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枇杷树,种在庭院里,没有人特意去浇水,没有人刻意去修剪,就这么长着,长着,长成了"亭亭如盖"。
种树的人早就不在了。
这句话,是归有光写的。写完之后,他没有再加一个字。就这么搁笔,搁在那里。
寒门出身,母亡家败
1507年的冬天,苏州府昆山县宣化里,一个孩子出生了。
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背景。这家人姓归,曾经也是昆山的大族,祖上出过太常寺少卿,摆得出象牙笏,站得上朝廷的班列。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到了归有光这一代,家道早就衰落,父亲是个穷县学生,靠读书混日子,却连个功名都没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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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多穷?
没有文献直接说穷到什么程度,但可以从一件事上感受一下——归有光八岁那年,母亲死了,才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
这个年纪,放在今天还在读研究生,还在发愁找工作。就这么走了,撇下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留下一个穷县学生父亲,什么都没有。
归有光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先妣事略》,专门写他母亲。文字不长,却字字沉。他写母亲去世时,兄弟几个都还小,什么都不懂,后来渐渐长大,才开始问街坊邻居,才慢慢拼出一个母亲的模样来。
他没有办法记住母亲的样子,只能靠别人的嘴,把母亲还原成一个轮廓。
这件事,刻进了归有光的骨子里。
他后来写了很多文章,散文里最打动人的那些,几乎全都是写失去——失去母亲、失去妻子、失去孩子。有人说他是天生的散文家,天生有感情。但很少有人想过,一个八岁就没了母亲、在贫寒里长大的孩子,他是靠什么学会表达悲伤的。
靠的是没有办法,只能靠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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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贫,但归有光读书早,读得也扎实。
九岁能属文,这是史料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十岁写《乞酰论》,文章流传至今。他师从同县名儒魏校,读的是《史记》,读的是唐宋八大家,读得入了迷,读得废寝忘食。
祖母有一次走进他的书房,看到他端坐在灯下,什么也没说,只是从怀里取出一根象牙笏,郑重地放在他面前。
那根象牙笏,是她祖父留下来的,她的祖父曾在宣德年间持着这根笏站上朝堂,那是归家最荣耀的时刻。
祖母没有多说什么。她说的话,归有光后来原原本本记在了《项脊轩志》里。大意是:你将来也要持这个上朝,光宗耀祖。
一根象牙笏,压了归有光一辈子。
1525年,归有光以童子试第一名的成绩,补为苏州府学生员,时年十八岁。
开局不错。第一名,光鲜。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第一名,是他科举路上最顺的一段,也几乎是唯一顺的一段。
后面的路,难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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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科场,八次落第
科举这条路,有多少人走上去,就有多少人在中途被碾碎。
归有光不是没有能力的人。他的八股文,在当时被刻成教材,周流天下,成为无数学子的范本。嘉靖三十八年,他已经五十三岁,在赶考途中偶遇几个来自福建泉州的举子,对方一听说是归有光,全都愣住,然后围上来一起行礼,说:我们从小就读您的文章,以为您是古人,没想到今天还能见到您。
一个五十三岁的考生,被同场考生当成了古人。
这个细节,你细品。
问题出在哪里?
没有人说清楚过。也许是运气,也许是考官口味,也许是政治风向,也许就是命。总之,归有光在应天乡试里考了整整六次,才在1540年,也就是嘉靖十九年,以第二名的成绩中举,那年他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中举,在当时已经不算早了。但至少,那道门开了。
归有光以为,接下来的会试,总该顺利一些。
结果——八次,整整八次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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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归有光传》写得很简短,就一句话:"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
史书是冷静的,不带情绪。但你只要算一算时间,就能感受到那种窒息——三年一次会试,八次落第,就是二十四年。从三十五岁到将近六十岁,一个人把壮年全部押进了一条缝里,一次次地挤,一次次地被弹回来。
每次进京,从昆山或者安亭出发,千里迢迢往北走;每次落榜,再千里迢迢往南回。后来的史料里,有人专门描述这段路:一次次"下第南还",又一次次"计偕北行"。
这几个字,读起来特别平静,但背后是一个人一辈子最漫长的煎熬。
这期间,归有光干了什么?
他没有就这么等着。
他移居嘉定安亭,在江边搭了个地方,一边备考,一边开馆讲学。 学生来了一批又一批,少的时候十几个,多的时候百来人,四方学士慕名而来,大家都叫他"震川先生"。
名气这种东西,有时候是个讽刺。归有光在民间声名极盛,他的文章被人当教材,被人刻版传抄;但在科举场上,他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两手空空回来。
一个被同时代人奉为"今之欧阳修"的人,在考场里连个进士都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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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吗?
讽刺。
但归有光没有放弃。他继续写,继续讲,继续考。他不是没有气性的人,但他更清楚,那根象牙笏还在,那个祖母含泪的眼神还在,那句"他日汝当用之"还在。
他不能倒下。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归有光终于考上了进士。
那年,他六十岁。
整整六十岁。
他站在金榜下,不知道是什么感受。
这一年,距离母亲去世,已经过去了五十二年。距离祖母把象牙笏交到他手上,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
《明史》上记载,他"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授长兴知县"。 就这么一笔,干干净净,没有感慨,没有唏嘘。
史书从来不写人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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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之后,归有光做了长兴知县,后来调顺德通判,又被调去做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修《世宗实录》。隆庆五年,也就是1571年,归有光在任上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从进士到去世,六年。
他在功名路上走了四十年,最后只有六年来做官,六年后走了。
你很难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那个种枇杷树的女人
归有光的一生,有人始终站在他身边。
但那个人,他陪着她的时间,只有短短五六年。
1527年,归有光二十岁,娶了魏氏。
魏氏不是路人,两人从小认识,是他的青梅竹马的表姐,出身昆山望族,父亲魏庠在光禄寺做典簿。
这段婚事,算是门当户对,也算是情投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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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考功名,家里是什么状况,他自己心里清楚——穷,拮据,入不敷出。魏氏嫁过来,不是嫁给了一个家境丰厚的读书人,而是嫁给了一个前途未卜、可能一辈子都考不上的穷书生。
但她嫁了。
嫁过来之后,魏氏做了什么?
史料里关于魏氏的记录不多,但有几个细节可以还原出她的轮廓: 她操持家务,她照料起居,她让归有光可以专心读书,不用分心柴米油盐。
归有光后来在《项脊轩志》补记里写,魏氏常常来到他读书的项脊轩,有时候向他问古事,有时候就伏在桌子旁边学写字。她不是一个有学问的女人,但她想靠近他的世界。
有一次,魏氏回娘家探亲,回来之后转述了小妹的话:听说姐姐家有个小阁楼,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就这么一句话,轻描淡写,却把那段日子的温度全部写出来了。
两个人住在那个项脊轩里,一丈见方的小屋,屋顶漏土漏雨,北向不见阳光,破旧得不像话;但归有光修了修,开了几扇窗,种了几棵芭蕉,竟然也让那小屋有了几分可爱。魏氏在这里,陪着他,是那些漫长岁月里最实在的温暖。
但好日子从来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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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年,魏氏因病去世。
那年,她才二十六岁。两人成婚不过五六年。
归有光当时什么反应?
史料说,他病倒了。
病倒,卧床,医治了两年多才捡回一条命。 一个靠着意志力撑过无数次落榜的人,被这件事打垮了。
妻子死后,归有光很长时间不敢再去项脊轩。
他怕触景生情,怕那个地方的每一块砖、每一缕光,都会把她带回来,又把他一刀割开。
后来有一天,他没忍住,还是去了。
园子荒了,花草大多枯了,那个她曾经来来去去的小院,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但有一棵树还在,长在院子里,不声不响地长着,枝叶繁密,像一把撑开的伞。
那是枇杷树。
是魏氏死的那一年,她亲手种下的。
归有光站在树下,就这么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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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哭,或者哭了,也没有人知道。他后来只写了一句话: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就这一句,没有再往下写。
这句话,后来成了中国古代散文里最有名的结尾之一。没有呼天抢地,没有铺陈渲染,就是一棵树,就是一个时间,就是一句"今已亭亭如盖矣"。
说完,全文结束。
有人研究过这句话,甚至争论过那棵树到底是谁种的——是魏氏,还是归有光,还是两个人一起。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归有光站在那棵树下,看着它长大成这个样子,他知道,她不在了。
树还在,人不在了。
《项脊轩志》分两次写成:前半部分写于1524年,归有光十八岁;补记写于1539年,他三十三岁,妻子已死六年。 两次写作之间,他经历了婚姻,经历了丧妻,经历了病倒,经历了在异乡重新站起来。
补记只有短短数行,却是整篇文章里最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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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氏死后,归有光续娶了王氏,后来又有第三任妻子。王氏是魏氏的侍女,她嫁给归有光之后,替他料理安亭的家,开荒种田,养活一家老小和门下弟子,十六年如一日,撑起了那个漂泊不定的家。
但那棵枇杷树种下的那年,种树的人,是魏氏。
归有光记住的,是魏氏。
"明文第一",一个迟来的封号
归有光到底有多厉害?
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被科举耽误的文学天才。
但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对:他是一个被文学才华耽误的科举考生。因为他写文章太有个性,太不肯跟风,在那个"文必秦汉"横行的时代,他偏偏要走自己的路。
明代中期,文坛上有一股风气,叫"复古运动"。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主张:写文章必须学秦汉,写诗必须学盛唐,非此不足以称文。
这股风吹遍文坛,几乎所有人都跟着走。
归有光不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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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写文章最重要的是"言生于情",是"自然本色",不是靠摹仿古人堆砌词藻。 他推崇的是欧阳修、曾巩,是唐宋古文的路子,是把日常生活、家庭琐事、真实情感写进文章里,而不是端着架子、满篇古奥。
这个立场,让他成了王世贞的眼中钉。
两个人在文坛上你来我往,互相嘲讽,归有光骂王世贞是"妄庸巨子",王世贞也不客气,反讽归有光"徒词费耳"。
但最后的结局,有点出人意料。
王世贞晚年,文风悄悄转变,开始沉迷苏轼的文章,渐渐承认了归有光的价值。他后来给归有光写了一段赞语,说的是:千载有公,继韩、欧阳。
把归有光放到韩愈、欧阳修的位置上。
一个曾经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的人,最后亲口承认他可以跟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
但归有光真正的历史地位,是在他死后,由清代桐城派确立的。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最大流派,主盟百年,影响深远。桐城派的文统是这么建立的:上溯先秦、两汉,经唐宋八大家,下接桐城诸子。而在这条脉络里,明代只有一个人被纳入其中,那就是归有光。
方苞奉命编定《钦定四书文》,选文112篇,其中选归有光的文章34篇,是所有人里最多的。他评价归有光:"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后有作者,不可及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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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编《古文辞类纂》,这是清代最权威的古文选本之一,影响了整整几代读书人。明代部分,他只选了归有光一个人,选了32篇。
刘大槐说得更直接:其在明代,惟归氏熙甫一人。
整个明代,文章写得好的,就他一个。
这话说得霸气,也说得确实。
后世称归有光的散文为"明文第一",这个封号不是哪一个人随口说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无数选本、无数批评家反复验证之后的共识。
他的文章有什么特别?
说起来,反而简单。
归有光写的东西,大多是家里的事——母亲死了,妻子死了,孩子死了,老屋破败了,祖母老了。 这些题材,放在"以文载道"的传统里,根本就不算"大事",不值得写进文章。但他偏偏就写这些,而且写得让人读了就放不下。
他的文字很轻,不刻意,不雕饰,像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慢说话,说着说着,你发现眼眶热了。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评价他: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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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成白话:他一个人,扫干净了明代文坛的虚假与浮华。
但这一切,都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在科举场上,他是一个屡败屡战、被人嘲笑的老考生。在官场上,他只做了六年官,最高不过太仆寺丞,六品。他去世的时候,没有谥号,没有大规模的悼念,史书里就一句"卒官",就完了。
一个被后人称为"明文第一"的人,走得如此安静。
他的文章活下来了。
林则徐后来去嘉定,在归有光的祠堂里题了一副对联:
"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吴;经济原兼文史,一代文人,泽及万世。"
这副联写出来的时候,距离归有光去世已经过去了将近三百年。
三百年之后,还有人来给他题词,还有人在他的祠里低头。
回到那棵枇杷树。
《项脊轩志》的最后一句,就是那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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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写完,搁笔,文章就此结束。
他没有解释,没有抒情,没有说"我很想她"或者"我很悲痛",什么都没有。 就是那棵树,那一年,那个"亭亭如盖"。
读这句话的人,自己去感受。
也许这就是归有光的厉害之处——他从来不告诉你该怎么感受,他只是把那棵树放在那里,让你自己站在树下,站到眼眶发酸。
四十年科场的煎熬,五六年婚姻的温暖,一声枇杷树的沉默,最终化成了一句让后世流传五百年的文字。
这就是归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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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寒门出身、八次落第、六十岁才中进士、妻子走在他前头的明代书生。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改变历史的壮举,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政绩。
他只是把那棵树种在那里,把那句话写下来,然后离开了。
树还在长,字还在那里,人走了。
剩下的,是五百年后的我们,还在读他写的东西,还在为那棵枇杷树停住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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