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部当年在本土甚至都不太受正统史官待见的古代古籍，凭什么能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异国他乡，被几代顶尖学者像对待“传家宝”一样接力翻译？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如果从事件的起点看起，我们必须先理清这本书和这群人的来龙去脉。
《三国遗事》本身并不是一本寻常的史书。它是高丽时代僧侣一然（1206—1289）在晚年编撰的，全书共五卷、九篇、一百四十四个条目，主要记述的是古代朝鲜半岛上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的历史、民间传说、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
在临终前，福斯教授将未完成的手稿和毕生收集的资料，托付给了自己的学生鲍德温·瓦尔拉芬（Boudewijn Walraven）。瓦尔拉芬后来成为莱顿大学韩国学的荣休教授，也曾担任欧洲韩国学研究会会长。他接过了导师的衣钵，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继续推进翻译。再后来，瓦尔拉芬又将这项事业传给了自己的学生——莱顿大学现任韩国学教授雷姆科·布勒克（Remco Breuker）。
最终，在雷姆科·布勒克以及格雷斯·高（Grace Koh）等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历经三代人、跨越六十年，这部包含了2000多条详细脚注的巨著才终于大功告成。虽然早在1972年，河泰雄（Ha Tae-hung）等人就曾出版过一个英译本，但那并非带有严谨学术注释的完整全译本。可以说，莱顿大学这三代学者的死磕，填补了西方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空白。
在朝鲜王朝时期，深受儒家正统观念影响的官修史学家们，对《三国遗事》这种由僧侣撰写、记载了大量神话传说和民间怪谈的著作，其实是不太看得上的。在当时，正史的代表是《三国史记》，而《三国遗事》则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甚至一度被冷落。
到了20世纪，随着现代东亚局势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三国遗事》的价值被重新审视和激活。它里面记载的檀君神话、古代歌谣（乡歌）以及丰富的民间宗教信仰，反而成为了构建民族认同和历史记忆的关键依据。
西方学者为什么愿意花六十年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们深知，想要在国际学术界建立某种话语权，光靠泛泛而谈是没用的，必须要有极其扎实的“学术基建”。
莱顿大学的学者们之所以写了2000多条脚注，就是为了用西方学术界能够理解的语言和逻辑，把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历史背景、每一处宗教隐喻都拆解得清清楚楚。这2000多条脚注，本质上就是一座连接东西方学术对话的桥梁。
当这座桥梁搭好之后，后续的影响就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国际东亚研究话语体系中，关于朝鲜半岛古代史的讨论，将拥有更强的影响力和更规范的学术参照体系。原本属于东亚本土的古代记忆，通过这种精细化的学术翻译，变成了全球学者都可以讨论和引用的公共学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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