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发文明确：国企举债借钱自己还，政府不承担偿债责任！

近日，遵义市新蒲新区管委会正式印发《遵义市新蒲新区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办法（试行）》。文件释放清晰信号：辖区国有企业开展融资举债，必须主动对外声明，所借债务属于企业自身债务，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偿债责任。通俗来讲，企业可以市场化融资，但是不能寄希望政府兜底还债。

这份文件可以看作是全国城投平台转型浪潮中的一个缩影。目前，越来越多区域划定政企债务边界，持续剥离国企附带的政府融资职能。

政策细则落地，清晰划定政企债务权责边界

遵义新蒲新区出台的管理办法，并非凭空制定。早在2022 年，贵州省国资委已经将同类约束条款写入省级国企融资管理文件。新区本次政策，是省级监管要求向下延伸细化，覆盖新区监管、代管范围内国有独资、控股企业以及各级下属子公司。文件围绕企业融资设立五条硬性约束，全方位堵住违规融资通道。

第一，严格管控融资成本，企业融资利率不能突破省、市级划定标准，杜绝高息举债放大债务压力。

第二，坚持量力举债，没有稳定偿债资金来源的项目，不允许新增借款，从源头避免盲目扩张。

第三，匹配项目建设周期，长期建设项目原则上不能借入三年以下短期资金，防范期限错配带来流动性风险。

第四，划清最核心红线，严禁把财政收入作为还款来源，严禁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企业举债时必须主动公示债务属性，明确政府不兜底。

第五，规范抵质押融资行为，禁止利用无收益公益性资产、产权不合规的经营性资产办理抵押贷款、发行债券与资产证券化产品。

梳理国内政策脉络可以发现，这一监管思路早已在全国铺开，多地相继出台配套制度。2023年广西发改委发布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文规定各级政府不得为国企融资提供担保、偿债承诺。国企市场化融资建设项目，如果资金断裂、项目停滞，严格遵循 “谁举债、谁负责”，由企业自行处置风险。

河南、江苏、山东、重庆、湖南多地城投公司陆续发布公告，宣布退出政府融资平台，转型为市场化运营主体，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新增债务全部由企业自行偿还。

从法律层面看，国有企业属于独立法人，依法以自有资产承担债务，政府本就不属于债务偿还主体。但长期以来，政企边界模糊，市场习惯性默认地方国企背后存在政府信用背书。大量平台企业依托这种隐性信用便利融资，持续积累债务风险。各地密集出台规则、要求举债主动公示声明，本质是用制度文件固化权责划分，逐步打破市场固有的惯性预期。

平台清退进入倒计时，关闭隐性债务“前清后增” 通道

一系列政企信用切割举措的背后，有明确的政策时间节点作为推动力。2024年 8 月，央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相关通知，业内通称 “150 号文”，划定硬性目标：城投企业退出融资平台名单最晚不得迟于 2027 年 6 月末。截至 2026 年年中，留给各地推进转型的时间窗口仅剩不到一年。各地加快出台监管文件、推动平台公告转型，正是抢抓窗口期落实任务。

远东资信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分析，要求国企举债主动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核心目标是切断隐性信用背书，防范出现“前清后增” 现象。所谓前清后增，就是地方一边推进存量隐性债务化解，一边依托城投平台新增债务，债务风险持续循环，化债工作难以取得实质成效。通过强制公示债务属性，能够持续约束金融机构、投融资主体，杜绝借助国企渠道变相新增隐性债务。

全国范围内，城投“退平台” 行动已经大规模推进。公开统计数据显示，仅 2025 年，超过 260 家地方国企官宣退出融资平台名单。自一揽子化债政策落地以来，全国已有超 600 家主体通过官方披露完成退出。截至 2025 年末，全国超 82% 融资平台完成退出。

区域分布上，江苏、浙江、山东完成退出平台数量位居前列，退出主体以区县级城投为主。大量区县平台集中退出，也体现转型推进的现实特点。区县级平台普遍资产质量偏弱、经营收入有限，过去高度依赖财政支持开展基建业务，也是隐性债务高发区域。监管层推动这类主体率先剥离政府融资职能，能够从基层遏制违规举债行为。

值得注意，公告退出平台只是第一步，纸面声明不等于完成真实转型。当前不少企业仅完成信息公示，经营性业务尚未培育成熟，持续依靠借新还旧维持资金周转。近两年城投债发行数据也印证这一趋势，债券融资中“借新还旧” 占比持续走高。

政策设计的整体思路清晰有序：一边稳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一边搭建制度屏障严控新增违规债务。各地要求政府不承担国企偿债责任，是整套风险防控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推动地方债务治理走向规范化、长效化。

市场逻辑全面重构，投融资各方迎接深刻转变

持续多年的城投信用逻辑，正在迎来根本性调整。过去市场流行“城投信仰”，不少金融机构、投资者判断债务安全程度，优先参考企业所属区域财政实力，默认存在政府隐性兜底。随着政企信用持续切割，这套投资逻辑不再适用，市场评判标准全面转向企业自身基本面。

对于投资者与金融机构而言，未来开展业务必须转变思路。评估一家国企债务风险，重点考察企业经营性现金流、资产质量、主营业务可持续性，而非单纯依靠区域财政水平。没有稳定自营收入、高度依赖财政补助的企业，融资难度将会持续上升，融资成本也会出现分化。信用资质差距最终体现在融资利率、融资可得性上，市场分化将会持续加剧。

身处转型中心的地方国企，将直面巨大生存考验。以往依托政府信用，企业获取资金难度低、成本可控。信用背书逐步消失之后，企业需要完全依靠自身经营能力对接资本市场。缺乏市场化业务、长期依靠政府项目生存的平台，融资渠道会持续收紧。

行业普遍认可，城投市场化转型主要存在三条路径：转型城市综合运营商、产业投资主体、园区开发运营主体。能够成功转型的企业，通常具备四大特征：区域拥有扎实产业基础、经营性收入稳步提升、存量资产具备持续现金流创造能力、政企资金往来、债务划分清晰透明。

与此同时，现实层面仍存在政策与实操的温差。不少业内人士坦言，很多地方国企是区域重点企业，吸纳大量就业，联动众多上下游市场主体。即便政策明确政府不兜底，如果大型国企爆发大规模债务风险，涉及就业稳定、产业链运转，地方政府很难完全置身事外。

这一轮密集出台的政策，更偏向系统性预期管理。各地持续发布文件、企业陆续发布声明，目的是反复向市场传递明确信号：旧有的政企融资模式彻底终结。需要厘清，“政府不兜底”不等于放任风险无序爆发。整套改革配合存量债务化解方案稳步推进，目标推动地方债务体系平稳软着陆，规避集中违约风险。软着陆能否实现，关键不在于一纸公告，而在于城投企业能否真正培育自主造血能力。

结语

对地方政府来说，需要摒弃依靠平台举债发展的传统路径；对国有企业而言，必须摆脱对财政依赖，主动培育经营性业务；对资本市场参与者来说，需要彻底摒弃兜底幻想，建立全新的信用评估框架。国企债务自担风险、政府不兜底，不只是短期监管要求，更是长期制度变革方向。在这套新规则之下，能够持续稳定经营、创造现金流的市场主体，才能在变革浪潮中长期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