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关于 AI 的讨论经常围绕几个问题打转:模型什么时候达到 AGI,能力增长会不会撞墙,超级智能究竟还要两年、五年,还是更久。
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对创业者来说,未必最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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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AI 创始人、如今负责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的 Alexandr Wang,在 Y Combinator Startup School 2026 的访谈中,给出了他的判断:哪怕从今天开始,模型能力一点也不再进步,现有技术向经济和社会扩散,也足以带来几十年的变化。
换句话说,AI 当前最大的瓶颈已经不只是模型能力,而是如何把能力变成产品、组织和真实世界的结果。
这就是他所说的“一次文明级机遇”。
一个不性感的需求,后来成了 AI 的基础设施
Alexandr 生长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一个因原子弹项目而闻名的地方。他参加数学和计算机竞赛,17 岁到 19 岁之间先到硅谷的 Quora 工作,又进入 MIT,19 岁创办 Scale AI。
这段经历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如何找到问题。
他在 MIT 训练早期机器学习模型时发现,训练一个模型需要三样东西:算力、代码和数据。云计算账户可以在线开通,训练代码也越来越容易获得,唯独训练数据没有一个方便、稳定的供给方式。
这就是 Scale AI 最初抓住的缺口。
今天,“数据决定模型质量”已经接近行业常识。但在 Scale AI 创业后的很多年,数据一直是一个“不性感”的生意。公司收入和增长不错,投资人依然怀疑它是不是一门长期、可持续的生意。因为许多判断这家公司的人,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训练过模型,因此没有切身感受过数据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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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后来,那些曾经看不上数据生意的人,开始写文章论证数据是 AI 最重要的机会之一。
这段历史告诉创业者:真正重要的机会,在形成共识之前,往往看上去乏味、局促,甚至不够像一个“大市场”。如果一个机会已经登上所有商业媒体的头版,人人都能说出同一套理由,它通常也已经挤满了竞争者。
Alexandr 把这种能力称为建立自己的“内部罗盘”:你必须比共识更早地形成一组关于未来的判断,并且能在外界长期不认同的情况下继续做下去。
当年 Scale AI 进入 YC 时,最初的想法是做一个帮助人们获得医疗服务的 AI。这个产品今天看可能有机会,甚至可能正当其时,但当时的技术和市场时机不对。团队做了一两个月,YC 合伙人 Jared Friedman 直接告诉他们,这件事可能走不通。他们接受反馈,回到原点,重新寻找机会,才转向训练数据。
所以,所谓坚定,不是死守第一个点子。真正该坚定的是对底层趋势的理解;产品、路径和时间点都可以调整。
模型不再进步,也够整个社会忙几十年
很多人仍在等待下一代模型,仿佛只有模型再聪明一个数量级,AI 创业才真正开始。
Alexandr 则认为,今天已经存在的模型能力还远没有被社会吸收。企业的流程没有完成重构,政府和公共机构没有充分适应,安全体系也没有跟上。大量行业甚至还停留在给旧软件加一个聊天框的阶段。
技术能力和生产率之间,从来不是按下开关就能瞬间转换。中间需要产品设计、工作流改造、组织调整、评估体系、合规制度和用户习惯。每一层都可能会产生新公司。
十年前的创业公司面对大企业,有点像大卫对歌利亚:资源少、品牌弱、渠道有限,只能找到一个足够狭窄的切口,用速度和聪明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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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Agent 给小团队增加了新的杠杆。一个从成立第一天就围绕 AI 设计的公司,可以让 Agent 参与研究、编程、运营、销售和客户支持。它不再只是一个拿着弹弓的大卫,而可能是被 AI 放大的另一个歌利亚。反过来,大公司虽然拥有数据、客户和资本,却常常被既有流程和组织边界拖后腿。
这不是说小公司一定会获胜。关键在于“从头用 AI 设计”,而不是给原有岗位发几个模型账号。前者会重新思考任务如何拆解、结果如何评估、人和 Agent 如何交接;后者大多只是把局部环节做快一点。
当智能变得丰富,稀缺的是愿景和野心
Alexandr 对未来十年的一个核心判断是:智能会变得丰富,行动能力也会变得丰富。
过去,人类社会推进一件复杂的事情,往往需要把一群聪明人组织起来,围绕共同目标长期协作。创办一家公司如此,进行科学研究如此,建设国家也如此。人才、沟通和组织能力长期构成了进步的瓶颈。
Agent 正在降低这部分成本。一个人可以调用的“数字同事”会越来越多,它们能持续执行任务,读取上下文,互相协作,并根据结果修改下一轮行动。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未来最稀缺的资源就不再只是智力。更难的问题会变成:你究竟想让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你能不能把这个变化描述清楚?你是否愿意穿过漫长而混乱的执行过程,把它做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AI 并不会让系统性思考失去价值。
过去的工程师直接写代码,后来管理由许多人组成的组织。现在,抽象层继续上移:先是安排单个 Agent,再是编排一组 Agent,未来可能是管理成千上万个 Agent 构成的系统。代码的具体写法会变化,但如何分解问题、设置边界、设计反馈、发现异常,仍然需要严谨的思考。
所谓“AI 会写代码,所以没必要学计算机”,遗漏的正是这一点。旧技能的表现形式会变,底层的系统能力不会消失。只会表达而缺少结构化判断,很难管理复杂的 Agent 系统;只会实现而不知道该把系统带向哪里,也会越来越容易被廉价智能替代。
技术能力之外,人还需要历史感和价值判断。未来十年,人类社会的变化可能超过过去百年。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更有效率的系统,也需要关于这些系统应该服务谁、权力如何分配、风险如何控制的清晰主张。
创业机会在于,找到可度量的 Agent 闭环
访谈中最值得创业者关注的,是 Alexandr 对 Agent 机会的具体描述。
他认为,今天仍有巨大空间去设计“Agent 闭环”:让系统围绕一个明确结果持续运行,投入比现在多一千倍甚至一百万倍的 token,通过反馈不断改进结果。
一家公司的本质,本来就是许多反馈回路的组合。公司找到客户,努力让客户更满意;满意度提高,客户增加支出;收入增加,公司可以招更多人、改进产品,再获取更多客户。大循环里还包含获客、交付、定价、客服和研发等许多小循环。
过去,这些循环的每条边主要由人来操作。Agent 的机会,是接管其中可以观察、可以评价、可以反复优化的部分。
这里真正困难的通常不是调用模型,而是定义指标。你要先回答:系统怎样才算做得更好?反馈从哪里来?短期指标会不会破坏长期目标?哪些错误可以自动恢复,哪些错误必须交给人?
Meta 内部已经出现这样的案例:一旦建立正确的 Agent 循环,并为它提供合适的评估指标,一群 Agent 可以轻松完成过去上百名工程师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
这个例子指向的方法非常清楚:Agent 的价值不只在一次回答,而在带着反馈连续工作。
落到工程层面,东西反而很朴素。技能说明、Markdown 文件、定时任务、目标定义,再加上足够的数据和清晰的评估。没有神秘配方,也不是写一句宏大的提示词就能获得一家初创公司。
那些真正能产生价值的系统往往看起来很普通:它们只是在一个重要流程里稳定运行,能够看见结果,能够发现偏差,也能够开始下一轮。
为什么模型必须足够便宜
如果未来的软件依靠大规模 Agent 闭环工作,模型价格就不只是开发者省多少钱的问题,而会决定哪些产品能够存在。
一次问答的成本即使不高,放进一个运行数小时、调用多个工具、反复检查和修正的工作流,消耗也会迅速放大。更复杂的多 Agent 系统还会让调用量继续上升。如果模型昂贵到必须被严格限额,很多新产品在被发明之前就已经失去经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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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Alexandr 强调 Meta 不希望模型只供最富有的公司和开发者使用。他把 AI 过去几轮应用概括为不断放大的浪潮:自动驾驶之后是聊天机器人,聊天机器人之后是编程 Agent,每一轮的影响范围都可能比上一轮大一个数量级。
所以,最重要的 AI 产品很可能还没有出现。
便宜的模型、开放的接口和可替换的工具链,会让更多人有机会试错。降低一次实验的成本,才可能换来应用层的大量探索。
个人超级智能,不是一个替你做主的中央大脑
在 Meta 的设想中,超级智能不是一个控制所有人的中央系统,而是数十亿个适应个人情境、理解个人目标的智能助手。它的作用是扩展人的行动能力,让普通人完成过去无法想象的事情。
Meta 的平台上已经有约两亿家企业和商家,Alexandr 期待 AI 工具把创业和经营的门槛继续降低,最终出现数量更大的商业主体。个人 Agent 与商业 Agent 彼此协作,形成一个去中心化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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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个人上下文意味着更敏感的数据,持续行动意味着更高的权限,Agent 之间的大规模协作也会带来安全、欺诈和责任认定的新难题。Alexandr 同样承认,建设者不仅要创造机会,还要帮助企业和政府适应技术,并处理生物安全、网络安全等风险。
技术扩展了行动能力,也同时扩展了犯错和作恶的能力。“让每个人拥有超级智能”不能只靠模型能力实现,还取决于权限设计、身份体系、审计机制和公共规则。这部分建设也会成为长期而具体的产业机会。
给年轻人的建议:把时间押在最长的指数曲线上
对谈最后,主持人问 Alexandr,如果能给 18 岁的自己发一封电报,他会写什么。
第一件事,仍然是建立自己的内部罗盘。年轻时经验少,很容易被市场情绪、权威意见和同龄人的选择扰乱。真正重要的不是对每件事都发表观点,而是对少数底层趋势形成经过验证的判断,并愿意承担判断暂时不被理解的代价。
第二件事,是寻找世界上“最陡、持续时间最长的指数曲线”,然后把宝贵的几年投入进去。过去,这条曲线可能是摩尔定律;今天,就是 AI 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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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曲线的起点往往并不起眼。Scale AI 创业时,AI 行业还在 YouTube 视频里识别猫,很难向外行解释为什么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技术方向。
十年后回看,答案已经不同。
当然,“找到指数曲线”不是去追逐每一个热门名词。它要求亲手使用技术,理解能力边界,观察成本变化,并从真实摩擦里找机会。Alexandr 当年发现数据问题,不是因为读到一份趋势报告,而是因为他自己训练模型时,被数据获取卡住了。
今天也是一样。最可靠的机会,往往藏在你真正使用 AI 之后反复遇到的障碍里:模型已经会做一件事,但还无法稳定完成;一次演示有效,却进不了生产环境;答案看似聪明,却没有评价和追责机制;单个 Agent 能工作,多个 Agent 却无法协同。
这些问题背后,都可能会长出下一代基础设施公司。
AI 是否会在两年后达到某个严格定义的 AGI,没人能在今天给出可信答案。但对一个准备创业或重新设计职业路径的人来说,有一件事已经足够明确:我们并不缺可以使用的智能,缺的是把智能放进现实闭环的人。
模型会继续变化,工具会不断更名,今天流行的产品也可能很快消失。真正值得建立的,是自己的判断、系统思维和对现实问题的长期兴趣。
机会已经出现。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相信 AI,而是你究竟准备让它替世界改变哪一小块。
参考来源: Alexandr Wang: “This is a Once-in-a-Civiliz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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