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里的花束已经蔫了,百合花瓣边缘卷曲发黄,像被火舌舔过的纸。我走之前插在那里的,那天是七月三号。现在水已经混浊,水面浮着一层细小的飞虫尸体。
她不养花,从来都是这样,所以也从来不知道花需要换水。她知道怎么挑最好的荔枝,知道怎么在菜市场跟小贩还价,知道儿子几年级几班,但她不知道花需要换水。
我关上门,声音很轻。玄关的鞋柜上她的钥匙还在,一串三把,家门、娘家、车钥匙,串在一个Hello Kitty的挂坠上。挂坠的粉色已经褪得发白,眼睛上的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灰白的塑料。这把钥匙在她口袋里揣了八年,现在被随手丢在柜面上,压着一封水电费催缴单。
电梯里的镜子映出我的脸,下巴上的胡茬长出来了,青灰色的一片。镜子角落贴着一张物业通知,说七月份要进行消防演习,请各位业主配合。演习时间是七月十五号,那天我还在等她回来。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声音很小,消防警报突然响起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以为是哪里真的着火了。
她在七月三十一号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家已经十一点多。客厅的灯开着,她坐在沙发上,行李箱靠在脚边,箱子侧面还贴着去年夏天我们去青岛的托运标签。她穿着一条我没见过的裙子,蓝色的,领口开得很低。
“你去哪了?”我问。
“回我妈那住了一阵。”她说,眼睛看着电视,声音很平。
“手机为什么关机?”
“没电了。”
我没再问。她也没再解释。我洗完澡出来,她已经睡了,背对着我,被子裹得很紧。我躺在床的另一边,中间隔着一整个夏天的距离。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她还没醒。我做了早饭,放在桌上,用保鲜膜盖好。然后我拎着包出门,坐地铁,到公司,打卡,开电脑,回邮件。一切照旧。下午的时候我请假走了,去了趟火车站,买了张票。
现在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里,靠窗的位置。玻璃窗上贴着“夏日特饮第二杯半价”的广告,柠檬黄的字,被太阳晒得有些褪色。我看见她从出租车上下来,穿着昨天那条蓝裙子,高跟鞋踩在人行道上很急,包带从肩膀上滑下来,她用手肘往上推了推。
她进旋转门的时候迟疑了一下,站在门口往左右看了看。一个外卖小哥从她身边跑过去,她侧身让了让,包又滑下来。她推门进去,玻璃转了一圈,把她吞进大楼的阴影里。
保洁阿姨在拖地,拖把的水痕在地上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她走过来,抬头看了看我,说:“你是八楼那个公司的吧?”
我点点头。
“你老婆来找你了,”她说,“刚才问我来着。”
“嗯。”
“她说她打你电话打不通。”保洁阿姨把拖把搁在水桶边上,水桶里的水是灰的,漂着一根烟头,“你们吵架啦?”
“没有。”
“我看她挺着急的。”她拎起水桶,水晃了晃,溅了几滴在地上,“前两天你们公司那个小姑娘也来找你,你说你不在,她也挺着急的。”
我把咖啡杯放下,杯子里的冰块已经化了大半,柠檬片沉在杯底,边缘有些发黑。
“她走了吗?”
“上去了吧,”保洁阿姨拖着水桶往电梯间走,“电梯刚上去。”
我坐在那没动。窗外的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斜斜地照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道明暗的界线。我的手机屏幕亮了,是她发来的消息,两个字:在哪。
我没回。咖啡已经凉了,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柠檬的苦味在舌尖上散开,很涩。
手机又亮了。她说:我在你公司,你同事说你请假了。
我打了三个字:出差了。
她回:去哪了?
我说:青岛。
过了很久,她回: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知道。
屏幕暗下去,映出我的脸。窗外的天开始泛红,云层很低,压着远处的楼顶。咖啡店开始上人了,一对年轻情侣坐在我旁边,女孩用勺子挖着冰淇淋,男孩在拍她,她躲着镜头笑。冰淇淋是粉色的,草莓味。
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电梯间传来叮的一声,我知道是她下来了。她穿着蓝裙子,高跟鞋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很响,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她没有往咖啡店这边看。她直接走出了旋转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看了看,然后又塞回包里。太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躺在人行道上,被来来往往的人踩过去。
我看着她上了出租车。车开走的时候,尾灯在暮色里亮了一下,然后拐过街角,消失了。
我叫服务员买单。服务员是个年轻姑娘,围裙上别着一个名牌,写着“小周”。她看了看我面前的咖啡,说:“先生,您这杯都没怎么喝。”
“不用了。”我说。
她拿起杯子准备收走,又停了一下:“需要帮您打包吗?”
“不用了。”
她走了。我坐在那,看着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下去。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把行道树的影子投在地上。树是梧桐,叶子很大,风一吹就哗哗地响。
手机又亮了。是她发的,这次是语音。我没点开,只是看着屏幕上那条绿色的长条,不知道她在那头说了什么。
我把手机收进口袋,站起来往外走。经过垃圾桶的时候,我把咖啡杯丢进去,杯子里剩下的冰块撞在桶壁上,叮当响了一声。走出门的时候,风迎面吹过来,带着夏天的热气和汽车的尾气。天已经全黑了,星星看不见几颗,月亮被云挡着,只透出一圈模糊的光。
我往地铁站走。路上经过一家花店,门口摆着一桶百合,白色的,还带着露珠。我站了一会儿,老板从店里探出头来问我要什么。我说不要,继续往前走。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我转身回去,买了那束百合。老板用报纸包好,递给我。报纸上印着昨天的新闻,头版是一架失事的飞机,机上无人生还。
我把花夹在腋下,走进地铁站。刷卡进闸的时候,手机的呼吸灯又闪了一下。我没看。地铁来了,我走进去,车门在身后关上,车厢里人不多,每个人都低着头看自己的手机。
我靠着门站着,玻璃窗上映出我的脸,还有那束百合,白色的,在报纸里露出一角。地铁开动了,窗外的广告牌连成一条模糊的光带,红的黄的蓝的,飞快地往后退。
到站的时候,我下车。站台上没什么人,只有保洁阿姨坐在长椅上休息,旁边放着一辆清洁车。她看见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花,笑了笑:“给老婆买的?”
“不是。”我说。
我出站,走回家。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黑上楼。到家门口,我看见门缝里透出灯光。她在。
我掏出钥匙,插进锁孔。钥匙转动的时候发出咔哒一声,门开了。
她站在客厅里,换了一身家居服,头发湿着,像是刚洗完澡。桌上的花瓶空着,里面还残留着之前那束花枯萎的根茎,水已经干了,留下一圈褐色的水垢。
我走进来,把花放在桌上。百合的香味在空气里散开,很淡。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我说:“我回来了。”
她低下头,声音很轻:“你去哪了?”
“没去哪。”我说,“就在楼下。”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窗外的风把窗帘吹起来,鼓鼓的,像一艘帆。
我走过去,把枯萎的花从花瓶里拿出来,丢进垃圾桶。然后打开水龙头,把花瓶洗干净,接上清水,把新的百合插进去。
水声哗哗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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