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关于包惠僧、陈公博、何叔衡“一大”代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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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陈公博、何叔衡

老正按：昨天说了与“一大”关系密切的王会悟，“一大”闭幕的地点选在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提议并安排的。

今天说说关于“一大”代表的一些考证，其中主要是对包惠僧、陈公博以及何叔衡代表身份确认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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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15位出席者（党史权威排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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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

代表问题的再探讨

来源：《长白学刊》2012年第5期

作者：黄爱军

摘要：何叔衡没有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应是真实可信的。但对何叔衡的代表身份问题,似没有过分纠缠的必要。故此,建议对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表述为:各地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包惠僧,旅日的周佛海。大会召开之前,何叔衡因故提前离沪返湘,后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实际上是12人。这样表述,或许更能反映历史的原貌。

在中共“一大”史研究中,对代表人数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其中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一个是代表人数问题,一个是包惠僧、陈公博、何叔衡等人的代表身份问题。本文结合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再讨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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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席中共“一大”代表人数

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现在流行的有12人和13人两种说法。之所以出现两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因为缺少文献资料,而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持两种说法的都有。其中回忆12人的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3人,回忆13人的有周佛海、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4人,而李达、刘仁静的回忆则介于12人和13人之间,他们认为参加会议的是13人,但代表是12人,包惠僧参加了大会,但不是大会的代表。

从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很难作出是12人还是13人的判断。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中共延安时期,基本上以“十三人”为定论。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说是12人;1945年,毛泽东本人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不久说,中共“一大”代表是“十二人”,于是,这“十二人”的说法就成了党的正式见解。[1](P257-258,266)石川祯浩的意思很明确,是权力、权威作出了裁定,而并非是因为12人的说法更接近历史实际。仔细考察当事人回忆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我们认为12人的说法比13人的说法更可靠可信。

首先,在所有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1924年1月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12人(没有列出姓名)[2](P98)的说法最可信。一是陈公博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距离“一大”仅隔两年左右时间,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当事人在讲当时的事,并非是遥远的历史追忆。且此时陈公博年仅32岁,应是记忆力很强的岁月。而其他人的回忆材料,则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以后的追忆。1927年周佛海的回忆[3](P123)相对较早,但也事隔六年,远不能与陈文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刘仁静、包惠僧等人的回忆,不仅事隔久远,当事人年事渐高,且还或多或少会掺杂一些别的因素,其可靠性更大大打折扣了。二是陈在论文的附录中,收入了中共中央的6个重要文献,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这两个中共“一大”的文件,与共产国际保存的俄文本档案,内容基本相同,是研究中共“一大”的最重要的文献。这说明,陈公博在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并非完全出自记忆,而是直接参考了有关一大”的文献资料。陈公博是如何获得这些文献“资料的,这些文献资料以后的去向如何,我们均不得而知。

其次,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记载,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4](P20)这是“一大”刚闭幕后形成的材料,在没有发现其它文献材料之前,这是最权威性的资料,任何回忆材料都不能与之相比。我们应重视并尊重这份历史文献的记述。而13人的说法,除了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外,并没有任何历史文献可以佐证。

再次,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中,写的是12人。[5](P47)1926年,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写的是12人。[4](P442)

第四,1951年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一权威党的著作写的也是12人。它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记忆,也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的看法。根据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程中原考证,《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胡乔木为纪念建党30周年写的一份党史资料。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修改,除作者以外,刘少奇是最多的。他先后改了三次:在抄清稿上改了一次,在铅印稿上改了一次(留下修改笔迹的有毛泽东、刘少奇、胡乔木、陈伯达4人),开会讨论后又改了一次,这才于6月17日上报毛泽东。刘少奇所作的修改总计480余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前夜,毛泽东为此文定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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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包惠僧的代表资格

既然“一大”代表12人的说法更真实可信,为什么多数当事人的回忆又有13人的说法呢?这当然与他们追忆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没有关系。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各地选派的代表共13人,但实际参加会议的是12人。对此问题的认识,学术界长期陷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即认为参加会议的是13人,但代表是12人。由于建国后李达、刘仁静等当事人在回忆中均否认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也就成了争论的焦点。有的说包是作为串门参加的,有的说包只是陈独秀派往上海向临时中央汇报情况的使者,有的说包是观察员,有的说包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7]。其中指派说最为流行,并被权威党史所采用。201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写道: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8](P67)指派说的主要理由有:第一,包惠僧不可能代表武汉出席;第二,包惠僧作为广州代表尚缺乏有力的证据;第三,说包惠僧是串门碰上参加会议,是列席代表是不合情理的;第四,说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这比较合乎事实。

指派说从情理上说或许能够说通,但终究是一种推断而非历史事实。根据历史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包惠僧不仅出席了“一大”,而且是“一大”的正式代表。据六次大会时绘制的一份统计表:当时党员共57人,工人4人,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各53人。出席会议的代表11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名单只有以下10人:张国焘、刘仁镜[静]、董必武、包惠僧、李达、李汉俊、毛泽东、周佛海、王烬[尽]美、陈公博。[9](P186)这是现知的最早一份记载“一大”代表名单的材料。持12人说的张国焘、陈公博、毛泽东三人,对包惠僧的代表身份均无异议。1929年张国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讲课稿中,列出的“一大”代表是:上海是李汉俊、李达,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武汉是董必武、陈潭秋,湖南是毛泽东,广东是陈公博、包惠僧,山东是王尽美、邓恩铭,日本是周佛海。[10]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中,列出了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三人的名字。[11](P133)1944年陈公博在《我与中国共产党》中,列出了周佛海、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毛泽东等人的名字。[9](P108)在张国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的回忆材料中,不仅将包惠僧的名字列在代表名单里,而且有三人明确指明包是广州代表,只有周佛海把包说成是汉口代表。从六次大会的统计表和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不难看出,包惠僧的代表身份不仅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是广州地区的代表。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学术界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把包惠僧的代表资格与12人或13人说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认为“一大”代表是12人,包即被排除在代表之外,如果认为“一大”代表是13人,包即被排在代表之列。通过上述对包惠僧代表资格的考察,我们认为,无论是12人还是13人的说法,都不能将包惠僧排除在正式代表之外,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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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把陈公博排除在

12名代表之外缺乏事实根据

如上所述,各地选派参加“一大”的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包惠僧、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那么,13人中究竟谁缺席了一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那个缺席者既“不是包惠僧,也不是何叔衡,而是陈公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共“一大”结束后写成的,之所以把当初的十三人改为“十二人”,不是什么资格审查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因大会结束时十三人之一的陈公博不知去向,而把他排除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说的一个代表的地区是日本和广州,而广州代表是包惠僧。[1](P266)石川祯浩的分析虽很具新意,但毕竟因证据不足而难以成立。

首先,如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因大会结束时陈公博不知去向,而把他排除了出去的说法能够成立,那陈公博硕士论文中12人的说法就太不可思议了,无异于说陈公博把自己排除在代表之外。

其次,陈公博在大会结束时不知去向,即没有参加在南湖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如果仅因为这一点就把陈公博排除在代表之外,那12人的说法就将不能成立。因为没有参加南湖最后一次会议的,除陈公博外,还有李汉俊等人。张国焘回忆代表中只有陈公博一人没有参加南湖会议,他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心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首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12](P135)但陈潭秋在1936年的回忆中却认为李汉俊和陈公博都没有参加南湖会议,他说:“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李汉俊与陈公博两人未出席,因为他们自昨夜事件发生后,即被侦探监视,不便行动,所以他们没有来嘉兴。”[13](P288)李达后来回忆也认为,李汉俊和陈公博都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学者沈海波通过考证认为,李达的回忆有较强的可靠性。李达在作此回忆时,陈潭秋1936年的文章尚未被发现,因此李达不可能因为看过陈潭秋的文章而受到某种暗示。而且张国焘的回忆录当时还未问世,李达的回忆也就不具有任何的针对性。这说明李达佚文所说,出自他最原始的、较为深刻的记忆,其可靠性也就相对较强。而李达与陈潭秋两人回忆的吻合,正可起到相互印证的作用。[14]

对于当事人回忆中存在的差异,研究者通过考证认为,中共“一大”的南湖之会,参加者可能是10个人。其时何叔衡早从上海回湖南去了,陈公博在李汉俊家出事之后,“吓得魂不附体”,也到杭州去了。张国焘说,李汉俊照常出席。陈潭秋说,李汉俊则未出席。有一个可能是,上海李家出事时,李汉俊首当其冲,南湖之会,李本人一定表示满不在乎,坚要“照常出席”,早期中国革命家都有这种性格。但在李家出事时,与法国巡捕照过面的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陈公博既然决定不出席,其他同志一定担心李汉俊仍然是法国巡捕密探跟踪的目标,为了全体安全的理由,中共“一大”南湖[之会],李汉俊可能被劝阻参加。[9](P188)

再次,六次大会时绘制的统计表所列出的10人名单中有陈公博。持12人说的三位当事人中,除陈公博没有列出名单外,张国焘、毛泽东列出的名单中均有陈公博的名字。1929年张国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讲课稿,所列12人名单中有陈公博。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列出了张国焘、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五人的名字。[15](P291)

最后,译自(苏)《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K-B·舍维廖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列出的代表名单是,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李汉俊、李达(上海),陈潭秋、董必武(武汉),陈公博、包惠僧(广州),邓恩铭、王尽美(济南),毛泽东(长沙),周佛海(东京)。[5](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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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大”会议的缺席者——何叔衡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没有参加一次大会的各地派出的代表中,既不是包惠僧,也不是陈公博,而是何叔衡。

第一,六次大会时绘制的统计表所列出的10人名单中,没有何叔衡的名字。1929年张国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讲课稿中所列12人名单没有何叔衡。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和1945《“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均没有提及何叔衡的名字。译自(苏)《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K·B·舍维廖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列出的代表名单中也没有何叔衡的名字。

第二,1929年12月,同在莫斯科的何叔衡曾向董必武打听有关“一大”召开日期、参加代表、会议议程、开会地点、大会是否发表宣言等情况,董必武在回信中虽表示“我已记不甚清”,但还是作了尽可能的回忆,向何介绍了上述五个方面的情况。

[9](P58)正如论者所指出:这里自然要发生疑问:如果何叔衡出席了“一大”会议,何以又要别人向他介绍会议的基本情况?如果何叔衡出席了南湖会议,董必武又何须在信里向他说明:“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南]湖船上,将会开完”?要知道,此时离“一大”仅仅8年,连会址改在哪个城市都记不起来,这可能吗?或许有人说,信中提到这些,并不意味着何叔衡就不知道;何叔衡参加了会议,此时为了某种特定的需要(譬如撰写“一大”回忆录等等)请其他与会者帮助回亿一下,也是可以的。但谁都看得出来,董必武这封信的口气,完全是向局外人通报第一手情况,不是在当事人之间核对细节,他说的“我们”,显然不包括受信人。无法想象,董必武当时会给张国焘或其他与会者写这样的信。[9](P126)从何叔衡未留下任何有关“一大”回忆材料这一细节来看,撰写“一大”回忆录这一假设基本上可以否定。

第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指出:“在大会召开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12](P129)对于张国焘的说法,人们多认为是胡扯[9](P127),是凭空捏造的谎言,既不符合何叔衡本人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当时推选代表的实际情况。但笔者却认为,张国焘的说法是真实可信的。

首先,正如论者所指出,要说是“捏造”,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个人方面看,似乎都无必要。[9](P127)1929年间,董必武、何叔衡、张国焘均在莫斯科,从董必武回信的内容来判断,董信是经由张国焘交给何叔衡的,因为信中提到:“幸而有张同志之便,免得又经邮局周转,耽搁时日”。董必武在信里还建议何叔衡再问问张国焘,以便“知道详细点”。这说明,张国焘与何叔衡之间并不存在芥蒂,因而也就失去了要“捏造”何叔衡没有出席的由头。在此期间,张国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讲课稿中所列12人名单没有何叔衡的名字,决非出自疏忽或遗漏,而是在张国焘的印记中,何叔衡并不在12名代表之列。在这里,张国焘没有就何叔衡缺席“一大”的具体细节作出说明,因为这对一清二楚的事来说是完全多余的。但后来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中都把何叔衡列入代表名单里,并演绎出包惠僧参加了大会但不是代表的说法,这才有张国焘晚年回忆录中有关何叔衡未参加一次大会这一具体细节的描述。

其次,在当事人回忆材料中,为什么唯独张国焘将各地选派的代表13人与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作了区分?能够解释得通的理由,就是其他人并不与闻未让何叔衡参加会议的原因。因为不让何叔衡参加会议,是由几位主要代表商量的结果,或许仅是张国焘与马林商量的结果。刘仁静晚年在谈及此问题时,就曾明确表示:“我那时年纪小,有的事我不知道。”“由于我是代表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有些事他们有没有事先讨论过,我也不知道。如果要说当时有主要代表,那就是张国焘、周佛海、毛泽东。李汉俊当时与张国焘有分歧,可能也没有参加什么会外会议。”[13](P210,212)其他人也有类似感受。1953年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即指出:一大期间,“张国焘是我们和马林间的中间人,他包办一切,把持一切,他对代表们是挟马林以自重,他对马林是包围了马林而孤立了马林……他一切听张国焘的……这一次的十三个代表,多数住在博文女校,相互间的来往很少,会前没有什么交谈,会后也没有什么联系,代表们的提案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开会期间听张国焘等几个人拿出什么就讨论什么。”[16](P26)陈公博在《我与中国共产党》中亦认为,“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的马首是瞻”[9](P103)。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有类似的记述:马林“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谈。”“两天以后,张太雷陪同我去访看马林……我们轻松地谈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听后对北方的工人运动甚感兴趣。我们还谈到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从此,我被视为达成了与马林改善关系的任务,也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12](P124,126)

再次,既然其他代表不明了未让何叔衡参加会议的原因,那么他们对何叔衡“一大”代表身份的认定就不足为证。由于13位代表大部分被安排在私立博文女校食宿,大家对各地选派的代表两人,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等有较深印象,至于何叔衡有没有参加大会,没有参加大会是否就不具有代表资格,这或许既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也超出了他们作出判断的范围。1929年12月何叔衡向董必武打听参加一次大会的代表情况,说明何未曾参与一次大会,而董必武在回信中仍将其列在代表名字之中便可见其一般。

最后,按张国焘的说法,未让何叔衡参加会议,毛泽东是少数知情者。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和1945年《“七大”工作方针》讲话中的有关说法,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张国焘说法的真实可信性。毛泽东持与张国焘相同的12人说;何叔衡是与毛泽东一同前往上海参加一次大会的代表,但毛泽东在前后两次回忆中所列出的代表名单里,均没有提及何叔衡的名字,这于情于理均说不通。毛泽东十分清楚,因何叔衡没有参加一次大会,因而也就不在大会代表之列。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列出了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何叔衡、李汉俊、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李达等11人的名字。毛泽东晚年的说法,显然受到李达等人说法的影响,其史料价值远不及早年的说法真实可信。

第四,1937年陈潭秋、董必武的回忆文章中,均列出了各地选派的代表的名字。从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各地选派到上海出席“一大”的代表共13人,但并不能从中作出13人都参加了一大”的判断。同样,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六时,送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0000之招”。[17](P49)这说明何叔衡作为湖南地区派往上海参加“一大”的代表是确切无疑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何叔衡到上海后即参加了一次代表大会。但过去人们大多忽视了出席“一大”代表人数和参加一次大会人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区别。仔细研读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大体可以梳理出代表们在大会期间的活动轨迹: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与周佛海任记录,李汉俊与刘仁静在会上有过严重的争论,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包惠僧则赞成刘仁静的意见。最后一天南湖会议,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会后,董必武和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总结了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何叔衡作为各地选派的代表中的长者,在会上的言行必能给代表们留下更深的印记,但在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却找不到何叔衡的身影。合理的解释,就是何叔衡作为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并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第五,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说:“在上海举行的那次历史性的会议上(中共一大),还有另外一个湖南人。”如果何叔衡是“一大”代表,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就有三位湖南人,除毛泽东外,另有何叔衡、李达两位湖南人。从毛泽东与何叔衡、李达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毛泽东既不可能淡忘了何叔衡,也不可能淡忘了李达,更不可能将另外两个湖南人错记成另外一个湖南人。“还有另外一个湖南人”,只能说明参加“一大”的湖南人是二人,一个是毛泽东,另外一个只能是李达。 综上所述,何叔衡没有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应是真实可信的。但对何叔衡的代表身份问题,似没有过分纠缠的必要。笔者建议对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表述为:各地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包惠僧,旅日的周佛海。大会召开之前,何叔衡因故提前离沪返湘,后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实际上是12人。这样表述,或许更能反映历史的原貌。

注释：

(1)对中共“一大”代表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对历史资料的合理掌握与运用。由于时间久远等多种原因,中共“一大”研究的史料十分有限。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有限的中共“一大”史料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历史文献资料,第二类是早期研究成果,第三类是当事人事后的回忆。这三部分史料的史料价值是有所不同的。

其中,第一类历史文献资料,最具有史料价值。历史文献资料对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来说相当于是现场直播。因此,当各类史料的说法发生矛盾时,历史文献资料应更符合历史实际。

第二类是早期研究成果,因与事件发生的时间较近,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是最早研究中共创建史的文章。陈公博硕士论文所附录的有关中共“一大”的英文本文献与俄文本文献的内容基本一致,被列为中共“一大”的英文文献资料。陈公博硕士论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早期研究成果还有蔡和森著《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李立三著《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瞿秋白著《中国党史纲要大纲》等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三类就是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在材料缺乏的下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就显得尤其珍贵。当事人的回忆材料虽然远没有历史文献资料可靠,甚至也不如早期研究成果可靠,但其史料价值仍不可忽视。虽然当事人对某些具体的历史细节的回忆不会十分准确,甚至会出现彼此互相矛盾的地方。但研究者仍能从众多当事人的回忆的比较、鉴别中,逐步梳理出历史事件发展的基本轮廓。当然,当事人的回忆材料的使用要慎重。既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因为回忆与历史的原貌总是有出入的。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记忆的失真,也有当事人个人的情感因素,还有社会环境对当事人回忆的影响等。

参考文献：（略）

#事件 #建党 #“一大”代表包惠僧陈公博何叔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