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制度革新的内在逻辑及治理启示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新华日报）

□ 张子健 邱林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以48支球队参赛的规模运行，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共同承办，与过往赛制相比，在赛事规模、空间布局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均发生较大变化。“扩军”与跨国联办是国际足联面对世界足球格局变化、赛事组织成本上升以及公共价值诉求增强所作出的回应。“扩军”扩大了世界杯正赛的参与机会，使更多国家能够进入最高水平的国际足球竞赛场域，但也可能带来竞技层次分化、比赛质量波动和赛程负荷增加等问题。跨国联办有助于分担场馆建设、交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却也使跨境协调、利益分配和风险处置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数字技术已逐步嵌入赛事判罚、安保管理和媒介传播等环节，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杯的组织运行方式。如何在全球参与和精英竞技、资源共享与成本协同、商业开发与公共价值、技术赋能与主体责任之间取得相对平衡，成为理解世界杯制度变迁及其治理启示的关键。

参赛规模扩张：赛事参与机会的重新配置

世界杯近百年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参赛席位的不断调整。1930年首届世界杯只有13支球队参赛；1982年扩至24队，亚洲、非洲等地区获得了更多进入世界杯的机会；1998年又扩至32队，此后这一规模延续了近30年。到2026年，正赛扩大到48队，设置12个小组，每组4队进行单循环比赛，各组前两名和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进入三十二强淘汰赛，比赛总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这是世界杯创办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赛制调整。它改变的不仅是参赛球队和比赛场次的数量，还是世界杯席位在不同足球区域之间的分配方式。长期以来，欧洲和南美洲传统强队在世界杯竞争格局中占据优势，亚洲、非洲、中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受名额限制，进入最高水平国际赛事的机会相对有限。席位的增加，使一批具有一定足球人口基础和发展条件的国家有机会首次或再次站上世界杯赛场，在足球后发国家积累高水平竞赛经验、提升社会关注度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库拉索取得本国世界杯历史上首粒进球，佛得角则依靠有效的防守组织与传统强队展开对抗，这些精彩表现就是明证。

赛事扩容可能带来的竞技水平分化、比赛质量波动和赛程负荷增加等问题，也需要得到审慎评估。历次世界杯扩容均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参赛结构调整和竞争格局重塑的过程，历史经验并不能直接证明规模扩大必然带来竞技水平提升。新增参赛机会能否转化为足球后发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仍然取决于其国内青训体系、竞赛制度、教练员培养和资源投入等基础条件。因此，评价此次扩容的实际成效，还应持续考察赛事竞争均衡程度、新增参赛国家的发展表现以及赛事收益的再分配效果。

跨国联合承办：赛事资源组织方式的协同转型

参赛队伍和比赛场次的增加，对世界杯的场馆设施、交通网络、公共服务和组织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促使赛事资源组织方式作出相应调整。世界杯长期以单一国家承办为主，这一模式对主办国的基础设施、财政保障和综合协调能力形成较高标准。随着赛事规模不断扩大，单一承办日益面临建设投入集中、资源配置压力增大以及赛后场馆利用不足等问题。继2002年韩日世界杯实行两国联合承办后，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承办，进一步表明世界杯办赛方式正由单一主体负责向跨区域协同治理转变。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跨国联办能够整合不同国家的场馆设施、交通网络和公共服务资源，分担赛事组织、安保运维及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并将赛事带来的消费、旅游和城市传播效应扩展至更大区域。同时，联合承办为部分不具备独立办赛条件的国家参与大型体育赛事提供了可能，但也增加了赛事组织与协同治理的复杂性。美加墨三国地域跨度较大，存在时区差异和场馆分散等客观限制，对交通衔接、赛程安排及球迷跨境流动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三国在法律制度、边境管理、文化习俗和赛事服务标准方面也并不完全一致，能否建立相对统一的运行规范，协调不同国家、城市和组织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直接检验了赛事协同治理能力。

数字技术嵌入：竞赛治理效能的提升及其边界

赛事规模的扩大与承办空间的分散，致使世界杯在竞赛组织、信息处理和现场管理等方面对数字技术形成了更深依赖。通过提高信息采集与处理效率、减少复杂判罚中单一经验判断的权重，为维护竞赛公平和提升赛事运行质量提供支持。

本届世界杯中，数字技术已从观赛体验的辅助工具，进一步进入竞赛判罚、赛事转播和场馆运行等核心环节。官方比赛用球内置传感芯片，可记录触球瞬间及球体运动数据，为裁判团队判断争议情境提供更精确的依据。国际足联及其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还对参赛球员进行3D扫描，并依据身体尺寸建立数字化三维模型，使半自动越位判罚能够在球员位置识别、身体部位判定和画面生成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技术链条。在场馆运行层面，场馆数字化管理系统通过环境参数调节、人员流动监测和观众服务数字化，对赛时高密度人群和复杂空间秩序作出实时响应。

公共价值拓展：多元足球文化的参与和表达

世界杯是一项高水平足球竞赛，但它从未停留于比赛本身。其全球影响力源于竞技比赛的不确定性、观赏性，以及足球跨越地域、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社会联结功能。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借助世界杯表达文化、建立联系，共同塑造赛事的公共意义。“扩军”和跨国联办扩大了参与主体的范围，使更多国家的足球文化、城市文化和球迷文化进入世界杯的公共表达空间。

不同国家在足球传统、人才培养和竞赛理念方面存在差异，由此形成各具特点的战术体系与比赛风格。更多球队进入世界杯，有助于丰富技战术类型，也为各国重新认识自身足球发展路径、推动技战术创新提供参照。赛场之外，美加墨三国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北美地区多族群共存的社会结构，为世界杯文化互动提供了更加多元的现实场域，球迷活动、城市文化展示和赛事公共空间，使足球成为不同群体开展情感交流和身份表达的重要媒介。

治理能力提升：世界杯制度革新的现实启示

“扩军”、跨国联办和数字技术应用表明，现代足球赛事改革已不再局限于赛制调整，而涉及参与机会分配、组织主体协同、技术规则嵌入和商业收益转化等多个层面。对于由此形成的治理问题，需进一步关注赛事制度能否适应足球项目的发展基础，并回应大型赛事在运行过程中的实际需求。

新增席位能否转化为持续的发展动能，取决于竞赛制度、赛程安排、资格审核和资源保障之间是否有效衔接。赛事规模扩大后，仍需持续关注竞技质量、竞争均衡、组织负荷以及新增参赛主体的后续发展，避免将参赛数量的增长直接等同于赛事整体水平的提升。跨国联合承办有效整合了场馆、交通和公共服务资源，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法律制度、边境管理、办赛标准和公共服务方式上的差异，提高了赛事协调的复杂度。因此，权责划分、标准衔接、信息共享、利益协调和风险分担需形成清晰安排，并落实到交通接驳、安保运行、票务管理、医疗救助、志愿服务和赛后遗产利用等具体环节。数字技术介入越深，责任边界越需要明确。大型赛事在推进技术应用时，应处理好技术系统、裁判主体和赛事组织者之间的关系，保持数字技术的辅助性定位，防止技术判断替代制度责任，算法透明、数据安全和技术公平等问题也应同步纳入赛事治理框架。赛事商业收益还需要更充分地转化为公共价值。世界杯的公共意义不仅体现在竞技水平和市场规模上，还体现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群体能否获得参与、表达和共享的机会上。版权、赞助和消费收益，可通过稳定、透明的分配机制反哺承办地社区，支持足球基础相对薄弱地区改善设施条件和参与环境，并为多元足球文化保留表达空间。只有将竞技价值、组织效率、技术应用、市场运行和公共利益置于同一治理框架中，世界杯的制度创新才能切实释放更具延续性、包容性和公共性的治理效能。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5BTY11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