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汉睡工地5年，工头从不赶他，工程封顶对工头说：带我见个人

水泥地是烫的。

不是那种太阳晒热的烫，是地底下往上返的潮热，混着白天积攒的暑气，透过纸板往上蒸。我翻了个身，后背的汗把T恤粘在纸板上，扯得皮肉生疼。

安全帽硌着了腰。

我把安全帽扒拉出来垫在脑袋底下，眼睛睁开一条缝。头顶是还没封顶的楼板，钢筋张牙舞爪地伸出来，像一把把骨头架子。月亮挂在钢筋缝里，缺了小半边。

远处有狗叫。

工地围墙外面那条土狗，每天晚上这个点准时开嚎。我闭着眼都知道现在大概是凌晨两点，因为那条狗只在这个点叫，叫完就跑，像完成什么任务似的。

我在这儿睡了五年。

不是比喻，不是夸张，是实实在在的五年。

工地的每一根柱子我都认得，哪根是第一批浇筑的，哪根是后来补的，哪根底下埋着那回塌方时老周的半条腿。水泥养护期的味道，钢筋切割机的尖叫声，搅拌车的轰鸣，我闭着眼睛都能分出来是哪道工序。

我叫陈秋生，今年四十二。

四十二岁之前，我有家有媳妇有儿子，有辆开了六年的捷达，有套月供三千八的房子。四十二岁之后，我什么都没有了。

不对，还有这条命。

命不值钱，但总归是自己的。

我翻了个身，纸板下的水泥地硌得骨头疼。这五年我的腰越来越不行了，尤其是下雨天，腰眼那块骨头跟被人拿锥子往里钻似的。老周说我是睡水泥地睡的，说等工程完了给我整张床。

老周是工头。

这个工地上所有人都怕他，骂他周扒皮，说他抠门、脾气暴、动不动就骂人。但他从来不赶我走。五年前我第一次摸进这个工地的时候，躲在还没打地基的土坑里睡觉，被巡夜的老周逮了个正着。

手电筒的光打在我脸上，我眯着眼看他。

他蹲下来，看了我足足有半分钟。

然后他站起来，把安全帽摘下来扣在我脑袋上，说了句“别睡坑里，塌了没人知道”，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晚上，他在我刚铺好的纸板旁边放了一床被子。

军绿色的，旧了，棉花都硬了，但干净。

后来我才知道，那被子是他从宿舍里拿出来的，他自己盖的那床。他老婆跟人跑了，儿子在外地读大学，他一个人在工地上住了八年。

八年。

比我还多三年。

“秋生哥，又睡不着？”

声音从脚手架那边传来。我没睁眼，嗯了一声。

小刘从脚手架后面绕出来，手里拎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两瓶啤酒。他蹲到我旁边，把一瓶递过来。

“冰的，刚从小卖部回来。”

我坐起来，接过啤酒，瓶身的水珠顺着手指往下淌。

小刘是工地上的电焊工，二十二岁，河南人，瘦得像根钢筋，但力气大得吓人。他来工地两年了，刚来的时候连焊枪都拿不稳，现在已经是老周手下最快的焊工。

“又想你儿子了？”

小刘咬开瓶盖，咕咚咕咚灌了两口。

我没说话。

啤酒冰凉，顺着喉咙往下走，把胸口那股闷热压下去一点。我喝了两口，把瓶子放在纸板旁边，看着头顶的月光。

“秋生哥，你说你天天睡这儿，到底等啥呢？”

小刘蹲在我旁边，啤酒瓶在手里转来转去。

“等这栋楼盖好。”

“盖好？”小刘愣了一下，“盖好你不就没地方睡了？”

我笑了一下。

没地方睡了。

小刘不懂，老周也不懂，这工地上所有人都不懂。他们以为我只是个流浪汉，只是恰好睡在这个工地上，只是恰好被老周收留了。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睡在这儿，也不知道我等这栋楼盖好等了五年。

五年。

一千八百多天。

我等的不是楼。

我等的是一句话。

“秋生。”

老周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我回头，老周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安全帽夹在腋下，手里拎着个保温饭盒。他走过来，把饭盒放在我脚边。

“食堂剩的，热过了。”

他蹲下来，从兜里掏出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接过来，他给我点上。火光在夜风里晃了一下，烟头亮起来，又暗下去。

“明天封顶。”

老周说。

我手顿了一下。

“明天。”

老周重复了一遍，吐出一口烟，“最后一层楼板浇完，这栋楼就封顶了。”

小刘在旁边“嚯”了一声，“这么快？我以为还得半个月呢。”

“甲方催得紧。”

老周把烟灰弹在地上，看着我。

“秋生，五年了，你跟我说句实话。”

我看着他。

“你到底在等谁？”

夜风从脚手架中间穿过来，带着水泥和铁锈的味道。远处那条街上的狗又开始叫了。

我掐灭烟头，把它碾进水泥地的缝隙里。

“老周，明天封顶完了，你带我见个人。”

老周没说话。

他看了我足足有十秒钟，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不是惊讶，不是疑惑，是一种很深的、很慢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浮上来的东西。

“谁？”

“工地后面那栋旧楼里的人。”

老周的脸色变了。

他站起来，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好几下，碾得比平时用力得多。

“你知道那栋楼？”

“知道。”

“你知道里面住着谁？”

“不知道。所以让你带我去见。”

老周沉默了。

他站在月光下，安全帽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拖到我脚边。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明天封顶完了再说。”

他转身走了。

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哒哒哒地响，越来越远，最后被夜风吞掉了。

小刘凑过来，压低声音：“秋生哥，那栋楼里到底有啥？”

我没回答。

那栋楼。

五年前我第一次进这个工地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那栋楼。

它杵在工地围挡的外面，七层高，老式的红砖楼，墙皮剥落得厉害，窗户要么封死了要么破了，楼顶上长着一蓬一蓬的杂草。白天看，就是一栋普通的待拆迁的老楼。但到了晚上，那栋楼的三楼，最左边那扇窗户，会亮灯。

不是每天亮。

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亮的时候，灯光的颜色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黄黄的，暗，但暖。灯光从窗帘缝里漏出来，像一条细细的线，从三楼垂下来，一直垂到地上。

我每天晚上都看那扇窗户。

五年。

一千八百多个晚上。

那盏灯亮了四百七十二次。

我数的。

第二天早上，工地比平时热闹得多。

封顶是大事。

天还没亮，搅拌车就一辆接一辆地开进来，水泥泵车把长长的输料管伸到楼顶，像一条巨大的机械手臂。工人们比平时早到了半个小时，戴着安全帽在楼下集合，老周站在水泥墩子上，扯着嗓子喊安全事项。

“今天是最后一层！都给我打起精神！泵车作业半径内不许站人！高空作业安全带必须系！谁要是今天给我掉链子，我让他这个月工资一分都拿不到！”

工人们稀稀拉拉地应着，有人打哈欠，有人抽烟，有人蹲在地上系鞋带。

我坐在工地角落的沙堆上，看着他们。

老周喊完话，从水泥墩子上跳下来，走到我面前。

“你今天别乱跑。”

“我不跑。”

“今天人多，别让人看见你。”

“知道。”

老周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他不说我也知道。五年了，他从来不跟别人说我是谁，也不跟别人解释我为什么睡在工地。工人们问起来，他就说“一个老乡，暂时没地方住”。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惯了，把我当成工地的固定背景板，跟那台老掉牙的搅拌机一样，天天在那儿，没人多看一眼。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有甲方的人来，有监理来，有领导来。一个流浪汉蹲在工地上，不好看。

我懂。

我站起来，把纸板和被子卷起来，塞进角落的钢筋堆后面。然后我戴上安全帽，走到工地最靠后的位置，站在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

这棵树在工地围挡的边上，树干歪歪扭扭地长着，树冠却很大，夏天能遮出一大片阴凉。树底下堆着些废料，平时没人来。

我站在树底下，抬头看。

从这个角度，正好能看见那栋老楼的侧面。白天的老楼看起来更破，红砖墙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黑印子，窗户上糊着厚厚的灰，墙根长满了狗尾巴草。

三楼。

最右边那扇窗户。

窗帘拉着。

我盯着那扇窗户看了很久，直到老周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秋生，开始了。”

我转身走回去，工地上已经热闹起来了。泵车的轰鸣声震得地面嗡嗡响，工人们站在楼顶，扶着输料管，水泥浆从管口喷出来，浇进钢筋框架里。有人在喊，有人在指挥，有人在用振动棒把水泥捣实。

老周站在楼下，仰着头，安全帽的帽檐遮住了半张脸。

我走到他旁边。

“老周。”

“嗯。”

“封顶完了，你带我去。”

他没说话。

搅拌车的声音太大了，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

但我看见他的肩膀动了一下。

混凝土浇筑从早上九点一直干到下午三点。最后一车水泥浆浇完，泵车把输料管收回去，工人们开始收工。有人在楼顶上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半分钟，红色的纸屑从楼顶飘下来，落在水泥地上，落在工人的安全帽上，落在我的肩膀上。

封顶了。

这栋楼，从地基到封顶，我看了五年。

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推土机刚把旧房子推倒，黄土翻得乱七八糟。我那时候刚来，白天在街上晃，晚上摸进工地睡觉。地基开挖的时候，我蹲在土坑边上，看着挖掘机一铲一铲地往下挖，挖到地下三层。

地基浇筑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了一整夜。

混凝土从泵车里流出来，灌进钢筋笼里，像一条灰色的河。振动棒嗡嗡嗡地响，把混凝土里的气泡赶出来。老周在工地上来回跑，安全帽上的灯晃来晃去，像一只萤火虫。

一层一层地往上盖。

脚手架搭起来，又拆掉。模板支起来，又拆掉。钢筋扎起来，混凝土浇进去，楼板干了，再往上盖一层。

我看着这栋楼从地面长出来，像一棵树，一层一层地往上蹿。

五年前我站在地基边上往下看，五年后我站在楼下往上看。

楼长高了。

我老了。

“秋生哥。”

小刘从楼上跑下来，满头满脸都是灰，安全帽上还粘着一块水泥渣。他把手套摘下来，在裤子上拍了拍。

“晚上聚餐，你来不来？”

“不去。”

“来嘛，老周请客，就在工地门口那个馆子，吃火锅。”

“不去。”

小刘还想说什么，老周从后面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先去，我跟秋生说句话。”

小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老周，识趣地走了。

老周站在我旁边，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根。我接过来，他给我点上。

“那栋楼。”

老周吸了一口烟，没看我。

“你知道那栋楼里住的谁？”

“知道。”

“谁？”

“一个老太太。”

老周的手顿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的？”

我没说话。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五年前我来这个工地的第一天，就知道那栋楼里住着一个老太太。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摸进工地，还没找到睡觉的地方，先看见了那扇窗户里的灯光。黄黄的，暗暗的，像一只快要熄灭的灯泡在风里。我站在工地的围挡外面，看着那盏灯看了很久。

后来每天晚上，我都会看那盏灯。

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亮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不亮的时候，我整夜睡不着。

我不知道那个老太太是谁，不知道她为什么一个人住在待拆迁的老楼里，不知道她为什么有时候亮灯有时候不亮。但我知道，她一定住在三楼，最右边那扇窗户后面。

因为有一次，我看见窗户被人推开了。

一个老太太站在窗户后面，头发全白了，弓着背，像一只虾米。她站在窗户后面往外看，看的方向是工地。

她就那么站着，看了很久。

然后她关上窗户，灯灭了。

那天晚上我整夜没睡。

我坐在水泥地上，看着那扇黑漆漆的窗户，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她为什么看工地？她在看什么？她是不是也在看谁？

第二天我跟老周打听那栋楼。

老周当时正在吃早饭，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白粥和咸菜。他听我问那栋楼，筷子顿了一下。

“你问那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

“别问。”

他继续喝粥，没再说话。

但我看见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很轻，像被什么东西蛰了。

后来我再也没问过他。

但我一直在看那栋楼。

五年，四百七十二次亮灯。

我数的。

“走吧。”

老周把烟头扔在地上，碾灭。

“我带你见她。”

那栋楼比我想象的还要破。

外墙的红砖已经酥了，用手指一抠就能抠下来一层粉末。楼道里没有灯，窗户都封着，只有从砖缝里漏进来的几缕光，在墙上画出一道道细线。楼梯扶手锈得不成样子，一碰就往下掉铁锈渣。

老周走在前面，我跟着他。

楼梯上堆满了杂物，破柜子、旧轮胎、不知道谁扔的编织袋。我们踩着一堆一堆的破烂往上走，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

三楼。

走廊很长，两边都是门，但大部分门都锁着，有的连门都没有了，只剩一个黑糊糊的洞口。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门上贴着一张福字，福字的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但还能看出来，是手写的。

老周走到门前，抬起手，犹豫了一下，然后敲了三下。

“刘婶，是我，老周。”

里面没有声音。

老周又敲了三下。

“刘婶，我带个人来看你。”

过了大概有半分钟，门里传来脚步声，很慢，很轻，像是有东西在地面上拖。

门开了。

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后。

她比我上次在窗户里看见的时候更老了。头发全白了，稀稀拉拉的，能看见头皮。脸上全是褶子，像一块被揉皱的布。眼睛浑浊，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在里头，像是一层水雾底下藏着的石头。

她穿着件深蓝色的褂子，洗得发白了，但干净。

她看看老周，又看看我。

“谁啊？”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一口气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刘婶，他是……”

老周顿了一下，看看我。

“你叫什么来着？”

“陈秋生。”

老周愣了一下。

他看着我，眼睛里的东西变了。

“陈秋生。”

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第一次听见似的。

然后他转向老太太。

“刘婶，他叫陈秋生。”

老太太看着我。

她的眼睛还是浑浊的，但那层浑浊底下，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陈秋生。”

她念了一遍。

然后她往后退了一步，让开门。

“进来吧。”

屋里很暗，只有一盏白炽灯吊在房顶上，黄黄的光照着巴掌大一块地方。屋里没什么家具，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老式的衣柜。墙上挂着一张照片，黑白的，用相框装着，相框上落满了灰。

老太太走到桌子旁边，慢慢坐下来，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我坐下来。

老周站在门口，没进来。

“刘婶，我先下去了，工地那边还有事。”

老太太嗯了一声。

老周走了，脚步声在楼道里越来越远。

屋里只剩下我和老太太。

安静了很久。

白炽灯滋滋地响着，像是在哼一首很老的歌。窗户外面传来工地的声音，有人在喊，有人在笑，有人在收拾工具。封顶的鞭炮碎屑，被风吹起来，有几片飘到了窗户上，贴在玻璃上，红红的。

老太太看着我。

“你叫陈秋生。”

“是。”

“陈秋生。”

她又念了一遍，像是要把这个名字嚼碎了咽下去。

“这个名字。”

她停了一下。

“是你爹给你取的？”

“是我妈取的。”

“你妈。”

老太太的眼睛动了一下。

“你妈姓什么？”

“姓刘。”

老太太的手，放在膝盖上，突然攥紧了。

“叫什么？”

“刘桂芳。”

老太太不说话了。

她就那么坐在那里，手攥着深蓝色棉袄的下摆，攥得骨节发白。她的嘴唇在抖，眼睛里的那层浑浊，像是被什么东西搅动了，一点点地散开，露出底下那团火。

“刘桂芳。”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你妈叫刘桂芳。”

“是。”

“我妹妹也叫刘桂芳。”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耳朵里。

我看着她的脸。

她的眼睛。

她的鼻子。

她的嘴。

老太太的嘴唇在抖。

“你妈叫刘桂芳。”

她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开始发颤。

“我妹妹叫刘桂芳。”

“我妹妹。”

“我找了她三十年。”

三十年。

三个字，像三块石头，砸在我胸口上。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走了三十年，”老太太说，“我找了她三十年。我搬到这里，住在工地旁边，看着这栋楼一层一层地盖起来，我以为，我以为她要是还活着，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看这栋楼。”

她的眼泪顺着脸上的褶子往下淌。

但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亮得吓人。

“这栋楼的地基底下，是我家的老房子。”

“我和你妈，小时候就住在这儿。”

“后来拆迁了，房子没了，你妈走了，我找不到她了。”

“我就在这儿等。”

“等了五年。”

“五年。”

她看着我。

“你来了。”

她的手伸过来，手指干枯得像树枝，指尖冰凉。她摸着我的脸，从额头摸到眉毛，从眉毛摸到鼻子，从鼻子摸到嘴角。

“你长得像我妹。”

“这儿。”

她摸了摸我的眉毛。

“这儿。”

她摸了摸我的嘴角。

“都像。”

“太像了。”

她忽然抱住我。

那个拥抱，没有声音。

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抖，像一片秋天的叶子，在风里抖。

我的脸埋在她的肩膀上，闻到她身上一股很淡的味道，像是樟脑，又像是老衣柜里的木头味。

我闭上眼睛。

眼泪顺着鼻梁往下淌，淌进嘴里，咸的。

“大姨。”

我叫了一声。

老太太的身体僵了一下。

然后她抱得更紧了。

“哎。”

她的声音碎成了渣，从嗓子里一点一点地挤出来。

“哎。”

“我在。”

我们在那个小屋里坐了很久。

天黑了，白炽灯的光越来越黄，把我们的影子打在墙上，一大一小，挨在一起。

老太太——我大姨——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几块饼干，她塞进我手里。

“吃。”

“大姨，我不饿。”

“吃，瘦，太瘦了。”

她把饼干掰开，递到我嘴边。

我张嘴，饼干很硬，咬起来嘎嘣响，但很甜。

她看着我吃，眼睛弯弯的，褶子里全是笑。

“你妈呢？”

她问。

“走了。”

“什么时候？”

“五年前。”

“怎么走的？”

“病。”

“什么病？”

“肝癌。”

老太太的笑容慢慢收了回去。她的手放在膝盖上，又开始攥棉袄的下摆。

“你妈走的时候，疼不疼？”

“疼。”

“谁照顾她？”

“我。”

“你爸呢？”

“早走了。”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工地已经安静下来了，老周带着工人们去吃火锅了，偶尔有几声笑从楼下传来。那栋新封顶的楼立在月光下，像一座碑。

“你妈走之前，有没有说什么？”

老太太问。

我看着她。

“说了。”

“说什么了？”

“她说，让我回老家，找一个人。”

“找谁？”

“找她姐。”

老太太的嘴唇又开始抖了。

“她姐叫什么？”

“刘桂英。”

老太太闭上眼睛。

眼泪从她的眼角挤出来，顺着脸上的褶子往下流，流进嘴角，流进脖子里。

“是我。”

“她找的是我。”

“她记得我。”

“她记得我。”

她反复念着这四个字，像是要把这四个字刻进骨头里。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蹲下来。

“大姨。”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

“妈走之前，让我带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姐，对不起，三十年没回去看你，你别怪我。”

老太太的嘴张着，却发不出声音。

她的身体往前倾，两只手抓住我的胳膊，抓得很紧，像是怕我跑掉一样。

“她没错。”

“是我没找到她。”

“是我没用，找了她三十年都没找到。”

“她没错。”

“错的是我。”

她的声音碎成了渣，每一个字都带着血。

我抱住她。

她在我怀里哭，哭声很小，像一只受伤的猫，从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抱着她，像当年抱着我妈。

五年前我妈走的那天晚上，也是这样的。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却亮得吓人。她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秋生，你回老家，找你大姨。

我说，妈，我找。

她说，你大姨叫刘桂英，小时候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门口有一棵槐树。

我说，我记住了。

她说，你跟你大姨说，我对不起她，三十年没回去看她，让她别怪我。

我说，我记住了。

她笑了一下，然后闭上眼睛。

再也没睁开。

我抱着我妈的尸体，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护士进来的时候，我妈的身体已经凉了。

火葬。

骨灰盒。

我抱着骨灰盒，站在火葬场门口，不知道去哪里。

房子卖了，车卖了，钱花光了。

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走了两个月，走到这座城市，走到这片工地。

工地门口有一棵槐树。

歪脖子槐树。

树干歪歪扭扭的，但树冠很大。

我站在槐树底下，抬头看。

看见了那栋老楼。

看见了那扇窗户。

看见了窗户里的灯光。

黄黄的，暗暗的，像一盏蜡烛。

我站在那儿，抱着我妈的骨灰盒，哭了。

哭了很久。

然后我走进工地。

找了纸板，铺在地上。

躺下来。

看着那扇窗户。

一等就是五年。

“大姨。”

我松开她，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妈的骨灰盒，在我这儿。”

老太太抬起头看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布包很旧了，蓝色的，上面绣着一朵花。那是我妈生前最喜欢的一块手绢，她走之前，让我用这块手绢包着她的骨灰盒。

我把骨灰盒放在桌子上。

小小的一个盒子，黑色的，很旧了，边角磨得发亮。

老太太看着那个盒子，手伸过去，又缩回来，又伸过去。

她的手指碰到盒子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开始发抖。

“桂芳。”

她叫了一声。

“桂芳。”

她又叫了一声。

然后她抱住那个盒子，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婴儿。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姐在这儿。”

“姐找了三十年。”

“你回来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喃喃自语，像是在跟我妈说话，又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抱着骨灰盒，身体缩成一团，像一只老去的鸟，终于等回了飞走的雏鸟。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骨灰盒上，照在老太太的白头发上，照在墙上的那张照片上。

那张照片里，两个女孩站在一棵槐树底下，手拉着手，笑得很开心。

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

高的那个是大姨。

矮的那个是我妈。

她们身后是一栋老房子，青砖灰瓦，门口挂着两个红灯笼。

那栋老房子已经没有了。

它被埋在这片工地底下。

被埋在那栋封顶了的大楼底下。

但槐树还在。

歪脖子槐树。

它站在工地的角落里，歪着脖子，看着这一切。

“秋生。”

老太太抬起头看我。

“你留下来。”

“大姨……”

“留下来。”

她打断我。

“你妈走了，我还在。”

“这栋楼封顶了，但旁边还要盖新的楼。老周说，还要盖三年。”

“你留下来。”

“大姨等妹妹等了三十年。”

“你让我等你三年。”

“行不行？”

我看着她。

看着她满脸的褶子，看着她浑浊的眼睛，看着她抱着骨灰盒的手。

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行。”

“我留下来。”

“我陪您。”

老太太笑了。

她的眼泪还在流，但她的嘴在笑。

她抱着骨灰盒，抱着我妈，抱着三十年没见的妹妹。

“桂芳，你听见了吗？”

“秋生说，他留下来。”

“他陪我。”

“你儿子陪我。”

“你听见了吗？”

白炽灯滋滋地响着。

窗外的工地安静了。

远处那条狗又开始叫了。

但这一次，声音很远，很远。

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