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大别山的三线岁月（五）

作者：心灵天空

编辑：龙 山

三线，是一个特有的地理标识。

三线，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光辉岁月；三线，是一群心怀祖国建设者的集体记忆。

——题记

第五章 舒城西南大别山区（下）

儿时的我们，在厂子弟学校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整齐唱响《少年先锋队之歌》，笃信自己是肩负使命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彼时年少懵懂，只顾拥抱安稳优越的生活，却刻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咫尺之隔的农家疾苦。

那时的本地山民，大多未解决温饱问题。同一片山野，我们坐拥军工子弟的优质教育资源、安稳生活，而当地农家子弟，生来便困在贫瘠的土地上，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极少能拥有走出大山的机会，前路渺茫，如同远处高楼缥缈的歌声，触不可及。年少的我们心性浅薄，暗自将山里人视作低人一等的群体，却不知他们常年深陷贫困与落后习俗的桎梏，世代难寻翻身出路。

厂区生活区与村落紧密相邻，村里留存着成片旧时徽式庄园建筑，大多农户便聚居于此。深山可耕作土地稀少，仅山谷溪边的冲积平地可开垦为稻田、菜地，山坡土质贫瘠，只能零星种植玉米、毛豆、山芋。山间遍布板栗林与野生茶林，是当地仅有的物产。山民民居多为夯土院墙、青瓦屋顶，院前池塘养鱼，依山傍水，看似清幽雅致，实则藏尽清贫。

这份看似恬淡的山野风光，是山民全部的生计依托。薄田薄产仅够勉强糊口，板栗、茶叶、鸡蛋、塘鱼等为数不多的物产，大多优先供给厂区居民，农户家中的人情往来、日常开销、孩童笔墨衣物，尽数依仗这些微薄收入。

年少的我，亲眼见证了这份现实的落差。路上偶遇的农家少年，眉宇间带着执拗与坚毅，默默掩饰着心底的落差与不甘；衣衫破旧的农家女孩，望见我们整洁漂亮的衣衫配饰，总会局促低头、攥紧衣角匆匆走过，眼底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艳羡。偶尔有农家孩子拿出最珍视的玩具与我们交换，我们却大多不屑一顾，即便应允，也带着居高临下的施舍姿态。

我们日日吟唱天真烂漫的歌谣，岁月安稳无忧，而山里的同龄人，早已扛起生活的重担。我们欢唱“太阳当头照，花儿对我笑”时，他们凌晨便背着粪篓、手持粪叉，奔波乡野拾粪劳作；我们歌颂家乡山水美好时，他们穿梭山林、背负沉重柴禾，瘦弱的脊背被压得弯弯；我们赞美田野金黄壮阔时，他们顶着烈日躬身农忙，遇上暴雨山洪冲毁良田，只剩满眼茫然无助；我们感叹校园雪景纯净美好时，他们身着单薄破旧棉袄，手提炭火小桶，踏雪奔赴简陋的土坯校舍。

存在决定意识，可每当想起这些画面，我总会忍不住追问：那些早早饱尝生活苦难的农家孩子，年少的心底，究竟藏着怎样的思索与期盼？未曾历经苦难的我们，随口感叹人生疾苦，终究是最肤浅的矫情。

在我家平房后面，便是当地的乡村小学。校舍全系黄土夯筑，教室阴暗潮湿，课桌板凳破旧歪斜，大多需要学生自行从家中携带。所谓操场，不过是平整后的打谷场，篮球架残破扭曲，乒乓球台由碎石堆砌而成，边角破损不堪。课堂上，孩童们用方言咿咿呀呀诵读，语调起伏婉转，听来如同歌谣。

小学校长身形清瘦、眼窝深邃，是一位底蕴深厚、音色浑厚的知识分子，待人处事令人肃然起敬。令人惋惜的是，他的几个儿子心智残缺，身形成年却举止歪斜、言语混沌，终日喃喃自语、无人能懂。

我曾偶然看见校长的儿子手持一本《诗经》，书页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的诗句旁，批注工整细致。可惜这份笔墨心意，终究无人传承。偶尔，校长的儿子会主动靠近我们玩耍，笨拙嬉闹，年少的我们或是惊惧躲开，或是肆意逗弄，如今想来，满心愧疚。

与破败的乡村小学截然不同，距我家四五里的厂子弟学校，是深山里难得的一方优渥天地。学校依山而建，分为三层水泥平台，布局规整、设施完善。顶层是乒乓球场，整齐排列六张水泥球台；中层是主体教学楼，三层青砖楼房宽敞明亮，楼下配套标准化球场，从一年级到初三，我们逐级在教学楼的首尾教室完成学业；底层是宽阔操场，设有两座篮球场，旁设锅炉房，常年供应热水、冬季供暖。操场左侧建有巨型露天银幕与放映室，无雨天气每周都会放映露天电影，雨天则转入礼堂开展。校园四周遍植泡桐，阔叶繁茂、夏日清凉，操场与教学楼之间的司令台正中，镶嵌着一枚熠熠生辉的红五星，庄重肃穆。

厂区学校教学规范、仪式完备，夏日还会熬制大枣、甘草、冰糖调配的清凉饮品，清甜解暑，是我们独有的夏日记忆。两相映照，城乡教育、生活的差距，一目了然。

乡村小学的孩子大多仅能识文断字，极少数有幸升入乡镇中学。反观厂子弟学校，硬件优越、条件齐备，却学风松散、学子眼界狭隘。不少常州籍子弟小学高年级便转学回城，余下子弟良莠混杂，大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彼时，能考上厂办技校已是出众，多数人或是进入五七厂做临时工，或是静待日后顶替父母岗位，甘于平庸。

整个三线厂区，在恢复高考后的数年间，唯有我大姐一人凭实力考入县重点高中。当年学校疏于管教、全无复习辅导，全凭她自身刻苦奋进。父亲考虑到彼时就业艰难，劝说她放弃高中、就读地区卫校。即便如此，大姐依旧勤勉自律，获评“全国三好学生”，事迹登上《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光荣榜，作为全省十余名获奖者之一，1984年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授奖仪式。此后她远赴新加坡深造，如今其子也勤奋好学，稳居地区重点高中。三线厂外迁后，大姐选择留守，活得出彩体面，成为全家的骄傲，更是弟弟妹妹心中无可超越的榜样。

彼时，真正重视子女教育的厂区家长，都会将孩子送往六七里外的晓天镇农村中学寄宿求学，每周仅能归家一次。这所学校校舍规整、校园开阔，氛围沉静纯粹，是真正潜心向学的一方净土。只是学生宿舍条件极度艰苦，依托农家旧房改造，夹层阴暗、被褥破旧、空气污浊，床铺铺满厚稻草，我曾暂住其中，被虱子叮咬得满身红疹，环境堪比牛圈。可就是这般贫瘠艰苦的环境，却孕育出无数寒门学子，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厂区后续走出的优秀学子，大多出自这所乡村中学。他们从这里考入地区、县级重点高中，继而圆梦上海交大、中国地质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其中一名浙大毕业生，父母仅是厂区临时工，常年受尽冷眼与不公，却凭自身努力逆天改命，为家人挣尽荣光，恰应了“有钱难买少时贫”的老话。我向来对寒门苦读的学子心怀敬意，他们在逆境中坚守初心、奋力突围，活出了最可贵的人格尊严。后来我在合肥偶遇一位同校学子，与我年岁相仿，考入安徽大学生物系，如今已是一名优秀的中学化学教师。

并非所有深山少年都能挣脱命运桎梏。多数农家男孩升学无望，或是留守山村世代务农，或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怀揣一腔愤懑与无奈，在生活中苦苦挣扎。更有甚者，沾染陋习、误入歧途，滋惹是非、败坏风气。当年村里曾有农户倾尽心力送子进入厂子弟学校求学，少年却顽劣不羁、扰乱校风，肆意骚扰女同学，最终不慎从二楼坠落，重伤昏迷，令人唏嘘。

相较男孩，深山女孩的命运更为被动。旧时山村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们大多来不及见识山外繁华，便早早嫁人、生儿育女，终其一生囿于山村，终日劳作、操劳度日，重复着祖辈的贫苦人生。

我家迁居至子弟学校附近后，隔壁村落有一位高挑的农家姐姐，终日郁郁寡欢、神色沉闷。她出嫁当日，遵循当地哭嫁习俗，紧紧依偎母亲痛哭不止，哭声凄切绵长，直至黄昏不散，围观人群渐渐散去，依旧悲泣难止。数月后她回娘家，神色呆滞、毫无喜色，没过几日，便传来她自尽离世的噩耗，芳华落幕、令人痛心。

走出大山、见识世面，是彼时深山女孩难得的出路，外出做保姆是她们最常见的选择。山村少女质朴纯粹、心性善良，如同山野繁花，干净坚韧。

当年我的大姐、二姐都曾聘请当地山村少女照看孩子。大姐家的小保姆彼时不过七八岁，稚气未脱，笨拙却细心地照料尚在襁褓的外甥，耐心安抚孩童的哭闹，尽心尽责。

二姐家的保姆来自霍山，初到合肥时热情爽朗、吃苦耐劳，主动包揽家务，连父亲的衣物都争相清洗。我和父亲曾带她游览包河公园、逍遥津公园，彼时的她眉眼明亮、朝气蓬勃，脸庞红润，眼底盛满对山外世界的热忱与憧憬。可二姐不通世故、待人疏离，刻意冷落排挤她，不许她与人交流、参与家事，将她终日困于屋内。久而久之，少女性情大变，从开朗热忱变得沉默阴郁，满心压抑、无处排解。最终她借机返乡，一去不返，连随身衣物都未曾带走。如今回想她落寞的神情，依旧满心感伤与心疼。我们本是从深山走出的人，却忘了善待同为山乡出身的普通人。

父亲单位还有一位霍山籍小保姆，聪慧通透、悟性极高，跟随女主人耳濡目染，处事从容、气场沉稳，就连打牌时都自信笃定、气度不凡。

改革开放后，安徽山村少女外出务工做保姆，一度成为时代特色。只是大多女孩终究抵不过世俗宿命，辗转数年，最终依旧返乡婚嫁、扎根山村。

（未完待续）

本文转自天涯论坛，原标题《回望大别山的三线厂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