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科学家成为“例外”，她们如何反戈一击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承认其存在系统性性别歧视，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美乃至全球学术界的震动，被视为科学界性别平权运动的分水岭。

《破例者》并非简单的个人传记，而是一部关于科学界性别歧视的编年史。它以分子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的职业生涯为主线，通过其个人视角，折射出1960年代至21世纪初，女性在顶级科研机构中从被忽视和边缘化，到最终团结起来抗争的艰难历程。

科学的进步不仅仅在于发现新的基因或星系，还在于创造一个让所有人（无论性别）都能自由探索未知的环境。在崇尚理性、逻辑和“唯才是举”的科学殿堂里，十六位站在各自领域顶峰的女性，最终不得不用她们最擅长的武器——数据和事实，来证明偏见的存在。

《破例者》是对那些在科学荒原上独自前行的女性的致敬，也是对未来世代的警醒：平等的到来并非必然，它需要不断的观测、发声与抗争。

《破例者》，[美]凯特·泽尼克 著，小 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16位女性所经历的一次非凡的坚持和冒险

1999年3月，《波士顿环球报周日版》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麻省理工学院承认其科学教师队伍中长期存在歧视女性一事。如《纽约时报》两天后的头版文章所述，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承认”，那时，该条新闻已经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遍全世界。女科学家们也在电子邮件中热烈地讨论此事，她们早就知道自己受到的重视不如男性同行，但就算曾谈及相关话题，那也只发生在她们之间。这是世界上最享有声望的机构之一，代表着卓越的科学水平。这些歧视并非发生在某个黑暗时代，而是发生在1990年代——新千年到来的前夕，立法和女性运动打开机会之门的数十年后。当时，大多数刚刚走上职业生涯的女人们都未曾想过偏见会阻挡她们的路。那些抱怨过歧视的女性最终都会陷入各执一词的僵局，随后不了了之。而现在，麻省理工的校长终于开口说它是真实存在的了。

这次承认不是因为诉讼或正式的投诉，而是因为16位女性的工作，她们从彼此陌生到一起秘密工作，有条不紊地收集案例——采用她们作为科学家的方式——麻省理工无法忽视这些人。她们颠覆了关于为何女性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如此之少的惯常假设，随着其他的大学、慈善机构和政府机构也迅速跟进，开始解决数十年来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的偏见和差距，全美上下发起了一场“清算”。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天文学家将该事件称作“一场发生在整个学术界的气候变化”。

我就是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撰写这篇报道的那位记者。我意识到它可能会引发共鸣——尽管无法预料到会有多大——是受到我父亲的启发。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于1956年来到美国，为剑桥的一家小型工程公司工作，那里有很多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和顾问。父母在我出生前就搬走了，但父亲经常去麻省理工一个名为林肯实验室的研究中心看望合作者，也会顺道来波士顿看我，他提议我去了解该校一位人称“碳女王”的物理学家米莉·德雷斯尔豪斯为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这个行业所做的事情。

最初我忽视了他的提议，直到我听说了麻省理工那些女性的事情。她们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她和她们中最年长的一位差不多大。我母亲1954年大学毕业时曾想上法学院，但她父亲询问了他在多伦多的律师朋友的意见，然后告诉女儿没人会聘用她。于是，她转而去了麻省理工对面的商学院，注册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工商管理课程，这是女性进入哈佛商学院的唯一路径。那一年，《华尔街日报》在头版的中间一栏报道了这一课程，中栏专为标新立异或“轻松”的专题而设。报道引述了商界领袖们的话，他们惊叹拉德克利夫的女孩们“和男孩们一样聪明”，但也感叹“太多人结婚太早”。（“她们太好看，又刚好适龄，而银行里的男人又太多了。”）我母亲毕业后也去了一家银行工作，后来辞职结婚，养育了三个孩子，但她一直后悔没有去法学院。在我七岁那年，她去读法律的决定——我是她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成了我童年时的决定性事件。她先询问了耶鲁，那里的一位男士告诉她：“我不会让我妻子上法学院。”她最终选了佩斯大学。

毕业一两年后，有一次她在法学院的图书馆，想从哈佛校友录中查找自己的信息。在那里，她发现自己名字后面跟着一连串缩写：BA、MBA、JD、W/M（分别是Bachelor of Arts、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Juris Doctor、Wife/Mother的缩写，意思依次为文学学士、工商管理学硕士、法律博士、妻子/母亲。——译者）。由于不认得最后一个，她查了关键字索引，发现是“妻子和母亲”。

那时候，母亲每天通勤三个钟头去曼哈顿下城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大多数晚上还要回去做晚餐。我当时大约十二岁，坐在外面的台阶上，还无法完全理解她从法学院图书馆冲出来时的愤怒。她开着车回家，一路咆哮：“妻子和母亲！妻子和母亲？”后来，这成了一个家庭笑话。但直到我在波士顿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还不能说自己彻底搞懂了它。在河对岸，剑桥已不再是我父母拥有第一套公寓的那座城市，现在它只有豪华餐厅和不可企及的房价。实行男女同校制二十五年后，我以为母亲的经历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麻省理工的女人们却让我明白它没有成为过去，至少在科学领域没有。她们发现了性别歧视的新形式，更不易察觉，但依然普遍存在。我为她们的聪明才智，以及她们如何启发了管理这所大学的男性而震动。她们的经历成为我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及接下来二十年里我将要书写的女性相关问题与争论的一种标准。随着时间推移，麻省理工这些女性所描述的一切开始变得不那么遥远，而是更加真切。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改变发生了。

当时就像现在，我把这个故事看作是16位否认自己是活动家的女性所经历的一次非凡的坚持和冒险。在一位勉强的女权主义者的领导下，她们更倾向于务实，而不是闹革命。她们对宣传不感兴趣，只想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在我探究她们的故事——以及她们前后的科学界女性的故事时——不断地在我脑中，以不同词形出现的一个词，就是“例外”。科学领域的成功女性被称为“例外的”，好像她们如此聪明是不寻常的。她们不寻常并不是因为能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而是因为克服千难万阻取得了所有成就。她们中的很多人多年来都把个别情况或事件解释为例外——并非因为偏见，而是因为客观条件——以此将歧视置之度外。只有当她们走到一起时，这些麻省理工的女性才看出其中的规律。仅仅这种认识，也使她们成为例外。

我认识分子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已有二十年，是她领导了这些女性。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人生是从无名氏南希开始的。就像无名氏约翰英语中的John Doe意思是某约翰，类似中文中的张三、李四，指一个不知道确切身份的人。——译者或无名氏简一样，这名普通女人的经历是广大女性的缩影，是那个证明了规则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