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三度市场化“招贤”，渤海证券为何仍难稳住管理层？

7月23日，渤海证券再次向市场发出“招贤令”。

根据公开选聘公告，公司此次计划招聘两名副总裁，任期均为3年，其中一人负责机构业务、战略管理、业务协同、研究业务及国际化拓展，另一人负责财富管理和信用业务。公司提出实行市场化薪酬，并要求应聘者原则上具有8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对于一家地方国有券商而言，公开选聘职业经理人本身并不罕见，不同之处在于，这已经是渤海证券自2018年以来第三次较大规模地进行社会公开选聘，前两轮曾帮助公司引入市场化经营思路，却也都伴随着核心人员陆续离场。

两轮公开选聘后，核心岗位再次空缺

渤海证券第一次集中公开选聘职业经理人始于2018年，当时，公司面向社会招聘总裁及多名高级管理人员，王修祥、刘闯、陆玮等市场化选聘人员陆续进入经营团队，其中，王修祥出任总裁，刘闯主要负责财富管理和经纪业务，陆玮负责直接投资等业务。

作为天津市属国有金融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的试点，这轮选聘一度被寄予厚望，但最终却并未长期保持稳定。2021年初，刘闯离职；同年4月，王修祥辞去总裁职务；同年，分管直投业务的陆玮也卸任。

就在首轮职业经理人陆续离场的同时，渤海证券于2021年启动第二轮公开选聘，原信达证券（601059）副总经理徐克非出任渤海证券总裁，李辉、陶林先后进入公司担任副总裁，分别参与财富管理、机构业务和自营投资等板块的管理；2022年，渤海证券又通过市场化选聘方式聘任杨亮为副总裁，负责投资银行等业务。

与第一轮相比，第二轮选聘形成的经营班子延续时间相对更长，但稳定性问题仍然存在。渤海证券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李辉于2025年7月离任，陶林于同年11月离任，两人此前分别与自营投资、财富管理及机构业务等重要板块联系紧密。经过这轮调整之后，目前徐克非仍担任总裁，杨亮担任副总裁，而公司又在2026年一次性公开招聘两名副总裁。

公司年报显示，2025年12名高管从公司领取的税前报酬共494.96万元，每名高管平均约41.25万元，在券商行业中属于较低的薪资水平。

另外，这些职业经理人离开渤海证券后的去向也值得关注，从公开信息来看，无论是首轮选聘的王修祥、刘闯、陆玮，还是第二轮选聘的李辉、陶林，均未见到转任其他券商或金融机构核心管理岗位的明确信息。有接近相关人士的知情人士向财中社反映，去年一名从渤海证券离职的职业经理人在办理同业机构入职手续时，需要原任职单位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但渤海证券以干部管理权限为由未予配合，导致其入职程序受到影响。

截至发稿，财中社尚未取得能够完整证明上述过程的书面材料，渤海证券也尚未就相关说法作出公开回应，因此具体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核实。

自营收入大幅回落，经纪业务接棒成支柱

在人事持续变动的同时，公司部分核心业务出现波动，也放大了外界对于战略连续性的担忧。

按照渤海证券2025年的财务报表，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03亿元，同比下降约18.36%；实现净利润4.82亿元，同比下降约35.06%。其中拖累业绩最明显的是证券自营业务，2025年，渤海证券自营业务收入由上年的11.17亿元降至3.25亿元，同比下降70.96%，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也由56.92%降至20.25%。公司解释，自营收入下滑主要受债券市场调整以及公司采取相对稳健的投资策略影响，同期，公司投资收益由14.95亿元降至6.54亿元。

虽然自营收入大幅回落，但渤海证券的证券经纪业务表现较好，收入增至6.04亿元，占营业总收入的37.71%，已经超过自营业务，成为收入占比最高的板块；信用业务、资产管理和另类投资业务分别实现收入约2.55亿元、1.75亿元和1.76亿元，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这说明渤海证券正在降低对单一自营收入的依赖，自营板块在一年之内从贡献过半收入降至约两成，经纪业务成为最大收入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分管自营业务的李辉和分管财富及机构业务管理的陶林先后离任。

值得一提的是，从这次招聘的岗位设置来看，渤海证券并没有按照原有的分工进行人员补充，一名副总裁将同时负责机构业务、战略管理、业务协同、研究业务和国际化拓展，另一名负责财富管理和信用业务，自营投资并未被单独列入公开招聘岗位。

项目储备尚待转化，股权投行仍薄弱

与经纪和自营业务相比，渤海证券的投资银行业务规模明显偏小。

2025年，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实现收入4941万元，营业成本为8182万元，毛利率为-65.61%，虽然较2024年收入有所增长、负毛利率有所收窄，但这一业务已连续两年处于成本高于收入的状态。

从收入来源看，2025年投行业务增长主要由债券承销业务贡献，股权融资业务仍然较弱。2026年5月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显示，2023年到2025年间，公司仅在2023年完成了1个股权融资项目，IPO连续三年没有项目落地；债券承销方面，三年间分别完成了64个、44个和36个项目，项目数量也呈下降趋势，不过，从承销金额看，2025年债券承销规模由上年的36.33亿元回升至77.59亿元。

一般来说，投行业务尤其考验团队稳定性：一单IPO项目从辅导、申报、问询到发行，通常需要跨越较长时间；债券承销也同样依赖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客户的长期积累。高管团队和业务骨干的频繁变化，不仅可能带来项目交接成本，还可能影响客户关系、内部审批尺度以及项目储备的延续性。

杨亮自2022年起担任分管投行业务的副总裁，是第二轮市场化选聘管理人员中目前仍在任的核心成员之一，但从已经落地的股权融资项目和收入规模看，渤海证券股权投行业务目前仍未形成明显增量。

高管更替考验战略延续，华林证券成前车之鉴

渤海证券并不是近年来唯一频繁调整高管的券商，财中社的文章《七年六任CEO离任，华林证券再收警示函》中曾提到，华林证券（002945）也经历了多轮总裁、首席执行官及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的更替。

2019年4月，公司上市仅三个月之际，陈永健便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董事长林立随后兼任；2019年12月，林立卸任，朱文瑾出任总裁、执委会主任委员，至2021年6月转任副董事长；这时，韦洪波接棒，但履职不足半年即离任，赵卫星于当年11月出任首席执行官；2023年10月，赵卫星辞职，朱松接任首席执行官兼财务总监，约7个月后又于2024年5月离职，秦湘随即接任；2026年5月，秦湘又因个人原因辞职，由董东代为履行首席执行官职责。

与渤海证券类似，华林证券也同样面临业绩波动，虽然2025年财富管理业务收入约11.50亿元，同比增长28.02%，但同期自营业务收入下降28.32%，资产管理业务收入下降47.39%，投资银行业务收入仍只有约1800万元。

对于渤海证券而言，华林证券的经历无疑是一个提醒：公司需要用更加稳定的制度安排来应对高管的更替，以保证业务的稳定性。第三轮选聘的关键，也在于新管理层能否保持稳定、授权机制是否真正落地、自营业务波动能否得到控制，以及股权投行等薄弱板块能否推动现有项目储备转化为实际落地和稳定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