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105年前的今天——“一大”召开与闭幕日期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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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

老正按：今天是7月31日。105年的这天，嘉兴南湖的那艘船正式起航。

今天是7月最后一天，关于“一大”的这个专题也将结束。

今天要说的是“一大”召开与闭幕日期的考证，一位名叫邵维正的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摘自叶永烈所著《红色的起点》，对邵维正的论文也有部分引用。

邵维正，1935年9月8日生于江苏常州，祖籍浙江黄岩。1951年初入伍，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9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专业技术一级。

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一级教授、少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被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2001年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2002年获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主编、参编著作36部，发表文章200篇，获国家和军队各类奖30项。主讲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党史故事100讲》。2024年，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了邵维正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编者在卷首加发按语，称之为“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结论：“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与记载吻合；向后推算，一大会场被搜查后，代表们很着急，连夜开会商议，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又开了一天会，一大闭幕当是7月31日。” 胡乔木动情地说：“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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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15位出席者（党史权威排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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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召开与闭幕日期考证

参考文献：

1、《红色的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2月第一版；作者：叶永烈

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01期；作者：邵维正

科学家指出，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日期的记忆最弱，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曾成为历史之谜。

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召开的，众多的当事者对年份倒是记得清楚的。至于是哪个月召开的，记忆开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则完全陷入了记忆的模糊区之中。

除了记忆之误以外，中国人当时习惯于阴历，更加重了这个历 史之谜的复杂性。

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5月”，很可能指的是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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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在1937年则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说：“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张国焘在1953年写道：“1921年5月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

陈潭秋在1936 年那篇用俄文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不论译成“7月底”或“7月下半月”、“7月下旬”，总是表明在7月15日之后召开中共“一大”。

中共日益壮大，纪念中共诞辰也就提到日程上来。可是，说不清一个具体的日期，毕竟给纪念活动带来困难。

“这样吧，就用7月的头一天作为纪念日。”

1938年5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跟董必武商量之后，定下7月1日作为中共的诞辰纪念日。

不久，毛泽东在5月26日至6月3日召开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 这在1938年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可以查到这句话。

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称“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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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当韦慕庭见到那尘封已久的陈公博在1924年写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感到困惑。韦慕庭写道：

“现在中国共产党把7月1日作为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建立的日子来纪念。但对这次大会实际上何时举行来说，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说是5月，有的说是7月。陈公博写他的论文时，仅在他参加了的这次大会的两年半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举行。” 韦慕庭为陈公博的论文写了长长的绪言，内中专门写了一节《大会的日期》，引用各种文献，对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进行一番详尽的考证。

韦慕庭得出结论，认为陈公博所说的中共“一大”在1921年7月20日开始，到7月30日结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起止日期”。

但只是“近乎”，精确的日期，这位美国的教授无法确定。韦慕庭的绪言在美国发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们并不知道韦慕庭的考证。

1961年，北京革命博物馆。李俊臣在工作之余，正在那里通读《新青年》，当读着《新青年》九卷三号时，对其中陈公博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产生了很大兴趣。

虽说此文是1921年8月的文章，发表已四十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它。可是，文中的“密码”，一直没有被破译。当李俊臣读此文时，才辨出文中的“暗语”。

陈公博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赴沪……”

乍一看，这是一篇普通的旅游见闻罢了，四十年来谁都这么以为。然而，李俊臣却联想到中共“一大”，顿时眼前一亮： 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共“一大”！

此文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文章，是陈公博在中共“一大”刚刚结束时写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不便点明中共“一大”，这才拐弯抹角，故意指桑为槐。不过，文章毕竟记述了关于中共“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实。由于此文写于中共“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可以排除那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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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臣当时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篇关于中共‘一大”的重要参考资料，颇具史料价值”。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7月22日。 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九卷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 1921年7月1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在7月1日之后召开的中共“一大”呢？ 不过，考证了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 《新青年》实际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疑义。

以后，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一篇极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从文中提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指共产主义小组）是“去年”成立，而文章又记述中共“一大”召开经过，表明此文是1921年下半年写的。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共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共“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没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里，非常清楚地点出了“7月23日”这个日子。报告是在1921年下半年写的，对于“7月23日”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

不过，仔细推敲一下，又产生新的疑问：因为代表们“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会在当天开幕。

陈公博是7月21日抵沪。很可能，在7月23日抵沪的是周佛海——因为当时上海与日本之间通信靠船运，从日本来泸也只能坐船，颇费时日。何况，他不在东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儿岛。

不过，这份报告表明，中共“一大”开幕之日绝不可能早于7月23日。

详细探讨这一重要课题的是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他在1980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

邵维正的论文，从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以及当时的文字记载做出考证，最后推定：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幕的。

邵维正在论文中写道：

此文将各地代表全部到齐的时间,明确地记为7月23日。这个说法与本文第一个问题中排列的代表行踪相对照是符合的。 此文还写道:“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

文中并提到在第二次会议之后,休会两天,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这就告诉我们,“一大”在上海开了六天会,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为八天。从孔阿琴案件的间接推断中,我们已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从三十日向前推八天,正好是7月23日。这和上段引文中所说“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完全一致。

从以上几个不同侧面的论证中,我们认为,“一大”的开幕日期是7月23日,闭幕是7月31日。

邵维正的论文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受到了胡乔木的赞许，并荣立二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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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维正的论文还考察了“一大”从召开到闭幕的每日日程内容（见上表）。

叶永烈对邵维正考证的过程有更详细的叙述：

7月30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润汩而出。

……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

八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 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调头退出。

（此人叫程子卿，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密探，解放后被逮捕，在他的日记中有此记载，此人正好有记日记的习惯。 ）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 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惶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l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

午夜时分，渔阳里二号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去打听情况的包惠僧。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包惠僧回来后诉说了李公馆的情况，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 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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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说。她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却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

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她就说道：“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

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溯，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摘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 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可是，陈公博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共“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据他自己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 定不去嘉兴……

那晚，陈公博离开李汉俊的家回到了大东旅社。

……

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孟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孟中烧掉。

他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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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的记述是：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 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翌日——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 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十四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 案，被害者为一衣服丽都之少妇》。

……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 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后，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烈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发黄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他所关心的是案件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共“一大”的时间（那是在大东旅社凶杀案的前一-天夜里发生），由此可确定中共“一大”闭幕的时间，以及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 7月31日。

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写道：“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此案在7月31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1924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7月30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日子是7月30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7月31日早上7时35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

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据有的当事人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

玉会悟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她是“领队”兼“导游”。她的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上午10 时25分，火车停靠在嘉兴车站。

李达和王会悟下车后，走在最前面。代表们三三两两跟随其后。 走出火车站的正门，王会悟并不直奔南湖，却领着众人朝嘉兴的“南京路”.——张家弄走去。 那里有一座嘉兴最高级的旅馆，叫鸳湖旅馆，这名字来自南湖的别名 ——鸳鸯湖。

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洗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

王会悟像个熟练的导游小姐，在办好代表们的住宿手续之后， 便请鸳湖旅馆帐房先生代订画舫。 画肪是文人们对于大型游船的雅称。

“租双夹弄的！”王会悟小姐很内行，她对帐房先生说出了租船的规格。 所谓“双夹弄”，就是大号船。

“对不起，小姐。双夹弄的都在昨天被预定了。现在只有单夹弄的。”帐房先生答道。 所谓“单夹弄”，就是是中号船。

“那就只好将就。”王会悟说，“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 听见“借两副麻将”，帐房先生笑了一下。

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面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定好了画舫，代表们在“导游小姐”王会悟的带领下，来到了湖边码头。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来回摆渡，把代表们送上一艘中号的画舫。

将近中午，下起一阵小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共 “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放在李汉俊家抽斗里，被密探们所忽视的“废纸”，此刻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

马林不在场，又缺了常常持异议的李汉俊和陈公博，讨论的过程不像往日那么激烈，十分顺利地进行着。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 “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

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亦即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许多当事人回忆是在法国巡捕骚扰大会的翌日一—7月31日。现在，大多数中共党史专家也认为这一日期准确可靠。

不过，董必武在1929年12月31日致何叔衡的信中写道： “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引者注：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

这封信是董必武答复何叔衡的关于中共“一大”的一些问题而写的。信中说“隔了一日”去南湖，则应是8月1日。

除了董必武之外，张国焘、陈公博等的回忆，也说隔了一日。

不过，查阅1921年8月2日《申报》，却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狂风暴雨，吹翻了南湖游船四，五艘。8月3日、4日，《申报》还继续报道此事。然而，在所有中共“一大”代表回忆中，都未提及狂风暴雨之事。这表明南湖会议不可能在8月1日。

也有人以为南湖会议在8月5日举行。如苏联K.B.舍维廖夫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21年7月23日——8月5日在上海和嘉兴秘密举行。”

此说法虽有一定的可信性。 不过，依据当时的形势，那么多的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受到法国巡捕注意之后，仍滞留上海多日，直至8月5日才去嘉兴，似乎不大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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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到下午6时结束，由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轻声呼喊以下口号：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 岁！”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肪，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邵维正在他的论文中写道：

从以上……论证中,我们认为,“一大”的开幕日期是7月23日,闭幕是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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