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世界杯当成大型路演，国际足联准备卖股权

这一举动看似盘活体育IP价值的资本化运作，打破足球行业百年的利益循环体系，但也让商业资本与竞技公平的深层矛盾彻底浮出水面

文｜《财经》研究员 辛晓彤

编辑 | 杨立赟

2026年世界杯落幕，国际足联（FIFA）的商业故事还在继续。

当地时间7月28日，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九天后，FIFA宣布正在筹划成立商业子公司FIFA Forward Enterprise（简称FFE），来承接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票务销售、品牌授权等全部商业权益，同时负责世界杯、世俱杯（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化运营。

根据方案，FFE计划按照约200亿美元估值，向外部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预计募资约42亿美元。这也意味着，世界杯等赛事的长期利润，将首次突破足球体系闭环，流向外部资本。

总部位于瑞士的FIFA，本身是非营利机构。非营利体育组织设立市场化商业子公司，并非足坛独创，欧足联（UEFA）等机构早有先例。但此次改革被外界视为“地震”，核心在于FIFA首次计划对外出售子公司股权。

目前潜在领投方是约书亚·库什纳创立的投资平台Thrive Eternal。约书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这意味着在这场高度“美国化”的世界杯之后，FIFA与美国或进一步绑定。

理论上，中国资本也存在进入FFE的可能。体育行业投资人、极光体育CEO（首席执行官）刘颖对《财经》表示，现阶段，企业参与顶级体育赛事的主要方式仍是购买赞助权益，通过品牌曝光、渠道触达和后续营销活动间接转化商业价值。这类投入金额较大，回报又高度依赖企业自身的运营能力，实际效果很难用统一、直观的财务指标衡量。

而FFE股权投资属于标准化金融资产，依托赛事长期商业化增值获取分红与股权收益，无需持续叠加运营成本，更不用说世界杯是资本布局全球体育产业的优质长线标的。

站在吸纳投资的角度看，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相当于一场大型路演。在原有转播和赞助收入之外，FIFA进一步展示了世界杯的增量盈利空间：动态票价、决赛中场秀、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补水暂停并转化为广告时段、将决赛草皮制成纪念商品，以及批量生产冠军戒指面向球迷销售。

200亿美元的估值，反映了资本市场对这种商业潜力的定价。

资本试图分享世界杯利润

在此前的制度安排下，FIFA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股东。211家会员协会构成其治理基础，赛事收入也主要通过办赛支出、发展计划和资金支持回流全球足球体系。根据FIFA 2023年-2026年周期预算，130亿美元的总营收中，70亿美元用于赛事落地、19亿美元覆盖日常管理开支，剩余超40亿美元全部投入会员扶持、青训发展、行业技术升级。

一旦FFE方案通过，这套维系多年的公益化利益格局将被改写。

FIFA在方案中一再强调，外部股东不会参与日常运营，FIFA将保持董事会多数席位，独占赛制设计、赛历排布、行业监管、竞技规则等核心决策权。

摩根大通受聘协助FIFA引入外部投资者，自由媒体集团（Liberty Media）前CEO雷格·马菲则以商业顾问身份参与公司架构设计。马菲曾参与世界一级方程式（Formola One, F1）商业资产的收购和运营。

FIFA现任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已经尝试过相似路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筹备期间，软银曾牵头提出一项约25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计划与FIFA成立合资平台，开发世俱杯和新的国家队赛事，FIFA计划持有51%的股权。由于各方阻力，这项方案最终未按原设想落地。

据媒体报道，当时的投资者联盟还包括来自中国、中东和美国的资本，但FIFA和投资方没有披露完整名单。市场上曾有观点将其中的中国资本与万达联系起来，因为万达在2016年成为FIFA顶级合作伙伴，并签署了长达15年的赞助协议，但迄今没有公开信息证明万达参与了该项目。

体育界也有相似案例。1995年国际汽联（FIA）敲定长期协议，将F1全部商业权益一次性授予外部企业，国际汽联保留赛事监管权，不再直接经营核心商业业务。这套安排的结果具有两面性：独立商业主体推动F1增加分站、开拓新市场，并不断抬升媒体和赞助价值，2024年赛历已经扩展至创纪录的24站；与此同时，商业权和监管权分属不同主体，也使双方围绕赛事扩张、参赛资格和资产价值的冲突长期存在。

F1的经验说明，体育规则与商业运营可以在法律文件中被明确区分，但赛事扩张产生的商业利益却很难与竞技决策完全切割。

资本进入之后的治理难题

FFE消息发布后，行业质疑与反对声占据主流。欧足联迅速回应称：“足球的灵魂和治理不是交易的资产——尤其是在财务利益归属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

目前该方案尚未正式通过，需要获得211家会员协会的多数支持。按照FIFA以往的表决惯例，支持票至少需要达到106张。方案涉及的规则调整还需经FIFA理事会批准。FIFA理事会共有37名成员，包括FIFA主席、8名副主席和28名其他成员，任期均为四年。

因凡蒂诺并非毫无准备。按照现有方案，本次募资所得的42亿美元，将主要下放至各会员协会，每家足协可申领最高2000万美元专项发展资金，以短期利好换取长期改制落地空间。这笔资金为争取支持票提供了最直接的吸引力。

争议也由此产生：手握投票权的会员协会，既是方案审核者，又是资本募资的直接受益者。短期资金可以缓解足协发展压力，但代价是出让未来数十年的赛事利润分配权，看似双赢，实则可能透支足球长期价值。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商业公司的盈利能力与体育决策之间存在天然联系。世界杯是否进一步扩军，世俱杯是否增加比赛，门票和赞助权益是否继续涨价，都会影响FFE的收入和估值。投资者即便没有竞技事务的正式表决权，也可能通过董事会安排、利润目标和估值压力，将其利益诉求逐步传导至FIFA顶层，影响决策。

球员健康是这场矛盾最具体的落脚点。总共104场比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刚刚落幕，63场世俱杯又占据夏季赛历，顶级球员在国家队、俱乐部和洲际赛事之间几乎没有完整休赛期。

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2025年的工作负荷报告显示，世俱杯冠军切尔西球员休假约三周后，只有13天季前准备时间，亚军巴黎圣日耳曼只有7天。由70名医疗和体能专家参与的共识研究则建议，职业球员理应分别获得28天休赛期和28天季前准备时间。

潜在领投方的身份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担忧。目前的潜在领投方是约书亚·库什纳创立的长期投资平台Thrive Eternal。约书亚·库什纳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

这也被视作FIFA与特朗普的又一次“深度绑定”。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特朗普频繁出现在赛事相关活动中。围绕美国球员红牌停赛的争议，特朗普也曾通过一通电话介入，引发外界对政治力量影响赛事决定的质疑。

世界杯结束后，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尽快再次举办世界杯，并将墨西哥和加拿大排除在外。他还提到：“但詹尼（因凡蒂诺）还有另一个主意。他说我们可以换成中国和美国（合办）。”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特朗普家族相关资本参与FFE，即使只持有少数股权，也很难避免外界对利益冲突和决策影响力的追问。形式上的非控股，并不能自动消除资本通过商业渠道干预重大决策的可能。

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为FIFA带来丰厚的财务回报，使得因凡蒂诺几乎提前锁定了明年的连任，开始其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任期，直至2031年。媒体报道称，卸任后的因凡蒂诺可能出任FFE首席执行官。

责编 | 王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