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林：回忆我的父亲杨翼骧

父亲去世两年多了，每当想起2003年2月22日这个日子，我的心情就万分沉重。最使我追悔莫及的是，父亲临终的时候我因公在外地出差，而没能够守候在他老人家身边，见他最后一面。如今目睹父亲生前用过的手表、放大镜、圆珠笔和以工整、秀丽的字体书写的手稿时，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眼前，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海。

父亲自幼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上小学时已能熟背《论语》、 《孟子》、 《左传》、《中庸》、《古文观止》等。中学时更是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喜爱新文学，经常阅读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还参加了《山东日报》文艺副刊举办的山东省新诗竞赛并荣获第三名。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从此历史学便成为他的毕生追求，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六十七年漫长的学术生涯，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艰苦、政治环境多么险恶，他都是坚定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历史学科的研究上，锲而不舍，奋发努力，尤其钟情史学史，以此为职志，融人了深深的人生感悟，成为我国高等学校史学史专业的奠基者之一。

1937年7月，父亲刚读完大学一年级，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不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在湖南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当时他正在山东老家度暑假，未能及时得到音讯。9月，接到学校通知去长沙报到入学，但此时山东局势已告危急，当地学校停办，在中学执教的祖父领不到薪金，而平时又没有多少积蓄，实在无钱供给父亲到南方继续上学，因此未能按期去长沙报到。转年春天，父亲决心继续学业去长沙复学。在亲友的帮助下，略作准备，便告别父老和家乡，开始了辗转千里的回校复学的行程。当他一路克服艰难险阻抵达武汉时，方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已迁往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日本侵略军鲸吞我大片国土，战争更加惨烈，烽烟滚滚，满目疮痍。在这危难的形势下，父亲只身处于举目无亲之地，不仅没了路费，连一日三餐都成难题，有时一天只能以一碗稀薄的米线充饥。当时要去昆明复学，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湖南经过贵州，进入云南。但这条道既无铁路，又无公路，不能乘车，都是人迹罕至的崎岖山路，长途漫漫，三千多华里的路径，他一个人带着行李走这条道，是绝对不可能的；另一条路，是由武汉乘火车经过长沙、衡阳到广西桂林，再乘公路汽车经柳州、南宁、凭祥进入越南国境，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云南昆明。他要去复学，比较现实的只能走这条道。但是，这条道曲折，路途遥远，无法一次到达，而且路费巨大。父亲求学心切，下定决心克服困难，他边找工作边维持生活，积攒路费，朝着这个方向一段一段地往前走。沿途经过了长沙、衡阳、桂林、柳州、龙州等地，其间行行停停，栉风沐雨，贫病交加，艰苦备尝，屡陷饥饿，多次濒临绝境。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他仍不忘读书，每到一地就急切地寻觅那里的图书馆。

1938年冬，父亲来到广西南宁附近的崇善县，经人介绍在湘桂铁路第三工程总段做最低级的职员——抄写员，虽然收入微薄，好在工作并不劳累，白天上班的大部分时间可以阅读史书，晚上更可静心学习。他从县立图书馆借来《万有文库》等各种书籍，借着一盏油灯，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那时，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他读了不止一次，对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反复研读，还选读了“前四史”、《资治通鉴》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写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他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埋头钻研学问，并由此奠定了终生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术目标。

父亲经过将近两年艰辛坎坷的长途跋涉，1939年9月8日，终于来到昆明，见到了阔别两年的北大的老师和同学，恢复了大学的学习生活。这两年期间，虽推延了学程，但磨炼了意志，增长了阅历，涉猎了各方面的书籍，对后来的治学与做人都有着积极、深刻的影响。

在全民抗战中建立起来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学条件极为艰苦，父亲的家乡在沦陷区，因而断绝了任何经济来源，要想完成大学规定的学业，只得寻找课外的工作以维持生活，或做家庭教师，或在中学兼课。有时饿了，就买便宜的香蕉充饥。没有钱也不能买鞋袜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总是穿着一双“空前绝后、脚踏实地”的鞋。“空前”，是前面露着脚趾；“绝后”，是后面露着脚跟；“脚踏实地”，是鞋底破了洞，脚肉直接踩着地面。在西南联合大学求学的三年里，父亲每天就是穿着这样的鞋上课、寻找工作，有时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频繁轰炸。

西南联合大学著名教授云集，学术思想活跃，民主风气浓郁，教学质量很高，加之父亲刻苦学习，历史学专业知识扎实，受到教授赏识，1942年夏毕业便留校任教。父亲自1938年秋天离开桂林后，行李极为简单，只有一条被子和几件旧衣，没有褥子。直到在西南联大毕业，都是冬天在床上铺稻草，夏天把稻草撤掉，睡硬板床。大学毕业后，才添置了褥子，不再穿“空前绝后、脚踏实地”的鞋，也不再有饥馁之虞。然而，长期穷困的生活磨砺，却一直牢记心中，使他后来从未有过更多的奢望，只要能过上温饱的生活就知足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各自复员，父亲回到北平供职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生活总算安定下来。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转年他奉命调入南开大学，从此献身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了整整五十年，直到2003年去世。

真水无香，泽积而长。父亲自1939年9月到西南联大历史系复学后，就开始系统地大量阅读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书籍资料，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1940年即写出了《晋代之史学》一文，其中《晋代史官表》系网罗《晋书》的全部资料精心制成的，1942年在郑天挺先生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论曹操统一中原》，1944年草成《陈寿年谱考略》一文。解放以前，四十年代发表了《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国时代的史学》、《漫谈历史的研究》、《读史笔记——西园八校尉》等多篇重要论文，初步展现出他在学术上立足于审核史料，且善于分析、概括的治史功力。

新中国建立以后，父亲开始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并努力运用到史学研究中。20世纪50年代参与了史学界的一些学术讨论，发表论文，提出不少引人注目的见解。例如在关于项羽是否是农民起义领袖的讨论中，1954年在《历史教学》月刊上发表了《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一文，对秦末历史背景、项羽的历史作用进行了精到的分析；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问题，1956年发表了《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一文，全面地分析汉代奴隶的名’称、来源、数量、地位、作用，证据充实，剖析深人，指出把汉代看成奴隶制社会的说法并无根据；在评价曹操的讨论中，1959年在《天津日报·学术专刊》上以木易的笔名发表了《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吗》一文，从具体问题的分析出发令人信服地纠正史学界某些名家过于拔高曹操的倾向。1956年，他撰著的《秦汉史纲要》一书出版(1956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初期最早的秦汉史教材之一，被高等院校普遍采用，也被国内外有关学术论著多所引用。三十多年后，仍被评为“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研究秦汉史”的第一批著作， “其筚路蓝缕之功，则非后来的著作可比”。此外，他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1958年撰成《战国秦汉史通俗讲话》一书(署名“马襄”，由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文笔流畅生动、内容简明扼要，受到读者欢迎。

几十年来，父亲矢志杏坛，弘扬学问德行，在学术研究上，始终坚持以中国史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1957年发表了《三国两晋史学编年》一文，是解放后国内较早出现的史学史专业文章，在史学界引起普遍的注意。20世纪60年代，在那学术环境并不宽松的情况下，陆续发表了《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裴松之与范哗》、《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几与(史通)》等论文，都对中国史学史的具体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概括。十几年后，仍被转载于上海、北京编辑的史学论文集中。l 964年还发表了《南北朝史学编年》，接续七年前的文章，系统地提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翔实资料。正因为他在中国史学史专业领域造诣高深、声名卓著，致使南开大学于20世纪80年代拥有了史学史博士点，壮大了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整体力量，拓宽了专业覆盖面，为此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聘请，父亲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吴泽教授共同担任《中国历史大词典·史学史卷》的主编，并专职负责古代部分。该书于1 983年出版，成为《中国历史大词典》十四个分卷中首先告成者。面世之后，立即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赞扬，评论认为是一项开创性的可喜成果，鼓舞和推动了全书的编辑工作。

“智山慧海传真火，愿将衰年化寸心”。父亲晚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全身心投人四卷本《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他80年代初曾对我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前了，能做事的时间不是很多了，趁现在还能看书、写字、抄卡片，要抓紧一切时间，力争把多卷本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全部完成，这也是一辈子做史学史学术研究的最后一项心愿了”。该书是按年代顺序将先秦至清代有关史学史的资料予以编排，并且加有精辟的按语，成为兼备资料性、学术性、工具书性质的著述。父亲为了早日完成这一多年的夙愿，倾注了他全部的力量，他常常强忍着病痛的折磨，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手拿放大镜查阅资料、抄写卡片、誊写书稿。为了这部书能早日脱稿，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耗尽了最后的精力。经过几年的酷暑严寒，《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五代)第一册终于在他七十岁那年——1987年3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第二册(两宋时期)1994年出版，第三册(元朝、明朝部分)1 999年出版。《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至第三册的编纂是父亲多年研治史学史心血的结晶。他为了在有生之年能够使该书尽快出版，放下撰写论文和专著的工作，放眼史学史学科的长远需要，不图名利，将多年积累的知识与史料无私地奉献出来，进行史学史专业学术发展上的一项基本建设，给其他学者提供了从事研究的莫大便利。该书第一册一经面世，就得到《光明日报》、《史学史研究》、《历史教学》等报刊所发评论的广泛赞誉，盛赞本书具有史料真切、编法朴实、考订精审、内容宏博等特点，是“首创性的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书”，是“一部嘉惠后学的佳作”。第一至三册陆续出版后，学术界普遍赞扬为传世力作，且在海外同行中赢得“学术大师”的口碑。古人说，日既暮而犹烟霞绚烂，岁将晚而橙橘芳馨。父亲末路晚年留下的不仅三册大著，更重要的是为学之道的精神。父亲认为做学问一定要认定目标，孜孜以求，循序探索，长期积累。前三册完成后，他很希望一鼓作气了却学术心愿，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第四册(明朝部分、清朝)因父亲晚年体力明显不支，身体过度虚弱而最终没能编纂完成，这是史学史学术研究中不可弥补的损失与缺憾。

父亲自1942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任教近六十年，讲授过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历史文选、史学名著选读等多种课程，都以条理清楚、语言生动、内容充实、富有见解，得到教师和学生的好评。为了讲好一堂课，他总是精心准备。父亲教学认真，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极端负责，不仅新课认真准备，就是旧课也一丝不苟，没有半点马虎，照样事先备课，不断充实新的学术信息。他有很好的口才，一手遒劲、清丽的板书，加之对授课内容精熟，讲课时很少有讲稿，但他预先做卡片分类却很仔细，甚至连板书的内容和格式都要设计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的春天到来了。那时他虽已年逾花甲，但仍奋战在史学史的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坚持给本科生讲课，并招收硕士研究生，直至1999年，已是八十二岁高龄，仍在指导博士研究生。多年来培养了数十名史学史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少人已成为本专业教学与研究的业务骨干。

严谨治学，谨慎自重，注重品德修养，是父亲一生处世的原则，并时时以此教导学生，强调“治学必先学好做人”、“治学是为了做一个有文化素养和品德高尚的人”。在学术研究上，他常讲治学要有“四心”，即雄心、专心、细心、虚心。他在工作、生活与学术上，勤自惕励，日新其身，不断地探求新知，但也有做人的根本，学术的定力，不被_时风气所动；平易待人且乐于助人，但不放弃原则性。晚年，他被多家社会科学家辞典或名人录编入，对于这些，总是淡泊处之，他从不提起，不作炫耀，不求闻达，他时常教导自己的学生，不要沾染“文人相轻”的坏毛病。他在教书育人、学术研究、为人处世等方面，兢兢业业、朴实稳重、不争名利、明哲守正，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家人和后学们树立了榜样。

父亲一生都把“认真”二字贯穿于治学与做人两方面。他撰写文章从不马虎从事，从查阅资料到甄选证据，从论述方法到文章誊写，都精心斟酌，从不草率。为了一个遣词用语，往往要反复筛选，为了一条史料常常是多次核对。因此才使他发表的文章，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受到史学界长久的重视。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是他一贯的作风。直至耄耋之年，无论是批改研究生论文，还是填写报表、开具学术鉴定，均经仔细推敲，以规范、秀丽的字体亲手撰写，几十年无一次敷衍，无一次潦草。

父亲平生心胸豁达、尊人自重，宽厚待人，几十年来从未与同事、邻居发生过任何矛盾和争执，在南开园一直有着很好的人缘。在他去世后，每当一些老先生、老朋友和老邻居谈起父亲的为人处世来都是交口称赞。他一生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既有闻名学界的知名学者，也有一般的工人和书店、商店营业员，对于后者他从不摆大学者的架子，而是以礼相待，诚恳交往。

看书、求学、治史是父亲年轻时就立下的矢志不移的追求目标，但上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拔白旗、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浩劫”，这些没完没了的政治活动，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原定的学术研究计划。父亲有一段时间精神上很痛苦，在那没有宽松自由学术氛围的情势下，他痛感没有时间看书、不能随心所欲地研究学问，白白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同时，还要躲避政治上的明枪暗箭。为了能抽出时间看书，他白天参加学校、系里的各项政治活动，晚上就开夜车看书、抄写读书笔记和卡片。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书房的台灯好像永远都亮着，每晚一盏孤灯伴他到深夜、有时直至天明。1958年“教育革命”时，批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讲史学史又有宣扬封建史学家、宣传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之嫌，史学史课一度被取消。但是父亲始终坚信，中国史学史是祖国文化、祖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避过风险，暗自坚持史学史研究，相信史学史这门课总有一天会被恢复。

父亲是个生活上知足，学问上知不足，事业上不知足的人。我们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和物品，也没有高档的服装，最值钱的就是书，都是父亲多年节衣缩食所置。“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父亲最关心的不是别的，而是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抄写、搜集起来的数千张卡片、几箱手稿和五千多本史书，那是他最宝贵的财富。20世纪70年代中期，学校当权者强制挤占、压缩高级知识分子住房，再加上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破坏，我家住房受损，睡觉摆放床铺都没合适地方，家里藏书就更无法存放了。为了解决基本生活问题，父亲只得忍痛将部分书籍卖给了天津古籍书店收购部，当书店派车将书拉走后，父亲几天沉默不语，几个晚上夜不成寐，看得出当时他内心是非常痛苦的。

“文革”期间，父亲遭受非人待遇，罚站、写交代材料、接受批判、关牛棚，赶到河北省完县劳动改造。1 969年，姐姐与我先后去了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市)和吉林省哲里木盟(今属内蒙古)插队务农。父亲每次给我们写信，都一再叮嘱，希望我们在劳作之余不要荒废大好的青春年华，尽可能地学习些有用的文化知识。后来父亲为姐姐请来有名的美术老师学习绘画；我每次从东北回家探亲，临走时他都尽可能让我多带些书回去读，如《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文观止》、《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用以填补贫乏的头脑。

南开园的老人们都还记得，“文革”初期，学校里是一片混乱，但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的那段时间内校园环境卫生却是不错的，这都归功于当时校园里有一支“牛鬼蛇神清洁队”。这支队伍中有郑天挺、李何林、李霁野、侯洛荀、萧采瑜、顾昌栋、曾鼎禾、杨宗磐、江安才、巩绍英、温公颐、朱维之、鲍觉民、马汉麟、钱荣垄、季陶达、华粹深、周基堇等二十余人，我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另外还有四位年轻人特别显眼，他们是定光桂、丁大同、宁宗一和胡龙桥。他们在工务科张熙照师傅的带领下，每天上、下午准时从东门排队出发。他们每人肩扛一把大扫帚，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每天两次到大中路南北侧大字报棚、马蹄湖、新开湖、主楼、思源堂、芝琴楼等地清扫。他们干活认真，从不偷懒，成为当时南开园的一道奇景，就连来到南开进行“革命串联”的外地红卫兵也觉得好奇。 “文革”武斗最猖獗时，红卫兵们也无暇顾及这些“反动学术权威”了，对他们的看管也有所放松。张熙照师傅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好人，平时很关照这些“清洁工”，经他向上级请示，“造反派”同意清洁队这批人在劳动休息时可以轮流到每人家中抽烟、喝茶(此前一直是在楼道里或避风处休息)。每逢轮到来我家休息时，父亲总让我提前烧好开水(都自带水杯)迎接他们。每次在我家小憩时，这些“清洁工们”都围坐在一起，一边喝着热茶，一边风趣地讲着笑话，他们谈笑风生地讲述着自己前半生最有乐趣或最值得回味的陈年旧事(周基垫耳朵聋，不说话，只是一旁抽烟、喝茶)。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知识分子忍受着屈辱的年代里，他们还是那样乐观。此时此刻，他们好像不是在劳动改造，倒像是一群多年未见的老友在聚会。窗外，两派互相攻击、斥骂的高音喇叭在吼叫；屋内，一群“老九”在谈天说地、追忆往事。我在旁边给他们倒水，认真而又好奇地听着每个人讲述的故事。父亲有时也参加进来说笑聊天，每当这时我才看到父亲凄楚的脸上露出笑容，家人的心情也随之放松下来。四十年过去了，可那段往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文革”中，斯文扫地，知识无用，学人受辱。即使这种极不正常的年月，父亲依然强打精神，从不懈怠，枉费时光，白天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晚上照样开夜车看书，固守着知识分子的操守和气节。

亲爱的父亲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他那可亲、可敬、可爱的神态与道德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他的事业永远留在后一代人的心中。

2005年10月7 日

文章来源：杨翼骧讲授，姜胜利整理：《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