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电力大学刘建国：破解氢能“落地难”的改革考题

继2022年《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出台，到近期2026年三部委启动新一轮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后，氢能产业正式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化攻坚期。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直言：“实现‘2030年终端用氢均价降至25元/公斤以下、优势地区力争15元/公斤以下’这个目标有难度，但它有存在的必要，就像考试得有个分数线。”

刘建国认为，氢能产业尚未到爆发点，但走到了一个微妙的分水岭。“过去靠补贴过日子，现在必须回答：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到底怎么走？”

算清“经济账”与“体制账”

“这不仅是心态的转变，更是账本的重构。”刘建国给行业算了一笔细账：“很多人盯着制氢侧，说有的地方能做到18块钱一公斤。但那只是出厂价，在交通场景里，制氢、储运、加注各占1/3，终端要卖25元，制氢厂出厂价就得压到8元。”“离网制氢虽然省了过网费和容量费，但你得自建风光预测、微网控制和储能等，相当于大锅饭换成小锅炒菜，成本一下就上去了；并网制氢更不用说，电价占成本60%—80%，现行机制下根本没法跟8到10块钱的煤制氢竞争。”

“所以现在这个账，想完全靠经济性算平，难度较大。”话锋一转，刘建国又点出了当前产业的发展关键：“要么靠政策加持，要么就得看国家能源安全需求——真到了要替代进口石油天然气的时候，哪怕贵一点也得用。”

刘建国认为，比经济账更急切的，是体制机制层面的改革。“现在我们对氢能的管理，是跨能源、化工、交通、住建等部门共同管理的‘九龙治水’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已经确定了氢能的能源属性，但真正能够按照能源的方式来管理氢能，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这个过程需要加快。”刘建国举例，韩国在总统府下设了专门的氢能协调办公室，而我们还没有类似的部门。

不过，针对这个问题，地方层面的改革探索已经起步，刘建国谈到了国内几个地方的改革动作：“内蒙古、宁夏正在推绿氢项目的‘多评合一’，广东、上海在搞加氢站的‘一站式’审批。这说明只要愿意改，审批时限可以从一年压到三个月。这些基层探索非常宝贵，他能证明跨部门协调是可行的。接下来最关键的是，国家层面能不能顺势而为，建立更高层级的议事协调机构，把分散在各部门的监管标准真正统一起来。”

技术路线要服从“商业逻辑”

前几年，行业热衷于碱性、PEM电解槽等制氢技术的“路线之争”，如今“混合制氢”又成了新的尝试。在长期从事氢能技术研究，并参与了多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与战略规划课题的刘建国看来，不少技术探索还停留在示范的阶段，并明确表示“技术路线最终要靠场景来筛选。”

作为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技术验证工作的深度参与者，刘建国特别谈到了库车项目。他认为，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价值正在于“真开”。“项目投产3年来经历了槽体更换、能耗波动，但实实在在地将电解槽能耗从设计值4.5度/方降到了4.2度/方，实现了性能跃升，这是靠真刀真枪的运行‘磨’出来的。”他指出，库车项目验证了国产装备的可靠性，也揭示了技术迭代的规律：大规模制氢项目，碱性槽凭借成本优势仍是主流。

随着氢能产业逐步向“市场化规模化”方向跨越，刘建国认为，现阶段氢能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主场”。他指出，在交通领域，聚焦长途重卡、轨道交通、远洋船舶等场景；在工业领域，聚焦钢铁、化工、炼化等难以电气化的高温热需求和原料需求；在能源领域，聚焦新型电力系统的跨季节长时储能等。

在当前被视为氢能“突破口”的掺氢掺氨领域，刘建国提到，山东、河北等地已启动掺氢天然气示范，山东潍坊对掺混站给予建设补贴，并在“氢进万家”框架下研究成本疏导与碳普惠衔接的可能，这些地方性尝试正为示范项目争取生存空间。“但说到底，这些项目能不能走得通，最终要看能不能形成商业闭环。”刘建国直言：“场景重构不是换个技术路线接着卷，而是要找到那些不得不用的刚需场景，才能长出真正的商业逻辑。”

以“战略冗余”托底能源安全

尽管“经济账”与“体制账”亟待算清,刘建国对氢能的长期价值有着坚定的判断：“氢能不是‘一夜爆发’的风口，而是能源安全的‘慢变量’，是能源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冗余’。”

他解释，所谓“战略冗余”，是指在当前经济性尚不占优的情况下，氢能产业看似是一种闲置产能，但从国家安全的长周期来看，它却是不可或缺的“备份”和“保险”。“我国每年进口5亿吨原油、2000亿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一旦国际局势动荡，氢能、氨能等二次能源载体，依托西部丰富的风光资源，完全有能力替代10%以上的进口化石能源。这就好比能源来源多元化，电网停电了还有燃气，燃气断了还有电。”在刘建国眼中，氢能管网与电网互为补充，构成了能源供应的“双保险”。

然而，“战略冗余”不等于“躺平冗余”。对于“十五五”期间的改革重点，刘建国给出了三个明确方向的建议：一是完善碳定价机制，让绿氢的“绿色溢价”得到兑现；二是明确管网、加氢站的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避免单一企业承担巨大投资风险；三是加快建立跨部门的氢能协调机制，统一监管标准，破除“九龙治水”的堵点。

刘建国认为，“当前我国氢能产业仍处于‘点状验证期’，切忌急于求成搞‘面状铺开’。允许点在技术上试错，允许线在模式上探索，等到成本降下来，机制理顺畅了，线自然就连成网。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场深刻的改革。”

他指出，在“点状验证期”，技术迭代与产学研协同深化，正是把成本账算平、把商业闭环筑牢的内生动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要达到200万吨，氢能要从‘点状验证’跨到‘线状规模’，200万吨就是那道坎。”刘建国强调：“这意味着要有上百个风光制氢项目、成网的输氢管道、愿意买单的化工冶金等消纳用户，这三者缺一不可，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