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书话丨张蓓：在讲述中重新认识自己——读金蕨《脐带纪事》有感

在讲述中重新认识自己

——读金蕨《脐带纪事》有感

文/张蓓

八十五岁的苗桂芬，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为八个字：“平平淡淡，稀里糊涂。”

然而，在作者金蕨的笔下，苗桂芬完全是另一种人生。这个从辽宁远嫁河南的女人，年轻时被丈夫欺骗——他承诺婚后留在东北，却在她怀孕五个月时变卦，将她带回河南固始；等她生下第二个孩子，才从街坊闲话中知道丈夫隐瞒过一段婚史。此后六十年，她在固始养育了三个儿子，大多数时间和丈夫分房而睡，“顶多吃饭的时候见个面。”丈夫去世后，孙女问她要不要搬来郑州同住，她很快答应了，就此离开生活了六十年的县城。

一个自称“不值一提”的人，何以在被讲述之后，呈现出生命的纵深？苗桂芬是《脐带纪事》中被记录的十分之一，金蕨的这本新书远不只是十位老年女性的苦难史。它真正处理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人的生命，如何获得讲述？

那些从未被问起的人

书中的主人公们，那些被称为“外婆”“奶奶”的女性，绝大多数从未被置于“讲述者”的位置。金蕨在序言中表示，她数次尝试访谈自己的妈妈，“但妈妈仍在大段时间里沉默，她很少被提问，也很少讲述自己。”苗桂芬的孙女毛毛事先打招呼说，奶奶“会害羞、抗拒，可能怕丢脸”。全书十篇故事中，“我不知道”这个短语出现了四十次，每一处都是年轻一代对祖辈生命史的盲区。

沉默不是因为没有故事。苗桂芬坐在金蕨对面时，八十多岁的她记性很好，连当年看过的老电影片名都一一报出。成志美几乎是开口的瞬间就掉下眼泪：“那可太苦了，我的故事苦得都能写一本书了。”她们有故事，有讲述的欲望，只是从未被问过。

金蕨做了什么？她没有替她们代言。全书十三万字中，“我问”出现了二十三次，而表达情感反应的词例如“心疼”“难过”全书总共不过三十余处。她是提问者，不是评论者；是倾听者，不是代言人。打动苗桂芬的，是金蕨手写的一封邀请函：“也许您觉得自己的经历平淡，但对我和毛毛这样的年轻人而言，您的经历丰富且传奇，非常值得被讲述和倾听。”金蕨没有急于解释她们为什么沉默，而是将“讲述者”的位置归还给她们本人，自己退到一旁；于是，她们开口了。但开口本身并不是终点。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人能够讲述自己，这意味着她的人生发生了变化？

因为一个长期沉默的人，失去的不只是表达的机会，更是让自身经验被看见、被确认的可能。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将人在公共世界中通过言说和行动显现自身的过程称为“行动”（action）。在她看来，人并不是作为一个被描述、被安排的对象存在，而是在公共世界中通过言说和行动显现自身。因此，《脐带纪事》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记录了十位女性的人生，而在于它坚持让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都尽可能由她们自己说出来。苗桂芬说自己的婚姻，成志美说自己的眼泪，姜桂举说自己的抑郁……她们不再只是他人笔下的人物，而成为自己生命的讲述者。

把声音留给她们

讲述者一旦开口，另一个危险也随之出现。

《脐带纪事》中最有力的证据，是一滴没有被解释的眼泪。苗桂芬的丈夫去世后，毛毛看见奶奶流下了一滴眼泪。至今，毛毛没有追问那滴眼泪意味着什么；金蕨写下了这一幕，同样没有替她解释。那滴眼泪究竟是六十年婚姻的哀悼，还是终于获得自由的释然，或是一种连她自己都无法说清的复杂情感，作品始终没有给出答案。它没有把人物重新变成一个等待作者解释的对象，而是把理解的权利留给了人物，也留给了读者。讲述者的位置，因此真正站稳了。

讲述者的克制，在《名为母亲的伤口》中体现得更加明显。金蕨先让读者进入六六创作的小说《破》，与“李雨”建立情感联系，随后才揭示，这只是六六真实经历的文学转化，而“写出来的痛苦，不及真实经历的千分之一”。这句话并不是为了强化悲剧，而是在提醒读者：任何叙述都无法完全替代一个人的真实经验。作者没有站出来替人物总结，也没有把人物的生命解释成某一种确定的意义，而是始终把讲述保留在人物自己那里。讲述因此不再是作者替人物完成的一次表达，而成为人物对自己生命的持续确认。

一个人的故事，是被亲人讲出来的

《脐带纪事》中的人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人的生命，总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留下痕迹，也在他人的记忆中获得完整。

金蕨没有把这些女性写成一个个封闭的个体，而是让她们重新回到那些构成生命的关系之中：母亲与女儿、祖母与孙女、妻子与丈夫。一个人的伤口、选择和沉默，往往只有放回这些关系中，才显现出更复杂的意义。因此，书中的人物形象，并不只来自她们自己的讲述，也来自那些与她们共同生活过的人留下的回应。

苗桂芬的形象便是如此。当她说，在郑州和孙女生活的半年是自己“最幸福的半年”时，毛毛的爸爸急了：“你奶奶在家难道不幸福吗？”随后，他当下决定给家里装上暖气。这个细节耐人寻味：儿子看似是在“争宠”，实际上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母亲的人生。他的反应让我们看到，苗桂芬并不是一个只拥有苦难记忆的老人，她同时也是一个被家人牵挂、被爱包围的人。而这种来自亲人的回应，使她的生命经验获得了另一种维度。

如果说苗桂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如何在亲人的回应中获得新的面貌，那么姜桂举的故事，则让这种关系性的讲述超越了家庭，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经验之中。

在《奶奶得了抑郁症》中，姜桂举的“睡不着”并不只是一个人的病痛。她四十多岁时因参加妯娌葬礼诱发抑郁症，辗转求医多年，曾被误认为“精神病”。三十多年里，她靠药物维持生活，她说：“这三十年，药片扛住了我。”金蕨没有将她写成一个需要被同情的病人，而是让读者看到，在这个看似普通的农村女性身上，隐藏着一代女性共同的生命经验：长期承担家庭责任，却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痛苦；习惯忍耐，却不被理解自己的疲惫。但姜桂举的经历并非一个孤立的个案。在她的“睡不着”背后，隐藏着更广泛的生活处境：那些长期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她们的痛苦往往没有被命名，也没有被认真倾听。

姜桂举最终讲述出自己的故事，不仅仅是因为她患过抑郁症，更是因为她讲述的经历让那些同样沉默的生命获得了被看见的可能。当个人的伤口连接到一个群体的经验时，讲述便不再只是保存一个人的记忆，也是在保存一个时代中被忽略的声音。

生命因此获得讲述和倾听的机会，因为有人开口，更因为有人回应。

倾听，也是一种相遇

然而，当一个人试图保存他人的生命痕迹时，倾听者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

《脐带纪事》的特殊之处在于，金蕨并不是一个站在故事之外的记录者。她一次次走近这些女性，倾听她们被忽略的人生，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理解自己与亲人的关系。那些曾经沉默的生命，并不是等待作者赋予意义的对象；她们的讲述，也反过来改变了倾听她们的人。

在书写这些女性之前，金蕨也曾以为自己理解母亲。然而，当她真正进入母亲的生命经验，听见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故事时，她才重新认识那个曾经熟悉又陌生的人。母亲不再只是记忆中的母亲，而成为一个有自己欲望、伤痛和命运的独立个体。书写因此不只是保存他人的故事，也是一次重新发现亲人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脐带纪事》中的“讲述”并不是单向发生的。金蕨让这些女性获得了声音，而这些声音也改变了金蕨观看生命的方式。她逐渐意识到，写作并不是替他人保存一个已经完成的答案，而是在靠近一个个具体生命的过程中，承认每个人身上都有无法被轻易解释的部分。

因此，金蕨最终获得的并不是一个讲述者的权力，是她在倾听中与这些生命相遇的可能。她不再站在生命之外寻找意义，而是在与这些女性共同面对伤口、记忆和沉默时，重新理解人与人之间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连接。

在解释之外

这种对“如何靠近他人生命”的重新理解，也改变了金蕨的写作方式。当倾听不再意味着搜集素材，而成为一次彼此照见的过程，文学便不再只是记录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在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脐带纪事》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重新追问了一个文学命题：面对他人的生命，讲述者究竟应该站在怎样的位置。这个问题并非金蕨独自面对。在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写作者都在尝试接近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生命，探索一种既靠近又不占有的书写方式。杨苡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保存的是知识分子家族的“有声记忆”，讲述者本身拥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和叙述传统；梁鸿的《要有光》则更接近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作者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进入受访者，在观察与记录中接近普通人的生活。

她们都在努力让那些正在消逝的经验进入文学，而金蕨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脐带纪事》书写的不是百年风雨，也不是作为社会样本被观察的生活，而是那些被当事人自己认为“平淡”的日常。她面对的不是遥远的他者，而是母亲、祖母、姐妹，是那些与自己血脉相连却曾经彼此陌生的人。她不是以调查者的身份进入，而是在亲情、倾听与共同生活的记忆中完成转述。

也正是在这种不同中，《脐带纪事》才呈现出自己的意义。它延续的并不只是女性经验的书写传统，更是在探索一种面对他者生命的文学伦理：让文学既能够抵达那些被忽略的生命，又始终保留生命本身无法被完全解释的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脐带纪事》最终创造的，并不是十个故事的集合，而是一种新的讲述方式。它让那些曾经沉默的生命获得声音，也让讲述者在倾听中重新认识自己。

因为一个人的生命，真正获得讲述，也许并不是因为有人替她说出了什么，而是在被倾听之后，她依然保有属于自己的声音。

作者简介：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