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 |《周易》的“家风”观念

摘要：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文化中的家风、家教等观念对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周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家风观念。《周易》的家风观念主要体现在其家人卦中，家人卦的核心就在于阐发如何治家的智慧。在家人卦看来，一个家庭良好家风的形成，必须以“严”持家，如此家庭成员才能各守其正。进而，家人卦通过六爻的位置、阴阳，阐述了不同的角色应该如何守家、正家，强调良好的家风应遵循阴阳和谐、以诚为本的理念。除此之外，《周易》还通过《文言传》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告诫我们，良好的家风传承必须以“仁与义”为核心，弘扬仁义之美德。

关键词：《周易》；家风；严正；阴阳和谐；修德积善

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的家教和家风观念对于当今社会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当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导致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显著变革。尽管如此，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家庭依旧保持着其作为社会基础单元的核心地位。家庭是一个家族的核心节点，而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除了生物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还有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关系。在家庭生活中，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族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自《周易》坤卦《文言传》。《周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家风观念，特别是在六十四卦中有一卦名为“家人”，其对于治家之道，特别是家风观念有着详细阐述。

一、治家之道，严正为要

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家”是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故《大学》提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将家庭视为个人步入社会、实现抱负的基石与起点。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尤其重视家庭、家教以及家风，基于此，独具魅力的中国家文化逐渐孕育而生。在这三者之中，家庭不仅是家文化的坚实载体，更是其生根发芽的沃土；家风，则作为家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引领着家族成员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而家教，则是家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的重要途径，通过代代相传的教育与熏陶，将家族的智慧与美德传递给后世。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中国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三者之中，家风是家庭的基石。一个家庭的家风，往往决定了其成员的道德水准，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社会交往和职业发展。也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于家庭的重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家风观念对于当今社会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家风是一个家庭文化的核心，它发挥了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对于每个人的成长和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其中就蕴含着浓厚的家风观念。

《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这里，《周易》认为人是秉承天地之精华而生的，天地是万物及人类的父母。基于此，人类在天地间生存，应当效法天地之德，因此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的教诲。进而，《序卦传》将核心集中于夫妇之道。故曰：“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之于离也。”《序卦传》将夫妇之道作为家文化的核心，提出夫妇之道乃是家风之根本，亦是人伦之始，夫妇之道确立之后方有父子、君臣之道。正如吴澄所言：“有夫妇，则其所生为父子，由家而国，虽非父子也，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由国而天下，虽非君臣，而上贵下贱之分，如君臣也，礼义所以分别尊卑贵贱之等。”

《尚书·泰誓》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孔颖达疏曰：“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这就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规定：父母要慈爱，子女要孝顺，兄弟之间要互相恭敬爱护。只有做到了这些，家庭成员之间才能和睦相处，共同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家人卦为我们展现了《周易》对于家庭观念的理解。所谓“家人”者，孔颖达曰：“‘家人’者，卦名也。明家内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谓之‘家人’。”王夫之曰：“家人者，一家之人聚顺之象也。各正其位以尽其道，而以刚严统之，无不利矣。”由此可见，家人卦所揭示的治家之道，强调每个家庭成员都应各安其位，恪守本分，履行各自的职责。而在其中，刚严的态度是统领全局的关键，有了刚严，方能确保家庭秩序井然。而《周易》通过家人卦之卦辞与《彖传》《象传》为我们进一步揭示了其所要强调的刚严之家风。

䷤家人：利女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卦上卦为巽，下卦为离，此卦之核心在于阐发如何治家的智慧。在家人卦看来，要使一个家庭和谐美满，最重要的便是持家守正，而在古人的家庭结构中，有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故曰：“利女贞。”贞者，正也。程颐就认为：“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矣。”在传统的家庭分工中，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更重要的责任，她们充当了家庭情感的守护者、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子女教育与成长的引导者等多种角色，女性以其独有的奉献精神，维系着每一个家庭的和谐与温馨，因此《周易》要求女性要以严正的态度维系家庭的和谐与秩序。

孙奇逢在此基础上认为：“卦辞唯言‘利女贞’，深明家道之乱多由女祸，此古今通患也。《彖》言‘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未有男不正位乎外而能使女独正位乎内者也。夫今日之夫妇，他日父母也，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凡厥有家，其可不慎厥修身，利女之贞，以正位乎内。”这意味着“利女贞”只是家风建设的基础，家人卦之“正”不仅仅是对女子的要求，还是对所有家庭成员的要求。正如《彖传》所要求的，一个和谐的家庭不仅需要女正位乎内，还需要男正位乎外。“正”是对所有家庭成员的要求，只有所有家庭成员都各安其位、各尽其责，才能共同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此乃“天地之大义也”。

《彖传》提出，“严”在治家的所有原则中是处于第一位的。古人治家尤其重视“严”。“严”，是家庭成员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更是对家庭伦理、家风传承的严肃态度。这种严不仅体现在对日常行为的具体要求上，更深层次地，它是对家庭价值观、道德准则及文化传统的尊重与传承。曾国藩就提出：“治家贵严，严父常多教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曾国藩在家庭教育方面持严格的态度，他认为，家庭治理和子女教育必须遵循严格的家训和家风，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品格贤良、才能出众的后代。因此，虽然曾国藩常年在外打仗，但是他仍常常写信给负责教育子侄的二弟曾国潢，嘱咐他要严格教育后代，让曾氏子孙远离奢华，不要沾染富贵人家的不良习气。在他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常说“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子弟力戒傲惰”等内容。这些教诲，无一不彰显出曾国藩对家族教育的深切重视与一丝不苟的严谨风范。具体而言，以“严”持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严格治家，必须严于律己。在一个家庭中，家长毫无疑问起着表率的作用，其一言一行无不影响着所有家庭成员。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家长，方能以身作则，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细而言之，父母要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社会公德。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做到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赢得家庭成员的尊重和信任，从而有效地引导和教育子女。

严格治家，要有严格的家教氛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塑造子女品格的关键，因此，治家之严在于家教之严。严格治家，并非单纯地以严格的规则去束缚家庭成员，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理念和家庭氛围，潜移默化地对子女的品格进行培养。这种严，并非对子女的苛责与打骂，而是通过自身行为的影响和良好教育环境的塑造，来帮助子女在日常生活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

严格治家，还需要所有的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各正其位。《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目，将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家庭结构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良好的家庭结构，同样也适用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因此《彖传》提出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就是要求家庭成员要有良好的责任意识和角色意识。《彖传》在最后提出：“正家而天下定矣。”这是强调正家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在古人看来，正家可以彰显社会道德，促进国家和谐。《彖传》之说，不仅包含着对家庭内部秩序与伦理道德的高度重视，还提出了家庭治理对于国家安定的深远意义。

综上所述，治家之本就在于“严”。严于律己、严于家教、严于守正，是家庭治理的法宝。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和方法，才能有效地提升家庭治理水平，培养出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子女。若家庭教育以严为本，则父亲就能够恪守父道、夫道，母亲亦能遵循母道、妇道，家庭内部和谐有序，此乃家庭之正道。若每一家庭皆能恪守此道，则天下家庭皆能端正，进而国家亦可望安定。

二、阴阳和谐，以诚为本

在《彖传》的基础之上，《象传》进一步提出：“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修身与齐家被视为个人修养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故《象传》强调“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就是将修身作为齐家的基础。王弼认为：“家人之道，修于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无择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择行。”《象传》在这里所讲的“物”就是“事”，因此“言有物”就是指在实际的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必须保证自己的言辞有所根据，避免言辞轻率。“行有恒”则是指在采取行动时，必须严格遵循既定规范，确保行动的每一步都恪守正道，远离轻浮与不当之举。落实到治家之道，则其精髓在于注重细节，循序渐进，只有以日常小事为根基，通过精心修持，才能达成家庭和谐与繁荣的目标。这是因为“言行，君子之枢机”，所以，我们应当将言行举止作为自我警戒之要。所言要与事实相符，所行则须持之以恒，言辞与行动相辅相成，皆应循理而行，这既是个人修养的基础，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周易》通过六爻之爻辞进一步阐述了在一个家庭中，各个家庭成员如何通过自身的行为，实现阴阳和谐，达到以诚为本的目标。其辞曰：

初九：闲有家，悔亡。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在《周易》中，爻辞是对卦辞的进一步解释和细化，描述在不同阶段人应该如何行为应对的道理。在初九之时，意味着成家之初，家道方立之时，在这个阶段应该守正、防止闲邪之弊，如此才能稳固家业而“悔亡”。到六二之时，阴爻以其柔顺之德而处阴位，同时二又居中，有顺承而谦逊之德，因此不能独断专行，要秉持正道，方能迎来吉祥。至九三之时，九三虽处多凶之位，但家人卦中阳爻居阳位，意味治家之时秉持严谨之则。尽管伴随悔恨与危机，终能转危为安，迎来吉祥之兆。需要注意的是九三上下皆为阴爻所包围，阴柔之力易于陷溺，若一味宽容放纵，家中妇人之仁、孩童嬉戏无度，长此以往，恐将有遗憾。而至六四之时，六四爻上承九五，顺承阳刚，因此获得阳刚之实，这正是妻室治家之精髓，唯有顺应阳刚，方能促进家庭之昌盛，带来莫大的吉祥。至九五之时，九五以阳居阳位，据六四应六二，这就意味着此人不仅具备高尚的品德，还能够以这种美德去影响并感化家人，从而构建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在这样的家庭中，无须担忧外界的纷扰，自然而然地便能招来吉祥与福祉。至上九爻之时，处于家人卦之终，位居一家之上，处于这个位置的人需秉持诚敬之心，兼以威严治家之道，方能终得吉祥之果。而诚信之根本，则在于时常自我反省、严于律己，这才不失为一家之主的风范。

家人卦之卦辞，主要强调利女贞，认为女子守正是治家的根本之道。而家人卦六爻之爻辞，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阴阳爻所处的不同位置告诉我们家庭中不同角色应该如何守家、正家。《周易折中》引吴曰慎之言：“家人之道，男以刚严为正，女以柔顺为正。初曰‘闲’，三曰‘厉’，上曰‘威’，男子之道也。二四《象传》皆曰‘顺’，妇人之道也。五刚而中，非不严也，严而泰也。”这意味着在治家的过程中对不同的家庭成员有着不同的要求。在家人卦六爻之中，初、三、五、上皆为阳，故其辞刚，而二、四为阴，故其辞柔。这就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二、四之目的在于凸显女性在行为上必须恪守“正”与“柔顺”之道，不容有丝毫的专断与放纵。唯有如此，方能稳固树立德之根基，进而维系家道之不坠。

家人卦借由六爻间阴阳互动的微妙变化，根据六爻之阴阳属性及其所处的位置，来阐述如何治家的道理。家人卦以阴阳之尊卑作为家庭之理的根本原则，实则源于《周易》中阳尊阴卑、崇阳抑阴的基本理念。“‘天尊地卑’这一自然之道成了‘贵贱位矣’的根据，乾的‘易知’，坤的‘易能’最后造就了‘贤人之德’和‘贤人之业’，这就使得亲亲、尊尊等纲常伦理的道德体系，有了天经地义的原则。”故家人卦根据六爻所处位置的不同，表征着家庭成员应该如何行为应对的道理。

首先，《周易》主张家人卦的核心在于夫妻关系的和谐，因此夫妻双方应致力于阴阳的和谐统一。在家人卦中，六二爻象征着母亲，以阴爻居阴位，故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此乃女正位乎内。而九五爻以阳爻居阳位，故曰：“王假有家，勿恤，吉。”此乃男正位乎外。正如郑玄所言：“二为阴爻，得正于内。五，阳爻也，得正于外，犹妇人自修正于内，丈夫修正于外。”在《周易》中，女性以其柔顺、温柔的特质，在家庭中扮演着维护家庭温馨与和睦的角色，正如《坤·文言》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故曰“顺以巽也”；而男性则以其坚韧与担当，在面对外界环境时为家庭提供坚实的支撑与保障，故曰“有孚威如，终吉”。这就意味着在家庭中，丈夫与妻子各安其分，方能阴阳和合，最终实现整个家庭的和谐稳定。

其次，在家庭中不同的家庭角色承担着相应的家庭责任，除了六二、九五，其他几爻也象征着不同的家庭成员。在这几个爻中，除了上九爻以阳爻居阴位，初九、九三、六四爻都各得其正，这就象征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这就与《礼记·礼运》所提及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八种人伦之义高度契合。苏轼认为：“家人有四阳二阴，而阴皆不失其位，以听于阳，阳为政而阴听之，家欲不治不可得也。富者，治之极也，故六二贞吉，其治也，六四富家，其极也，以治极致富，则其富可久，此之谓大吉。”在《周易》看来，父亲应切实履行其作为父亲的职责，儿子亦应恪守其作为儿子的本分，长兄应担当起长兄的责任，小弟亦需履行其作为小弟的义务，丈夫需尽职尽责地扮演好丈夫的角色，妻子也应尽心尽力地尽到妻子的责任。如此，家庭之道方能端正；家庭之道端正了，则天下自然能够安定。

最后，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中，《周易》认为“诚”是所有家庭成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易学理论体系中，无论是宇宙还是自然，乃至于人类社会，阴阳和谐是最理想的状态，而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在家人卦看来，就是要“诚”。家人卦上九爻辞曰：“有孚威如，终吉。”这句话的意思是，处于上九之位的人，应当心怀诚信，秉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如此方能成就家道，最终迎来吉祥。正如程颐所言：“治家之道，非至诚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则能常久，而众人自化为善。”在家人卦中，上九阳刚居于一卦之终，“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系辞传》），正是处于终极而变之时，但在此时仍曰“终吉”，这是因为其德为“有孚”，这也是从侧面告诉我们，要保持家族的长盛不衰，就要做到至诚，就要不断地反省自己。

这其实也是《大学》所讲的正心诚意之学，故曰：“有孚者，正心诚意之学也。正心诚意之学，虽无形迹之暴露，而望之俨然，则自有不怒之威。君子欲齐其家，则必先诚其身，苟能反身而诚，则一家之中将视之以为准的，而凛凛然有不敢犯者矣，盖威如者自有孚中出也。”不断反省自己，审视自身的言行举止是否合乎道德标准，也就是《论语·学而》所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它要求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深入的反思。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以诚相待，这种状态正如《中庸》所言：“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亦如荀子所言：“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荀子·不苟》）“有孚”方能诚，方能参赞化育，方能让所有的家庭和谐相处。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需要以“诚”相待。这种“诚”，不仅仅是言语上的真实无欺，更是心灵深处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当每个家庭成员都能以真诚之心去对待彼此，家庭中的矛盾与隔阂便能自然消解，取而代之的就是温馨与和谐。

三、君子修德，必有余庆

《周易》对“家”的论述，除了家人卦，还有《文言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彖传》所讲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的进一步延伸。这就意味着一个好的家庭，首先要有严格的家教，培养他们诚实守信、孝敬长辈、尊重他人等道德观念，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在此基础上，方能形成良好的家风，这是保证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基础。《文言传》所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对坤卦初六爻“履霜，坚冰至”的注解。《周易正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者，欲明初六其恶有渐，故先明其所行善恶，事由久而积渐，故致后之吉凶。”所谓“履霜，坚冰至”，意思是脚踩着霜，即将迎来坚冰，其所象征的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文言传》提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的观点，意思是任何坏的行为都不是一朝一夕猝然发生的，而是由于不注意自身的行为积累而成的，这是对“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深入而全面的解释。

《周易》一书的宗旨是教人趋吉避凶，自孔子作《易传》，德性修养成为趋吉避凶的根本手段。中华文明对德的重视源于西周之际，“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已形成‘德感’的基因，在大传统的形态上，对事物的道德评价格外重视，显示出德感文化的醒目色彩”。有学者曾考证，“卜辞和殷人的彝铭中没有德字，而在周代彝铭中如成王时的《班簋》和康王时的《大盂鼎》都明白地有德字表现着”。虽然此说有待商榷，但确实直到西周之际古人才真正将“德”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从西周到春秋的用法来看，德的基本含义有二，一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行为、心意，二是指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心意。由此衍生出的德行、德性则分别指道德行为和道德品格。”“周初文献的‘德’字，都指的是具体的行为；若字形从直从心为可靠，则其原义亦仅能是直心而行的负责任的行为；作为负责任行为的德，开始并不带有好或坏的意思，所以有的是‘吉德’有的是‘凶德’。”在这个时期，人们会在德之前加上一个形容词来表示行为状态的好坏，“明德”便是当时用以形容美好德行的代表，在《周书》中多次出现的“明德”均为此意，如“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先王既勤用明德”“保受王威命明德”等，这个时期的“明德”多集中于政治领域，用于形容君主美好德性对于维系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

春秋之际，孔子以承续三代礼乐文化为己任，尤其注重对道德内容的探索，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念。虽然在《论语》中孔子并未对“仁”进行精准的定义，但是毫无疑问仁与德性修养是密切相关的，孔子通过对周礼的创造性诠释将“仁”作为礼教之根本，将仁视为最重要的德性。从广义上来讲，仁“是全德，任何德背后都有仁心”；从狭义上来讲，仁“则是德性的一种”。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孔子之仁，为包容其他一切诸德之普遍之德，即对己之德，与对家族及社会国家等之德，皆存于此中。”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易传》对《周易》的诠释便围绕如何提升个人修养而展开，《文言传》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一思想不仅是古代智慧的结晶，更是当代社会树立优良家风不可或缺的重要理念。

在《周易》看来，良好家风的延续，需要我们不断地“积善”。那么何为积善？如何积善？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道与地道是宇宙运行、自然演化的根本法则，而人道则为人类身处天地之间所应遵循的生活及行为准则。在《易传》的视角下，圣人编撰《周易》之宗旨，在于让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其所蕴含的道理，多聚焦于人事之哲理与智慧，故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将仁与义视为人生存于世的根本。在《周易》中，吉凶祸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其转化的根源，则深植于人的内在德性。也因此，《周易》所蕴含的内圣之学，首要任务便是修养德性。所谓积善，正是通过对个人品格的塑造，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不仅在于言语的谦逊与礼貌，更在于行动的真诚与无私。它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以善念为先导、以善行为依托，通过点滴的善举，逐渐累积成深厚的德行。君子之积善，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与坚持。故《系辞传》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因此，君子应当把积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无论是对待家人、朋友还是对待陌生人，都应以真诚、善良、宽容的心态去面对。而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比如，在坚守道德底线方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君子忧道不忧贫’，要恪守‘良知’，做到‘俯仰无愧’……我们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资源，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不断提高人们道德水平，提升人们道德境界。”

在个人修养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思考第二个问题：如何成为积善之家？也就是说在教育后人时，我们应该传递什么样的善？家庭中善的传递，离不开家庭教育，而家风是家庭教育中塑造个人品格、维系家族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讲“耕读传家”，其中“传家”二字的精髓，在于“读”与“耕”。而在谈及如何让家庭兴旺之时，又常常强调“俭”与“勤”，如朱柏庐的《朱子家训》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读”与“耕”其实涉及家风传承的两方面核心内容，一方面是提升家庭成员的道德认知，另一方面是加强家风观念的道德实践。而后者更为重要，因为道德认知必须落实到实践中才是有意义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对德性只知道是不够的，而要力求应用。” 德性的知识必然要通过道德实践去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任何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都不是先天带来的，必须经过后天的践行，方能够实现由道德他律向自律的转化。只有坚持以善治家、以严治家，形成良好家风，才能够真正地称之为“积善之家”。

最后，我们还需要理解：《文言传》的这段话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程颐认为：“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而成。家之所积者善，则福庆及于子孙；所积不善，则灾殃流于后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祸，皆因积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在程颐看来，一个家庭的兴衰荣辱，与其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和积累密不可分。家庭的福祉和灾难，都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逐渐积累而成的。若一个家庭能够坚持积累善行，那么这份福祉将会惠及子孙后代，带来长久的幸福与安宁。反之，若一个家庭忽视道德，放纵恶行，那么这份灾殃也会如影随形，流传至后世，甚至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如弑逆之祸等。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形成良好的家风。在这种家庭氛围和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能够学会关爱他人、尊重长辈、诚实守信的优秀品质，而这恰恰是一个家庭能够保持和谐稳定的基础。这种优秀的品质不仅能够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还能够温暖他人的心房，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这种正能量的传递与累积，最终将化为家族乃至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让“余庆”得以绵延不绝。

作者：董春，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泰山学刊》2026年第2期

【责任编辑：单提平】

理性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的核心旗帜，使人理性化或敢于运用自己本有的理性，这是启蒙运动甚至至今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理性的核心也被理解为人的一种先验的逻辑推理能力。即便高扬人的理性、强调理性公开运用的康德，也未曾明确人的先验理性如何可能，这一哲学遗留问题一直影响至今。其实，康德所服膺的哲学家卢梭早就指出，欲将人理性化就要将理性加以人化，理性本身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强调理性要与情感平衡。休谟甚至用非理性的心理习惯代替了理性。只是，卢梭和休谟的这些思想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触及的第一人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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