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辛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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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合上《黄仁勋:英伟达之芯》(The Thinking Machine) 一书,我尚有一种“惊魂未定”的感觉。
这本书的主角是英伟达。这家公司创立于 1993 年,经历过数次大起大落、生死攸关的考验,如今已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AI公司。当然,英伟达的主角就是黄仁勋(Jensen Huang),这位美籍华人自公司创立至今,担任 CEO 已逾三十年。
让我惊魂未定的,并非英伟达崛起的传奇,也不是黄仁勋个人经历的戏剧化,而是书中那几段关于“发火”的描写。这些文字带着强烈的现场感——仿佛你就坐在会议室里,看着这位 CEO 当众把某个人“按在地上拆解”。然而,你又很难简单地把这归类为“情绪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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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发火的方式与众不同。他很少在私下里对某人发火,而是选择在公开场合,比如公司大会上。这样的大会一年要召开好几次,视实际需要而定。会上,他会揪住某人的问题穷追不舍,让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并警示众人今后避免重蹈覆辙。在他眼中,某个人的具体问题正是教育全体员工的契机;他批评的对象始终是问题本身,而非那个人。
他发火时往往口若悬河、激情澎湃,能一口气讲上一两个小时。他把问题剖析得头头是道,嬉笑怒骂兼而有之。听众既感到恐惧,又觉得言之有理,还能从中学到新东西。很显然,黄仁勋的发火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预谋已久(premeditated)。而这种表达愤怒的方式,恰恰是高情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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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情商高就意味着永远温柔、永远微笑、永远不生气。但其实,真正的情商不是“不发火”,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发火、对谁发火、怎么发火。说白了,发火不是问题,发不好才是问题。”
在组织情境中,愤怒是一种极具能量的存在。如果用煤气来打比方,那就是,点得好,能做一桌好菜;点不好,厨房都能炸了。过去三十年与企业领导打交道,我见过形形色色的愤怒:有的是粗暴的宣泄,有的是精心包装的表演,有的是无意识的习惯反应。看得多了,我越来越确信:愤怒本身既不是美德,也不是原罪,它是一件工具;而任何工具的价值,都取决于使用者的技艺。
在当代企业界,很少有人像黄仁勋那样把“发火”用到极致。他发火的强度,员工早已亲身领教;但英伟达内部那种近乎偏执的忠诚感,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张力本身就值得玩味:一个“爱发火”的领导,为什么没有把团队吓跑,反而带着他们穿过数次生死关口,走到今天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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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视角从“脾气”移到“方法”,答案就清晰得多了。黄仁勋的有效之处,从来不在于会发怒,而在于发得精准。他很少在事后追悔式地爆发,更习惯在关键节点上“拦腰一刀”。在英伟达的产品评审会上,工程师们沿某个方向越讲越顺、越讲越有自信时,他会突然打断:“这个方向不对。”这句话本身并不复杂,但出现的时机极其关键——在团队的偏好尚未完全固化、“共同知识效应”尚未彻底占据上风之前,他用愤怒打断惯性,让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假设。
群体决策研究表明,个体一旦过早形成偏好,就会成为自己信念的囚徒——只愿意接纳支持既有观点的信息,自动过滤掉与之相悖的证据。团队讨论的时间越长,越容易陷入“大家只讨论大家都知道的事”的陷阱。黄仁勋的发火,恰恰是对这种心理机制的本能反制。他的愤怒不是对过去错误的追责,而是对未来错误的预防,是推动深度思考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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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他发火的对象极少是“最近的人”,而几乎总是“最关键的人”。在很多公司,领导的怒火往往倾泻在那个刚好站在台上、刚好在群里发言、刚好负责最后一环的人身上,而不管问题真正的源头在哪里。这种愤怒是碎片化的,是情绪的外溢,不是管理。而在英伟达内部员工的叙述中,黄仁勋的愤怒几乎总是对准那些真正能影响结果的人:假设不严谨的架构师、路线图缺乏雄心的产品负责人、未能预见技术浪潮的业务团队。
“他的愤怒像一束聚焦的光,而不是一片漫射的火。”
这一点在多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组织中尤为关键。研究显示,当团队成员在种族、角色、资历或专业上形成重叠的小团体时,信息流动会受到阻碍,所谓“断层线”(faultline) 一旦形成,就很难弥合。如果领导在公共场合斥责的是唯一的新人、唯一的少数族裔,或唯一掌握关键信息的人,那么这种断层会瞬间加深,团队的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afety) 会立刻坍塌。黄仁勋的做法恰恰相反,他把某个人的问题当作教育整个组织的机会,但始终强调的是“问题本身”,而不是“这个人”。团队因此明白:任何人——无论背景如何——只要思考不够严谨,都可能被挑战;而被挑战,意味着你站在了重要的位置上。这种普遍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心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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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时机和对象决定了愤怒的方向,那么表达方式则决定了愤怒的质地。愤怒不是音量比赛,嗓门大并不等于有效(当然有时嗓门大也有威慑力)。书中的描写反复呈现出这样一种画面:黄仁勋在台上,语速很快,逻辑很密,情绪很足,但很少用侮辱性的语言。他质疑的是逻辑,而不是智力;他要求的是更高的标准,而不是否定人的价值。他可以在台上连续讲上一个小时,把一个问题从技术细节拆到战略高度,从历史背景讲到未来趋势,嬉笑怒骂之间,既让人感到恐惧,又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他的愤怒更像是一场高强度的公开课,而不是一场简单粗暴的“批斗会”。
更关键的是,情绪一旦释放完毕,他就翻篇,不记仇、不翻旧账、不在背后补刀。团队走出会议室时,带着的是一种复杂的感受:既被震撼,又被激励;既觉得压力巨大,又觉得自己好像被推了一把,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上。这种“被骂完反而更想干”的状态,恰恰是建设性愤怒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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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区分“建设性愤怒”和“破坏性愤怒”的,不是音量、频率或场合,而是目的。员工愿意接受——甚至欣赏——一种有原则、可预期、与使命紧密相连的愤怒;他们会逃离一种随意、以自我为中心、与工作无关的愤怒。
保护使命的愤怒能建立信任,保护自尊的愤怒会摧毁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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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的愤怒强度,显然属于前者。他对英伟达使命的执着,对技术方向的敏感,对团队潜力的信念,构成了他愤怒的底色。他的发火不是为了证明“我说了算”,而是为了提醒所有人:“这件事不能做差。”
当然,强度之外,他也并非没有温度。英伟达内部的许多员工都提到,他在某些场合会用幽默化解紧张,用自嘲拉近距离,用故事解释复杂的判断。他甚至会亲自去挽留一个他叫不出名字但要离职的员工(英伟达从不裁员,而是在招聘时把好关)。这些瞬间并不会抹去他发火时的锋利,反而让那种锋利显得更可信——因为你知道,他不是一个被情绪驱动的人,而是一个在必要的时候,愿意用情绪作为工具的人。幽默在这里不是装饰,而是一种平衡,让团队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强度与人性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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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愤怒很容易,但要做到为了正确的目的、针对合适的对象、以合适的强度、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用合适的方式去表达愤怒,却既困难又罕见。”
—— 亚里士多德
如果把这句话当作一条标尺,放在当代企业的语境中去衡量,大多数领导者在愤怒这件事上,恐怕都不及格。而黄仁勋,至少在公开呈现出来的那些场景中,接近了这条标尺的高端。
愤怒不是领导力的敌人,当然更不是领导力的全部。它是一种工具。用得粗糙,会把团队吓散;用得巧妙,能让团队更强。像黄仁勋那样,在恰当的时机、对恰当的人、以恰当的方式表达愤怒,能够点燃团队的最佳表现。它能告诉团队:事情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标准不可妥协,而领导者真心相信,他们能做到比自己想象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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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有领导力的人手中,愤怒不再是威胁,而是一支火炬。
它既能照亮别人,也会反过来照亮这个领导者本人的边界与信念。
本文作者陈晓萍,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 Philip M. Condit 讲席教授,IACMR 第二任主席 · 《管理视野》学术主编。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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