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重庆城市小偷群体的真实面目

《日常犯罪与清代社会：十九世纪中国的盗窃案件》是一部探讨清代日常盗窃犯罪的社会史著作，以珍稀的同治朝巴县档案为核心史料，聚焦十九世纪重庆的城市犯罪，描绘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帮会与窃贼交织的地下网络等。通过对窃贼身份、作案规律及赃物价值进行分析，以翔实数据揭示从盛世到乱世犯罪形态的结构性变迁。书中既从微观层面呈现窃贼、苦力、商贩等底层人物的生存逻辑与命运抉择，也从制度层面考察捕役缉凶、保甲团练等治安机制的运作实效及其局限。透过日常犯罪的细节，本书得以透视晚清中国的社会剧变与基层治理困境，进而理解十九世纪中国在全球化冲击下复杂而真实的转型问题。

《日常犯罪与清代社会：十九世纪中国的盗窃案件》，巫仁恕、吴景杰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窝户：窃贼背后的黑手

从巴县档案中可以看到，在惯窃与集团偷窃的案子中，常见有窝藏嫌犯者，也就是所谓“窝户”或“窝家”。历任巴县知县与重庆知府都曾注意窝家的问题。乾隆年间的知县告示曾指出窝赌窝娼之家即贼盗聚集之处，因为匪类纠众结伙、销赃灭迹多在于此。故要严申保甲，将窝娼窝赌之家查拿尽净，使匪类无容身之处。嘉庆时有重庆知府指示“弭盗之法，首在除窝”，于是要求选拨合适的捕役严密查拿窝户，因为在地方上日则逢场绺窃、夜则纠伙穿窬的贼盗，其实背后应有窝家寄顿，否则此辈赃物难销，也就不敢横行肆窃：

乃察访重属地方多有窝贼之家，凭恃险阻，联络声势，事主莫敢谁何。捕役互相容隐，日久月长，窝主习为生涯，盗贼视为逋薮，捕役贪为利途，均不自知身罹法网，遂使贼风日炽，民难安枕。

同治九年三月有一起窃案，事主的呈文云：“窃贼必有伙，非伙无以应援；盗必有窝，无窝曷以藏□。”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对窃盗案的看法，地方多有窝户、窝家是窃贼盛行的原因之一。于是发生窃案时逮捕窝家也是重要的防治手段，例如同治十二年五月，乡村节里九甲某团发生了窃案，有七八人各执刀棒聚集，于是团练集合多人将窃贼王大顺、陈大川以及窝户等人一起捉拿到案。

清人文集、法律文书与官箴书曾论及这类窝家与窃盗的关系，显示当时官员非常重视窝家的问题。陈宏谋曾针对江苏地方窃盗案盛行的情况，非常深刻地指出窝家的重要角色：

江苏地方贼案颇多，皆由到处皆有积惯窝家。未窃之先，纠伙于此，既窃之后，寄赃于此。先期为之引线，事后为之变赃。赃之多少，如何分给，亦系窝家主持。此等惯窝，房屋深广，有身家、有妻妾，衣冠出入，俨同殷实，所以当卖贼赃、贼党出入，人不之疑。捕役暗得陋规，不肯获破。

亦即窝家乃窃贼背后的主使者，同时也是接赃、藏赃与销赃的获益者，甚至贡献不少陋规给捕役，以致捕役不认真查缉窃案。所以有官员就强调治窝是防治窃贼，甚至是弭盗的首要工作，如道光年间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1800—1878）即指出：“缉匪首在缉窝，去一窝则数贼无所匿；治盗先宜治贼，惩小窃则大盗不能成，盖盗未有不自窃而来，贼未有不以窝为薮者也。”

至于防治窝家的最好方法，通常认为是严格地施行保甲制。如陈璸（1656—1718）所云：“自来欲御强盗，必严夜巡。欲防窃盗，必究窝家。总不过于实行保甲之法而已。”何耿绳（1788—？）辑《学治一得编》亦载久惯窝盗之人，往往藏匿于乡村，其耳目必多，只要官府一有获贼到案，窝家随即闻风远扬、寄赃灭迹。以至于不但窝家无法查拿，已获贼犯的真赃确证亦不可得，反致犯人可以翻供，使案情难定。因此，“窃盗之根，总在窝家，而与其拿窝家于破案之后，不如慎用乡保，严查保甲，除窝家于无案之先”。

法律上也有关于窝家的刑罚，除了第一章提及的《共谋为盗律》论其首从之别，另有《盗贼窝主律》，规定这类窝藏窃贼者应受之刑罚：

窃盗窝主造意，身虽不行，但分赃者，为首论。若不行又不分赃者，为从论。减一等。以临时主意上盗者为首。其窝主若不造意，而但为从者，行而不分赃，及分赃而不行，减造意一等，仍为从论。若不行又不分赃，笞四十。

在分首、从论时的关键，在于是否“有造意共谋”，再依“窃盗律”之法计赃论刑。

张集馨以道光时期的四川省城成都为例，认为窝家之魁为营兵、县役，他们在城内开设歇店，藏污纳垢。从巴县司法档案的实际案例来看，窝户的身份的确以开设客栈者居多。如前述同治五年七月正里一甲正当村庙祀神演戏之际，有四个陌生人入住周仁和的客栈，欲乘演戏时扒窃。团练段海三等即指该栈房栈主周仁和是惯于窝藏痞匪、扰害地方的窝户。但周仁和指称此四人为无辜，二造遂对簿公堂。此案件复杂，尚无法定谁是谁非。然此案可见客栈主人往往被视为窝户的可能性。而经营客栈的商人不但可能是窝户，如同陈宏谋所言，还可能同时是接赃者，甚至是主使者。例如同治十三年九月，城内金沙坊开设棉花行的业主，夜里被人窃走棉花，遂向坊捕投案。之后，坊差查获开设客栈之刘大兴主使多人行窃，而伙窃的赃物也藏匿于刘大兴的客栈内。

当然，也有窝户并非客栈主，而是一般的职业者。如同治十三年六月，直里一甲文生监正孙芳埙就状告开设瓦厂的钟井保乃窝户，其指控：“治属井口地方偏僻，逼近三峡，往来宵小非白日抢夺，即夤夜私窃。有开瓦厂钟井保，惯窝匪类，所倩工匠，尽属峡匪，昼则做瓦，夜则行窃。”又如同治四年五月与冬月，发生在城内红岩坊棉花铺院口多铺遭窃案，捕役在窝户周双喜家拿获窃贼廖春明。这案中详细记录了窝户周双喜的身家背景，据红岩坊职员禀称：周氏族内设立敦伦祠堂，雇有看司周兴发经理焚献，后兴发病故，交由其子周双喜经理，“讵双喜不法，屡次隐匿窃贼廖春明行窃祠堂衣物、钱文，因未获赃，不敢指禀”。但廖春明再次偷祠堂锡香炉、花瓶而被坊捕盘获，遂吐出窝户周双喜。周双喜口供称是南川人，平日装烟活生，却自说不知廖行窃事。廖春明为江津人，平日小贸活生，已窃多次。

有的窝户与嫌犯的关系其实是亲友，如同治十三年六月，仁里十甲的乡村某团内常遭窃，之后因陈天顺家之耕牛被窃，捉到窃嫌黎四；黎四供出同窃者王平。此窃案中有窝户王裕山，为王平之父，最初还积极上诉其子王平无辜，随后则畏罪潜逃。因为王平的同伙有蒋二，供出他是外地人（涪州人），才来巴县讨生，同他人一起行窃，就住在窝户王裕山家中。有的窝户的确是地方恶霸，当被搜出窝贼的证据后，还会挟怨报复。如同治十三年六月，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案子，缘由某捕役破获嫌犯与窝户，窝户挟怨，至捕役家殴人、抢物品，且将捕役之父挟制投河淹死。

但并非嫌犯所声称的窝户都属实，因为嫌犯往往会诬攀一些无辜者。巴县档案的资料显示，嫌犯诬攀无辜者为窝户的例子颇为常见。例如同治十三年二月发生在乡村节里九甲的一起窃案，窃贼当场被逮，失主投鸣团练，有监正、团首私拷犯人，犯人诬连他团开设饭馆主系窝赃者；团监正等遂至饭馆家搜捕，后经凭团理剖，失主也知饭馆主人并非窝主，凭团请还搜捕之物。但饭馆主人不满遂控告该团监生、团首，知县得知后对于团监略有小惩。同年另一起发生在乡村农家的窃案，捕役下乡捕贼时，逮捕窝户的黄铜匠，但黄铜匠口供喊冤，称被嫌犯诬攀。

嫌犯住宿过的客栈，栈主常被诬攀为窝户。例如同治五年十二月，城内定远坊文生顾民碞家被窃衣一案，逮捕到嫌犯何道人与冉忠，他们从外县到重庆城内的陈老五栈住寓。因为欠房钱，二人就商约一起偷窃，得赃分用。至于他们居住的客栈主人陈老五是不是窝户成了审案的焦点之一，最后知县虽认定陈老五并非窝户，但要他垫赔给事主。

有时被窃的事主会告状指称某人为窝户，可能也是一种诉讼策略。如同治十三年六月，乡村仁里十甲内的廖太和家，夜里被窃锡块之后，团邻捕获一赶集之锡匠张五，但有监生杨敬之与其房东彭国良为锡匠张五抱不平，认为所查到者非原赃；而失主状告监生与房东是窝户，指其惯于窝贼分肥。这显然是针对监生等人维护锡匠而控告的诉讼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城内的各行业有些已成立行会，立有行规。因为接赃与窝贼都是违法之事，所以有的也立规严禁。例如渝城内的铜锡器具铺户有行会，年终祀神议规，指明如有接买贼赃、窝留窃贼，悉革逐行外。同治三年十一月就有一起窃案，事因行内张恒兴纵其弟张老五行窃另一同行张光仪的铜锡器物，于是行会领袖以“内窃外接”、张光仪以“夜窃接赃”分别控告张恒兴。到该月初四，捕差在张恒兴铺内捉获窃贼詹老二。行会诸领袖邀张恒兴集理，众斥恒兴违规窝贼，玷帮声名，并上禀县府请究逐张恒兴窝贼之罪。此案也显示当时重庆城内各行业有相当的自制力，禁止行内成员有接赃窝贼之违法行为。

原标题：《十九世纪重庆城市小偷群体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