方家的一段轶事，足可以与这八个字辉映。方守敦的父亲方宗诚先生曾为河北枣强县令，任内颇有政声，也能清廉自守。当其十年任满，致仕回乡时，却收了当地送的金箔程仪。回到家后，其子方守彜发现了书中金箔，当即指责父亲不该，而宗诚言是为了筹印书之资。守彜痛陈：如果拿这钱印书，以后我还有何脸面读父亲讲圣贤之道的书？宗诚羞愧无地，最后父子二人商定，把这钱退回枣强助学。

这就是方守敦家“高峰入云，清流见底”的真实事。守敦先生书写此联时，会不会想起家中旧事？会不会是带着感情写下这谆谆嘱咐和告诫？不管怎样，吾辈后学，定当牢记先生教诲。

很多人很可能更多看到前四个字，对“高峰入云”很上心。年轻的知识分子，进取心就像春笋一样，不断刺向高空，往上走、拿成绩，是生命本能的追求，甚至无须外力的推动，只要有机会，春苗都会不断冒升。那“进士第一县”，那“院士之乡”，都是明证。

但“高峰入云”难，“清流见底”更不易。有多少“高峰入云”者，却失去了“清流见底”。不是他们不想，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清流变浊，是源头被污了？是中途变脏了？有很多还是被动的，甚至是被围猎的，像方宗诚那样，但又有谁能及时中止呢？“急流须得抽身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方守敦先生在桐城中学柱石碑背面还写了八个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什么意思？表象是暮春时节的江南草长，是心旌摇荡的暖风薰人醉，喻底是告诫“高峰入云”的才俊，小心杂花和群莺的诱惑。一片花瓣落下，一只流莺飞过，刚开始可能只是清流见影，水还能自我净化，但等到飞红如阵、鸟秽如雨，再清的流也会变成浊流、臭水，纵是再高的峰，也无从看到它的倒影。士子欲问天高，但保清流为要。

这是最让人叹息的事！很多人好不容易“高峰入云”，甚至刺破了青天，却因为脚下的“溪流”脏了脚。那些正准备冲刺的“高峰”们、或者那些已经入了云的“高峰”们，你们要小心，要珍惜，不仅仅是为了守住这“入云”的成果，更是要保住继续“入云”的资格，资格一失，万劫不复。到头来，辜负了三更灯火五更鸡，辜负了娘亲父老双行泪，也辜负了以你为傲的乡土乡亲，而最悲怆的还是你自己，一辈子风风雨雨趟过来，到头来却老来失去自由身！可惜可叹，可伤可悲！

张英、张廷玉堪称“高峰入云”“清流见底”的榜样。有清一代，张家出了24个进士、57个举人，各类功名人士累计554人，还出了两个大学士、六代翰林，真正是世代簪缨。如果家风坏了，清流污了，怎么可能保持住这样的门阀清华？张英清廉自守，在家乡修桥补路，给穷苦人送寒衣，张廷玉被乾隆抄家时，家中搜出的金银都有正当出处，不涉任何贪墨，以当时乾隆兴师问罪的初衷，一门心思要从肉体和精神上打垮张廷玉，我都仿佛看到乾隆那张鄙视的脸：看，这就是你们的德高望重！就这样的贪腐还想配享太庙，你也配！ 要是查出张家有一点金银没正当来历，还不是马上治罪？哪里还会有什么平反、返还？张家“高峰入云”固然是精彩绝伦，但“清流见底”更是神来之笔！

知识分子追求上进，更要清白自守，“入云”和“见底”，是知识分子人生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所为，必有所不为，惟不为方可有为。这是桐城文化的知识分子士格。

四，“悲天悯人”与“外圆内方”的官格

桐城姚文然先生，是明崇祯最后一科进士，入清后官至刑部尚书。他的书房有一副对联：“但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姚文然是张廷玉的岳父，这副对联是姚先生的自我惕厉，也是对所有官员的警醒，堪称其官箴。张廷玉一辈子怜贫恤苦，既是张家的家风所重，也不能排除其岳家的熏染。

在农业社会，地方官无非保钱粮、保治安、保教育。这三件事，都攸关百姓的生计。地方官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分寸之间就有可能给一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所谓“破家的县令”“灭门的知县”，是也。保钱粮不是征收那么简单，你得百姓有钱粮才能征收得到，靠用强、靠敲吸，带来的只能是民怨，民不聊生之下，就会官逼民反。

所以，好的地方官必修水利，只有丰收才是真正的保钱粮；治安也是一样，社会治理失序，很多是来源于民生之艰；而教育，一方面是穷人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更是社会教化的手段，“仓廪实而知礼节”，有教化方致祥和。

桐城文化哺育的官员有一个共性，主政一地，必抓水利，必兴教育，必重维安。湖广总督汪志伊是这样，深州知州吴汝纶是这样，枣强县令方宗诚也是这样。这是桐城“经世致用”文化的必传，是悲天悯人情怀的必然，是对天下苦人的必为。水利富农、教育兴人、维安安民，都是在让苦人不饿肚、受教育、有安全。

有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就要千方百计为苦人做“加减乘除”。能够给农民加一分利益，就坚决地加，不嫌少，加一点是一点，聚沙能够成塔；可以给农民减一分负担，就大胆地减，不怕少，每减一点，农民负担就轻一点，积少可以成多；能够从一点示范带动一片推行，把良政乘以更多，受益的也必是成倍的多；把弊政除得更深，痛苦解除得必然也更快。这就是体恤苦人必有的四则运算，做好这四则运算，是官员“悲天悯人”的基本功。

欲要悲天悯人，做决策就要先思其弊。不是所有的决策都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一项决策可能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又或者，短期对大多数人有利而长期不利，还或者，长期对大多数人有利而短期不利，也有那种，利弊参半，无利无弊。怎么权衡，怎样勾兑，如何决断，这中间的折冲运筹，都在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但悲天悯人者的思维，首先是考虑对苦人的利弊。苦人的民生极其脆弱，不要跟他讲大道理，先也不要讲什么长远和根本，因为只要没有即时见利，或者只要有一丝之弊，就可能压垮苦人的脆弱。就像涸澈之鱼，不要给他描绘大江大河大海，他其实最急需的是眼前的一滴水，最害怕的是刮来的一缕灰。

因为一滴水可以活命，一缕灰就能送命。这时候，长远的目标对他太遥远，干渴让他等不到你的蓝图。先让他活下来，等时雨来了，再跟他谈江河之美、大海之阔。决策最难，但不能让苦人难；决策最易，让苦人不难就是易；决策永远不能让苦人承其难、受其弊，因为他们承受不起。

悲天悯人者尤其不能搞强迫命令那一套。很多人都知道强迫命令不对，但那是说别人的强迫命令，我的强迫命令就不是强迫命令，我的强迫命令是行政推动，是对的，是不得已的，是对百姓有利的，即使暂时不利但长远和根本上是有利的，甚至是大利的。

一旦发现百姓不接受，或者有忐忑，竟然有抵制，那还得了！怎么可以！这么好的事还不欢迎，我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不行！百姓目光短浅，必须让他们开眼！必须采取强制手段！别看今日他们不愿意，有他们感激涕零的时候！

这就是很多强迫命令者的心理曲线。

这也是最可悲的强迫命令，比明知道自己是拍脑袋、耍蛮横的强迫命令危害更大。拍脑袋、耍蛮横的强迫命令，是技术上的、浅层次的强迫命令，而自认为是为百姓好的强迫命令，则是思维上的、深层次的强迫命令。技术上的东西可以丢弃，思维上的东西除非不再思维，则很难丢弃。如果这个决策者还自以为是悲天悯人者，那就更危险了。

还是一句话，任何时候，任何理由，任何人，都不能搞强迫命令，只要百姓不理解、不接受，再好的东西，对百姓利益再有利的东西，都不要以强迫命令去推行，可以引，可以导，但更可以等。这虽然很磨人，但还是要再耐心一点，也许这正是命运对你的磨练、修炼和考验呢，是在为你避开一场无可挽回的错误呢。

悲天悯人是为官的基础，但没有外圆内方，这个官也走不远。一味刚直，一味把悲悯写在脸上，很可能就折损在半途。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不是说刚直不好，刚直是好官的本性，但刚直存于内不必形于外。

你要为百姓做好事、办实事，你要为更多的百姓解难事，你不在那个位置，你就没有为百姓做事的资格，更没有那个机会。所以，为了更好地为百姓做事，为更多的百姓做事，你必须把自己的资格守得牢牢的，把机会攒得足足的，不要急躁，不要冒进，不要把敌人搞得多多的，一定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等到机会来了，好好地为百姓做把大的。

当然，外圆是表面的，内方是根本性的，圆融不是让你乡愿，不是当老好人，不是没原则，而是说不必在非原则性问题上树敌，无意义地得罪人，更不要放任性格缺陷，却自以为是个性，无端增加对立面。也不能以刚直沽名，盲目刚直，说轻了是不讲方法，不讲策略，说重了就是为了得到好的风评，而市之以直！这是不是名执呢、沽直呢？

而更要注意的是，不要过早暴露自己，不要把自己置于焦点，成为小人针对的目标和火力的打击点。能之示之不能，强之形之不强，甚至庸化自己、矮化自己、弱化自己，以无大志名之于众，求得小人忘了自己、轻视自己、放了自己，从而得以保全有用之身。

是故惟成大事者，能以大事小，能以小侍大，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要做大事者，目标是做大事，不要过早暴露，不要显示异能，更不要为了耍个性、抖机灵，或者因为搂不住而耍了个性、抖了机灵，以致失去做大事的机会。若如此，岂不惜乎，可不悲夫！

为官悲天悯人，务必外圆内方。这是桐城文化的官格。

五，“文以载道”与“经世致用”的文格

方守敦先生1940年在桐城去世时，远在重庆的陈独秀书送挽联：“先生已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守敦先生 是桐城派文人， 但他支持陈独秀在安徽的白话文运动；陈独秀批判桐城派，但不影响他对桐城派文人的尊重。所以，当所谓的“桐城谬种”逝去，那举起投枪的双手却悲伤地献上追思。陈独秀、钱玄同们批判的，与其说是桐城派文章，不如说针对的是把桐城派僵化为条框、固化为偶像的守旧思潮。

桐城派的文格是文以载道，就是文章不能徒托空言，要传承大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如果文章不传承主流价值，那文章的意义是什么呢？无非是看你传承的是什么道、什么价值。新文化运动批判桐城派的文以载道，不是批判文以载道本身，它批判的是过去之道、过去价值，如果桐城派传承的是正道、大道，那文以载道又何错之有？

要问一句，新文化运动批判桐城派，真的是因为当时的桐城派是旧价值的载体吗？真实的历史是，无论吴汝纶、严复、林纾等，这些桐城派作家，都是睁眼看世界的一批先行者，是近代新学的积极开拓者。吴汝纶主持保定莲池书院时，保定就是当时新学的中心，中外新学人士争相前往保定，就是一闻吴先生睿见。吴先生后来东渡日本，考察日本明治维新后教育情况，其新学影响力扩散到明治日本。严复翻译了英国哲学著作《天演论》，林纾是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的译者，吴汝纶更被严复称为“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是继郭嵩焘之后的举国一人。

而且桐城派作家包括吴汝纶、张裕钊、方宗诚等人，都曾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都志在富国强兵，说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拓荒者毫不为过，说他们学贯中西有点夸大，但起码他们是那个时代倡导西学、实践新学的先驱和佼佼者。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的桐城派作家心里，文以载道早已载的不是程朱理学的道，而是“合东西国学问精粹”之道，是新学之道，是“勉成国器”之道，这从吴汝纶辞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却回乡创办桐城中学可以看出。吴先生说，中国办新学，当自中学始。要知道，那是二十世纪刚睁开眼睛的1902年。先生筚路蓝缕之德，山高水长之风，100多年后还回声铮铮。

桐城派作家开新学是为了救国自强，是为了勉成国器，这与批判桐城派的新文化运动有什么不同呢？

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也强调经世致用。就是文章要对世道人心有益、对经济社会有用。这不是一般人误解的老学究和迂腐酸儒，而是活泼泼的济世学者和社会改造者。他们以思想和文章影响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

有人可能觉得你过于强调文以载道，说没有流量的道有什么用呢？甚至说，没流量的正能量就是零。当然，正能量没流量或者流量低，确实是没发挥作用，但这不是放弃正能量的理由，反而是倒逼你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契机。

而且正是因为正能量的低流量是现实困境，才要坚持，才要努力，一步一步把低流量扩大，而不是一遇到正能量的低流量，就泄气，就偷懒，就投降，就媚俗，就被流量裹挟。

如果这样，宁愿低流量的正能量，也不要大流量的负能量、俗能量；起码低流量的正能量效果虽不大，却无害，多少还压缩了负能量、俗能量的空间；而大流量的负能量、俗能量，则是有毒有害。

文以载道和经世致用的结合，就是价值和有用的结合。而贯穿正能量与大流量的，就是桐城派文章的高质量。桐城文章讲“义理、考据、辞章”，就是讲观点、逻辑、表达的统一，正确性、真实性、艺术性的融合，这不就是真正的高质量吗？

事实上，桐城派文章就是通过“理、实、辞”的贯通，使桐城派文章风行天下。高光时刻，其影响从桐城发轫，辐射皖苏浙，北及京冀鲁，南播湘云贵，流风达大半个中国，师事、私淑或膺服桐城派的作家上千人，传世作品数千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当是时也，“天下文章出桐城”几乎成为现实。

这不是大流量，什么才是大流量？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是真正的正能量；桐城派文章的朴实生命力，是共认的高质量；“天下文章出桐城”，是确实的大流量。正能量、高质量、大流量的结合，让桐城文格馨香馥郁、历久弥新。

格格不同格格行，如磐“五格”定桐城。

今日六尺巷，百米长的巷道，人流如织，张吴故家的银杏，树冠相拥相握，为游人洒下一片清凉。那是大树的树荫，更是前贤的余荫。当我 们走过这百米时光隧道，感悟那银杏沙沙，在树影婆娑中，恍惚间仿佛听到隧道那头的思语。品味那绵绵不绝的精神遗存，方觉六尺巷不仅是时光的接口，也是智慧的切口，让我们得以一睹“桐城之格”的清华，照见人生的大智慧。

阅读更多

长江韬奋奖获得者、文化名家

暨“四个一批”人才何兰生

农存心上

见于胸中

度在笔下

点击名片，关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