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差、容易累、莫名烦躁？这些症状可能不是因为焦虑……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诊室外的极端天气，正成为精神科临床不得不面对的新变量

撰文|易艾蓝

近年来，极端天气的影响充斥生活，却少有人把它和诊室里增加的焦虑患者联系起来。当患者的焦虑来源指向真实存在的气候危机时，精神科医生该将其诊断为焦虑症，还是为面对气候威胁的正常心理？2026年1月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心理健康》（BMJ Mental Health）的一篇专刊社论[1]正是围绕这个话题提出：气候危机正在改变人们心理状态，诊断不能只看症状本身。

年轻人的未来焦虑与老年人的高温暴露

社论显示，同一种气候压力，对人们的不同生命周期造成了有差异的心理后果：

• 气候困扰正在成为青少年日常认知和情绪的固定组成部分。德国、英国等国家的调研显示，青少年往往表现出睡眠中断、注意力难以集中、持续担忧等症状，与焦虑症或抑郁症的早期表现高度重合[2][3]。但当前学校的气候教育仍停留在碳循环和温室效应等知识灌输层面，远未触及学生真实的情绪反应和悲伤感。这些青少年的症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焦虑症，是他们的心理系统正对未来做出预警。

• 气候问题带来的心理影响具有代际差异。年轻人的人生还很长，他们会把对未来的担心内化成持续性的失眠和焦虑。老年人不会经历同样的心理缓冲，他们的身体和情绪会直接对极端高温做出剧烈反应：慢性病恶化、社交中断、制冷条件不足等多重压力在炎热中迅速累加，推升老年人自杀风险[4]。

数据之外：原住民与贫困人口的气候创伤

社论指出，在常规诊室之外，还有两类群体的气候痛苦从未被纳入精神科医生的视野，甚至从未被数据系统记录，这两类群体因其“无言”或“非典型”，更需医生主动探询生活境遇，否则极易漏诊误诊：

• 在五大洲原住民社区[5]，“精神健康”或“气候变化”这类术语在当地语言中往往没有对应词。当地人的世界观中，土地、身体与生态系统是一体的，不存在“心理健康”与“环境”的二分。气候变化背景下，法律对原住民土地使用权限制的伤害远不止于经济层面，他们与土地绑定的祭祀、仪式、代际传承一并被切断。这种损失不会被计入精神科量表，却是真实的精神创伤来源。

• 同样被数据系统系统性遗漏的，是直接暴露于气候冲击的贫困群体。全球证据显示[6]，这些贫困群体受营养不良、教育有限、信息闭塞等因素影响，心理困扰缺乏被识别和表达的空间。这一盲区在中国同样存在，主要为农业依赖型地区的留守人群、城市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以及因极端天气频发而面临经济不稳定的家庭。他们不是没有症状，而是在生存面前，焦虑退居后位。

当焦虑指向真实威胁，精神科如何“定性”

面对气候危机下的这些人群，精神科医生该如何做出判断？社论中多篇研究共同指出：气候心理反应不应被轻易病理化。

调查显示[7]，气候变化焦虑和预期性灾难压力往往是情境恰当的反应，它们能够驱动人们准备应急物资、制定疏散计划、关注预警信息。这种焦虑不是大脑化学递质的失衡，而是一个正常人类面对可预见的生存威胁时，被激活的警觉系统在正常工作

因此，区分焦虑何时是功能性信号，何时已演变为功能性损害，是诊断的关键。当焦虑推动患者加入环保组织、积极制定防灾方案，并从中获得安全感时，这种焦虑仍处于适应性范围内，不应被贴上精神障碍的标签。但当年轻患者因气候新闻反复出现惊恐发作、无法维持正常学业和社交时，其焦虑已从功能性信号转化为功能性损害，需临床介入。

然而，现有的评估工具难以充分识别气候相关心理困扰的全貌。在此背景下，社论中的一篇系统综述讨论了“生态智能”这一概念[8]，即个体理解、应对和适应生态变化的能力，来作为评估指标。研究同时指出，该领域的测量工具尚不成熟，概念定义也较为碎片化，尚不足以直接指导政策。但多项研究共同提示了一个方向：精神健康的评估不应仅看“有无症状”，更需关注个体“能否与变化共存”；干预的焦点也可从“消除焦虑”逐步转向“恢复功能”。

小结

社论最后提出展望：“气候对心理的影响不能只靠精神科医生在诊室里识别，还需要体现在政策、指南和医学教育里。”气候变化不是未来的议题，它已经在改变走进诊室的患者。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诊室里的症状可能只是气候变化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 dos Santos M, Rao M, Martens P, et al. Mental health research for a world in climate crisis. BMJ Ment Health. 2026;29:1-3. doi:10.1136/bmjment-2025-302181.

[2]Wasmus H, Fleck L, Schmidt T, et al. Addressing youths' climate change-related distress: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experience of burden, triggering and protective factors. BMJ Ment Health. 2025;28:e301549.

[3]Mottishaw F, MacQuarrie S. Need to address mental health within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BMJ Ment Health. 2025;28:e301548.

[4]Hertzog L, Charlson F, Tschakert P, et al. Suicide deaths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induced heat anomalies in Australia: a time series regression analysis. BMJ Ment Health. 2024;27:e301131:1-8.

[5]Gougsa S, Pratt V, Kobei D, et al. Indigenous mental health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and barriers to cultural practice. BMJ Ment Health. 2025;28:e301856.

[6]Butler CD. Eco-anxiety, climate change and the “bottom billion”: a plea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BMJ Ment Health. 2025;28:e301380.

[7]Tao TJ, Estes KD, Holman EA, et al. Understanding climate change anxiety and anticipatory climate disaster stress: A survey of residents in a high-risk California county during wildfire season. BMJ Ment Health. 2025;28:e301331.

[8]Abdelraheem OM, Ikiz B, Chun S, et al. Quantifying ecological intelligence: building metrics for the green brain capital model-a systematic review. BMJ Ment Health. 2025;28:e301317.

本文来源：医学界精神心理频道

责任编辑：蔡璇

*"医学界"力求所发表内容专业、可靠，但不对内容的准确性做出承诺；请相关各方在采用或以此作为决策依据时另行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