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省委大院门口，七月的太阳毒辣得像要把人晒化。
我站了整整二十分钟。
门卫老张递过来一杯凉茶，眼神里带着同情。我接过茶，没喝，杯子握在手里发烫。
“小陈啊，要不你先回去，书记今天确实忙。”老张第三次这么劝我。
我笑了笑，没接话。
三天前我就开始等，等了三天，打了十七个电话，发了九条微信。石沉大海。
一辆黑色帕萨特缓缓驶出大门，车窗半开着，里面坐着的正是市委书记郑怀民。我往前迈了一步，车子没停，反而加速了。
车窗里，郑怀民侧过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冷得像冬天里的冰水浇在身上。然后他转回头，车子扬长而去。
我站在那儿，浑身的汗突然就凉了。
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确——你的事，我不想管，也不值得管。
我是市信访局的副处级干部，干了十二年，处理过上千件信访案件。三个月前，我在处理一桩棚户区改造的群体上访事件时，发现拆迁补偿款存在严重问题。开发商和区里的某些人勾结，把本该给老百姓的补偿款截留了大半。
我写了报告，递了上去。
然后我就被调到了一个“重点项目协调办公室”，光杆司令一个，连张像样的办公桌都没有。说白了，就是把你晾在那儿，让你自己知难而退。
我不服，找老书记郑怀民反映情况，他是我老领导，我给他当过三年秘书。我以为他会听我把话说完，结果我等了三天，等来的是车窗里那冷冷的一瞥。
我转身往回走，太阳晒得马路上的柏油都软了，踩上去黏鞋底。我走了大概两百米，手机响了。
是信访局的老周，我手底下的一个科员。
“陈局，你赶紧回来一趟，你办公室的东西被搬出来了，扔在走廊里。”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
“谁搬的？”
“局办的人，说是要重新调整办公室。”
我挂了电话，站在路边抽了根烟。烟抽到一半，一辆洒水车开过来，水花溅了我一裤腿。我看着湿透的裤腿，忽然觉得挺好笑的。
十五年了。
我给郑怀民当秘书的时候，他下乡调研，车子陷进泥里，我脱了鞋光脚下水推车。他胃病犯了，我半夜骑着自行车找遍半个城给他买药。他老婆住院，我让我媳妇去陪护了整整一个星期。
现在他连听我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我掐灭烟头，拦了辆出租车。
“师傅，去省政府。”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这人有点奇怪，一身水渍，脸色铁青，大中午的往省政府跑。
我没解释，掏出手机翻出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我存了三年，从来没打过。
电话响了五声，接通了。
“喂？”
“赵秘书，我是市信访局的陈远，三年前在全省信访工作推进会上，省纪委的刘书记给过我一张名片，说有事可以找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你等一下。”
大概过了两分钟，电话那头传来另一个声音，沉稳，有力。
“陈远同志，我记得你。你那年在会上提的基层信访积案化解方案，很有见地。”
我深吸一口气。
“刘书记，我想见您一面，有些情况需要反映。”
“可以，明天上午十点，你来省纪委。”
挂了电话，我对司机说：“师傅，调头，回家。”
司机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调了头。
回到家，媳妇正在厨房煮面条。她看见我回来，愣了一下。
“今天这么早？”
“没事干，就回来了。”
她放下筷子，走到我面前，看了我几秒钟。我们结婚十七年，她太了解我了。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大事。”
“陈远，你每次说没什么大事的时候，都是出了大事。”
我坐到沙发上，把鞋脱了，脚上全是水泡，磨破了好几个。媳妇蹲下来看了看，没说话，去拿了医药箱给我消毒上药。
“疼不疼？”
“不疼。”
“放屁，酒精擦上去能不疼？”
她给我贴好创可贴，站起来看着我：“说吧，到底怎么了？”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打算怎么办？”
“明天去见刘书记。”
“省纪委的刘副书记？”
“嗯。”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小心点，别把自己折进去。”
“我知道。”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着。脑子里反反复复想着这些年的事。我给郑怀民当秘书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县长。那会儿他多好一个人啊，下乡调研，跟老百姓坐一条板凳上吃花生，喝大碗茶。有一次去村里，一个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你是个好官。他眼圈都红了。
后来他当上了市委书记，人就变了。
变得我不认识了。
第二天一早，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坐最早一班大巴去了省城。到省纪委的时候，正好九点五十。刘书记的秘书把我领进了办公室。
刘书记比三年前老了一些，头发白了大半，但眼神还是那么锐利。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茶。
“说吧，什么事让你从市里跑到省里来找我。”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厚厚一沓材料，放在桌上。这些材料，是我三个月来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来的。
“刘书记，这是关于我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款被侵占的详细材料，涉及金额初步估算在两千八百万以上。”
刘书记拿起材料，翻了翻，眉头越皱越紧。
“你把这些材料递交给谁了？”
“递交给市委、市政府，也递交给了市纪委。”
“然后呢？”
“然后我被调离了工作岗位，昨天我办公室的东西被扔在了走廊里。”
刘书记放下材料，看着我。
“你找过郑怀民同志吗？”
“找了三天，昨天他开车从我面前经过，没停车。”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陈远同志，你知道你这份材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你确定上面的每一条都有据可查？”
“确定。”
刘书记站起来，在会议室里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该干嘛干嘛，不要声张。”
“谢谢刘书记。”
“不用谢我，你要谢的是你自己的良心。”
我从省纪委出来，太阳还是毒辣，但我觉得不那么热了。走到路边，手机响了，是信访局办公室打来的。
“陈远同志，通知你一下，从今天起你不用来上班了，等待组织重新安排工作。”
电话那头的声音公事公办，冷冰冰的。
“谁通知的？”
“这是局党委的决定。”
“文件呢？”
“文件随后下发。”
我挂了电话，站在省城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辆，忽然觉得很荒唐。我在这个系统里干了十七年，兢兢业业，到头来，连个正式文件都不给你，一个电话就想把你打发了。
我找了个小饭馆，要了碗面。面端上来的时候，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老周打来的。
“陈局，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今天上午，局里开了会，说你长期旷工，工作态度不端正，要给你处分。”
我筷子停在半空中。
“旷工？”
“对，说你从上周一开始就没来上班。”
“我从上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办公室，谁说的我没上班？”
“局办的人说的，他们还拿出了考勤记录。”
我放下筷子，面也不吃了。
“老周，你替我办件事。”
“你说。”
“把我办公室门口的监控录像保存下来，别让人删了。”
“我马上去办。”
挂了电话，我把那碗面吃完，结账走人。
回去的大巴上，我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想事情。郑怀民这是要彻底把我按死。他不敢让我继续留在系统里，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不光是拆迁的事，还有别的事。
别的那些事，说出来，就不是处分几个干部那么简单了。
大巴在高速上跑着，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我想起五年前，郑怀民刚当上市委书记的时候，我陪他去乡下调研。路上他跟我说，陈远啊，咱们这辈子当官，不求大富大贵，但求问心无愧。
说得好听。
后来呢？他儿子在国外读书，学费一年几十万，从哪儿来的？他老婆名下好几处房产，从哪儿来的？他那个小舅子，做工程做得风生水起，凭什么？
这些账，我都记着。
不是我要记，是我不得不记。因为我是他的秘书，这些事我都经手过，他以为我忘了，或者以为我不敢说。
回到市里，我没回家，直接去了信访局。办公室门口，我的东西果然堆在走廊里，几个纸箱子，乱七八糟的。我蹲下来翻了翻，工作笔记不在里面。
“我的工作笔记呢？”我问办公室的小王。
小王支支吾吾地说：“陈局，我也不清楚，是局办的人搬的。”
我直接去了局办，推开门，办公室主任老孙正在喝茶。看见我，他放下茶杯，脸上堆出一个笑来。
“陈远同志，你怎么来了？”
“我的工作笔记呢？”
“什么笔记？”
“我放在办公桌上的五个笔记本，记录了我十二年的工作内容。”
老孙脸上的笑收了起来：“陈远同志，局里已经决定了，你暂时休息一段时间。至于你的私人物品，我们会妥善保管的。”
“那是公物，不是私人物品。上面记录的是信访工作的重要信息，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属于工作档案。”
“这个嘛，”老孙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们会处理的。”
我看着他，他不敢看我。
“老孙，你跟郑书记多久了？”
“什么？”
“你跟着郑书记多久了？”
“这个……跟现在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我就是想问问。你跟了他十年了吧？十年前你是什么？街道办的一个小科员。现在你是办公室主任了。你觉得你升得快吗？”
老孙的脸白了。
“陈远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想提醒你一句，郑书记能把你提上来，也能把你踩下去。今天你替他搬我的东西，明天别人也会替他搬你的东西。”
说完我转身走了。
走到楼下，正好碰见信访局的局长李长河。他看见我，脚步顿了顿，然后走过来，压低声音说：
“陈远，你惹谁不好，非要惹他？”
“我惹他什么了？我不过是写了份报告。”
“报告？你那报告里写了什么你自己清楚。你把他小舅子的公司都点名了，那不是打他的脸吗？”
“他小舅子侵占了拆迁补偿款，我如实反映情况，这叫打他的脸？”
李长河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陈远，你是个好人，但有时候好人没好报。你要不先去休个假，等风头过了再说？”
“风头？什么风头？”
“这个……”李长河左右看了看，“我不方便多说。反正你听我一句劝，别硬碰硬，你不是他的对手。”
“李局，我不是要跟谁碰。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李长河摇摇头，走了。
我站在信访局门口，看着这栋我工作了十二年的楼。十二年了，我处理过的信访案件不下千件，帮过多少人，得罪过多少人，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自己会变成“信访对象”。
回到家，媳妇已经做好了饭。女儿也回来了，正在房间里写作业。
“怎么样？”媳妇问。
“省纪委的刘书记让我等消息。”
“那工作呢？”
“今天下午，局里通知我，要开除党籍。”
媳妇手里的筷子掉了。
“什么？”
“说我长期旷工。”
“放他娘的屁！”媳妇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哪天不是早出晚归的？哪有什么旷工？”
女儿从房间里探出头来：“妈，怎么了？”
“没事，你写作业。”媳妇冲她挥挥手，然后压低声音看着我，“陈远，这是要把你往死里整啊。”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
“等。”
“等什么？”
“等刘书记那边的消息。”
媳妇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要不，你去省城找找人？你以前不是认识几个省里的领导吗？”
“找过了。”
“然后呢？”
“刘书记答应处理，但需要时间。”
“需要多久？”
“不知道。”
媳妇站起来，在客厅里走了几圈，忽然停下来。
“陈远，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掌握了多少东西？”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十七年的夫妻，有些话不用说得太明白。
“够用。”我说。
媳妇点点头，没再问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抽了好几根烟。夜很静，楼下的马路上偶尔有车经过，车灯扫过窗户，亮一下又暗下去。
我在想一件事——郑怀民为什么这么急？
他完全可以把我调到一个闲职上，慢慢冷处理。但他没有，他直接要开除我的党籍。这不合常理。
除非，他怕的不仅仅是我写的那份报告。
除非，还有别的什么事，让他觉得必须尽快把我清理出去。
什么事呢？
我掐灭烟头，忽然想起来一件事。三个月前，我整理材料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笔资金流向。那笔钱从棚户区改造的专项资金里划出去，经过几道转手，最后流向了省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那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叫刘芳。
刘芳是谁？
郑怀民的大姨子。
这笔钱的金额，是三千六百万。
我当时把这个情况写进了报告，但后来想想，又把这一部分删掉了。不是因为怕，是因为我觉得证据还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核实。
但现在看来，郑怀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他怎么知道的？
报告只有我一个人看过，我没给任何人看过。除非，有人进了我的办公室，翻了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
我猛地坐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信访局，直接找到技术科的小张。
“小张，帮我查一下，最近三个月，有没有人动过我的电脑。”
小张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陈局，你电脑已经被局办收走了。”
“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你走了之后。”
“他们凭什么收我的电脑？”
“说是统一更换办公设备。”
我深吸一口气。电脑里有我所有的调查材料，包括那份关于刘芳华公司的资金流向记录。
“小张，你能帮我看一下，我电脑里的文件，有没有被打开过的记录吗？”
“电脑都不在了，怎么看？”
“你们技术科应该有备份系统吧？信访局的每一台电脑都有自动备份。”
小张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有是有，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需要局长的授权才能调取。”
局长。
信访局局长叫马建国，是郑怀民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我谢过小张，准备去找马建国。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口，门关着，里面传出说话声。
“……那个陈远，必须尽快处理掉，不能再让他蹦跶了。”
这是马建国的声音。
“开除党籍的程序已经在走了，大概还需要一周。”这是老孙的声音。
“一周太长了，最好三天内办完。”
“三天有点紧，毕竟要开会讨论。”
“那就先停职，停职期间不发工资，看他能撑多久。”
我站在门外，听到这里，转身走了。
不是怕了，是觉得没必要了。
我回到那个堆满纸箱子的走廊，蹲下来，翻了翻箱子。工作笔记没找到，但找到了一个旧手机。这是我以前用的手机，换了新手机之后就一直放在办公室抽屉里。
我按了按，没电了。
我拿着旧手机回了家，充上电，开机。
手机里存着很多老照片和老短信。我翻了翻，找到了几条三年前的短信。那是郑怀民发给我的，内容是关于一笔工程款的安排。
短信里写得很清楚：陈远，你帮我联系一下王总，那个项目的款子要抓紧拨付，别拖了。
王总，就是郑怀民小舅子那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我截了图，存好。
然后我继续翻，又找到了一条更早的短信。那是我给郑怀民当秘书的第二年，他让我帮他处理一笔钱。
“陈远，我卡上多了五十万，你帮我查查是谁打的。”
我当时查了，是一个老板打的。我把结果告诉他，他回了一句：“知道了，先放着。”
这条短信，我也截了图。
手机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一条条翻，一条条截。这些东西，当年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我信任他，觉得他只是在处理一些人情往来。但现在回头看，每一条都是证据。
我存好截图，然后把手机里的内容全部备份到电脑上，又打印了一份，锁进了家里的保险柜。
接下来的三天，我在家待着，哪儿也没去。
第一天，信访局发来通知，说我已被停职调查，要求我在家等候处理。
第二天，局纪委的人打电话来，让我去一趟，说要跟我谈话。我说好，但没去。我知道去了就出不来了。
第三天，调令来了。
不是处分通知，是调令。
调令上写着：经市委研究决定，调陈远同志赴省信访局工作，即日起报到。
我看着这张调令，愣了很久。
省信访局？调我去省里？
这不对。
郑怀民不可能调我去省里，他恨不得把我踢出体制。这张调令是谁发的？
我打电话给省信访局核实，对方说确有其事，是省局直接下调令的，让我三天内报到。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脑子里飞速转着。
省纪委的刘副书记。只有他才有这个能量，能绕过市委直接下调令。
他这是在保护我。
把我调到省里，郑怀民就动不了我了。
我拿起手机，想给刘书记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拨出去之前，我停住了。
不对。
如果只是保护我，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直接让省纪委介入调查就行了。
刘书记把我调到省里，一定还有别的用意。
什么用意呢？
我想了一下午，终于想明白了。
刘书记这是在布局。
省纪委要查郑怀民，但郑怀民在市里经营多年，根系深蒂。如果直接从上面派人下来查，肯定会打草惊蛇。最好的办法，是让我这个“内部人士”先离开郑怀民的势力范围，然后从外部配合调查。
而我手里掌握的证据，就是打开这个局面的钥匙。
想通了这一点，我忽然觉得浑身轻松。
三天后，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去省城报到。临走前，媳妇拉着我的手说：“到了省里，小心点。”
“知道了。”
“别跟人硬碰硬。”
“不碰了。”
“还有……”她顿了顿，“如果实在不行，就回来。咱不干了也没关系，我养你。”
我笑了：“你拿什么养我？”
“我开个小店，卖包子。”
“你做的包子能吃吗？”
她捶了我一拳。
我抱着她，拍了拍她的背。
“放心，我心里有数。”
到了省城，我去省信访局报到。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林的副局长，态度和善，给我安排了办公室和宿舍。
“陈远同志，你暂时在研究室工作，主要任务是梳理全省信访工作的典型案件，总结经验教训。具体工作安排，回头研究室主任会跟你说。”
“好的，谢谢林局。”
我在省信访局安顿下来，开始工作。研究室的工作不算忙，每天就是看材料、写报告。但我心里很清楚，这只是表面的平静。
我在等。
等刘书记的电话。
等了十天，电话终于来了。
“陈远同志，明天晚上七点，省纪委小会议室，你来一趟。”
“好的。”
第二天晚上，我准时到了省纪委。会议室里除了刘副书记，还有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都是生面孔。
“这是省纪委专案组的同志。”刘副书记介绍道，“他们负责调查你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问题。”
我点点头，坐下。
“陈远同志，你之前递交的材料，我们都看了。”专案组组长姓魏，四十来岁，说话很直接，“你材料里提到的资金流向，指向了几家公司和几个人。其中有一笔三千六百万的资金，流向了省城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叫刘芳华。”
我看着魏组长。
“刘芳华是郑怀民的大姨子。”魏组长说，“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知道。”
“但你递交的材料里，没有提到这一点。”
“因为当时证据还不够充分，我想进一步核实之后再补充。”
“现在呢？现在证据充分了吗？”
我从包里拿出那个旧手机，打开里面的短信记录，递给了魏组长。
魏组长接过去，一条一条地看。看完之后，他把手机递给了刘副书记。
刘副书记看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这些短信，能证明什么？”
“不能直接证明郑怀民受贿，但能证明他知情。那五十万，他让我查过，我告诉他之后，他没有退回去。至于他老婆名下的房产，他儿子在国外的生活费来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刘副书记点点头，对魏组长说：“你们怎么看？”
魏组长想了想，说：“可以作为线索，但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比如银行流水、房产登记、公司的账目往来。”
“这些我都有。”我说。
魏组长愣了一下。
“你都有？”
“对。我在信访局工作十二年，处理过大量拆迁信访案件，对这些公司的账目、资金流向、房产登记情况，都做过调查。材料我都整理好了，锁在家里的保险柜里。”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魏组长问。
“因为我在等。”
“等什么？”
“等一个能保护我的人。”
刘副书记笑了一下，笑得很淡，但眼神里有一种赞许。
“你等到了。”他说。
接下来的一周，我每天往返于省纪委和信访局之间。我把保险柜里的所有材料都交给了专案组，一份一份地解释，一笔一笔地对账。
专案组的同志很专业，他们根据我提供的材料，迅速锁定了几个关键人物：郑怀民的小舅子王建民、大姨子刘芳华，还有几个负责棚户区改造的区干部。
调查在秘密进行。
与此同时，市里那边也开始有了动静。我听说郑怀民在开会时问起过我，问陈远最近在干嘛。有人告诉他，陈远调到省信访局了。郑怀民的脸色很难看。
又过了几天，我接到老周的电话。
“陈局，你走了之后，局里乱套了。”
“怎么了？”
“你之前处理的那些信访案件，很多都是积案，你走了之后，没人接得下来。有几个上访户跑到市委门口去闹，郑书记气得摔了杯子。”
“闹什么？”
“还是拆迁补偿的事。你走了之后，补偿款的事没人管了，那些拆迁户拿不到钱，就去闹。”
“郑怀民怎么处理的？”
“还能怎么处理？压呗。让公安把人带走，然后找几个代表谈话，说会解决，但到现在也没个结果。”
“老周，你帮我留意一下，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行。陈局，你啥时候回来？”
“不回来了。”
“啊？”
“我在省里挺好。”
挂了电话，我想了想，给魏组长打了个电话。
“魏组长，市里的拆迁户又开始闹了，郑怀民在用公安压人。”
“我知道，我们的人已经在市里了。”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收网？”
“快了。你再等几天。”
我等了五天。
第五天早上，省纪委专案组联合省检察院，同时行动，带走了郑怀民的小舅子王建民、大姨子刘芳华，以及市里分管棚户区改造的三名干部。
消息传到郑怀民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开会。
据在场的人说，他接了一个电话，脸色瞬间白了，然后说了句“散会”，起身就走了。
当天下午，省纪委直接派人去了市委，和郑怀民谈了整整三个小时。
谈完出来，郑怀民的脸是灰的。
第二天一早，郑怀民主动到省纪委，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消息传开，整个市里都震动了。
老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是抖的。
“陈局，你听说了吗？郑怀民被带走了！”
“听说了。”
“是你……”
“不是我，是省纪委查的。”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陈局，你真牛逼。”
我没说话。
挂了电话，我站在省信访局的窗口，看着外面的城市。省城比市里繁华得多，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但我心里想的，还是那个工作了十几年的小地方。
郑怀民倒了，但事情还没完。
我手里还有一份材料，是关于郑怀民和另一个人的。
那个人，是省里的一个领导。
我把这份材料，锁在保险柜最底层，没给任何人看过。
不是不敢给，是时候还没到。
半个月后，郑怀民的案子基本查清了。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和相关企业谋取利益，涉案金额高达七千多万。他的小舅子、大姨子，以及手下几个干部，全部被移送司法机关。
市里开了大会，通报了郑怀民的问题。会上，新任市委书记说了一句话：
“陈远同志，是我们这个系统的脊梁。”
我没去开会，我还在省信访局的研究室里，整理材料。
但这句话，老周打电话告诉了我。
“陈局，新来的书记在会上表扬你了，说你这是脊梁！”
“脊梁？”
“对，就是这么说的！”
“那我这脊梁，差点被郑怀民压断了。”
老周笑了，笑着笑着，忽然不笑了。
“陈局，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呢。”
“再说吧。”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口，看着远处的天空。
天很蓝，云很白。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三个月前，我在信访局门口等郑怀民的时候，有个老大爷来上访，说他家的拆迁补偿款被扣了。我接了他的材料，答应帮他查。
后来我被调走了，那件事也就没了下文。
我拿起电话，打给老周。
“老周，你帮我查一个人，叫张德贵，他的拆迁补偿款被扣了三年。”
“行，我马上去查。”
“查到了告诉我。”
“陈局，你这是……还要管？”
“管。只要我还在这行，就要管。”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陈局，你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
我没接话。
不是不多，是很多人不敢了。
但我敢。
因为我知道，如果连我都不敢，那些老百姓还能指望谁？
挂了电话，我回到办公桌前，继续写材料。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纸上，暖洋洋的。
我抬头看了看窗外，忽然想起媳妇说的话：“如果不干了，回来，我养你。”
我笑了笑。
不回去了。
我要在这儿，好好干。
因为老书记，是时候让位了。
不只是郑怀民。
还有那些坐在位子上，却忘了自己是谁的人。
都该让让了。
我低下头，继续写字。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
窗外，省城的天空特别蓝。
蓝得像洗过一样。
三个月后。
省信访局大院里，我站在新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进进出出的人。秋天的阳光很干净，照在院子里的银杏树上，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簌簌地落下来。
门被敲响了。
“请进。”
进来的是省信访局的副局长林国栋，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上带着笑。
“陈远，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你的任命下来了，正式调任省信访局信访督查处处长，正处级。”
我接过文件，看了一眼，上面盖着红彤彤的章。
“谢谢林局。”
“谢我干什么，这是你自己挣来的。”林国栋坐下来，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根，“说实话，当初刘副书记把你调到省里来，我还心里犯嘀咕，觉得这事儿不太好办。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打开局面了。”
我接过烟，没点，放在桌上。
“局面不是打开的，是郑怀民自己把自己打开的。”
林国栋点点头，点上烟，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烟雾。
“郑怀民的案子判了，十三年。他小舅子八年，大姨子六年。那三个区里的干部，最轻的也判了三年。”他顿了顿，“这次能查得这么彻底，你功不可没。”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该做的事？”林国栋笑了一下，“陈远，你知道吗，这世上最难的事，就是做该做的事。”
我没接话。
窗外，又一阵风吹过，银杏叶子落得更多了。
过了几天，我回了一趟市里。
不是公事，是私事。
媳妇还在市里，女儿也还在市里上学。我虽然在省城工作，但家还没搬过去。每个周末，我都会坐大巴回去。
这次回去，媳妇告诉我一件事。
“昨天有人来找你。”
“谁？”
“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了，拎了一篮子鸡蛋。”
“老太太？”
“她说你帮她解决过拆迁的事，听说你回来了，专门来看看你。”
我想起来了。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老太太姓刘，住在城郊的一个棚户区，房子被拆了之后，补偿款一直没到位。她找了无数部门，腿都跑断了，没人管。后来她找到了信访局，我接待了她。
那天下着雨，她浑身湿透了，站在我办公室门口，不敢进来。
我让她进来，给她倒了杯热水，听她把事情说完。
我听了整整两个小时。
然后我答应她，一定帮她解决。
后来我查了档案，发现她的补偿款被街道办的一个干部截留了。我写了报告，递了上去。那干部被处分了，补偿款也追回来了。
事情不大，但老太太记了三年。
“鸡蛋呢？”我问媳妇。
“我没收，让她拿回去了。她那么大年纪了，哪能要她的东西。”
“那就好。”
媳妇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点说不清的东西。
“陈远，你说你这些年，得罪了多少人，又帮了多少人？”
“不知道，没算过。”
“你帮过的人，都记着你。你得罪过的人，也都记着你。”
“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媳妇笑了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挺傻的。”
我也笑了。
晚上，我去了一趟老周家。老周是我在信访局时候的老部下，五十多岁了，一辈子待在信访局，没升过职，也没犯过错。
他看见我来，很高兴，让老伴炒了几个菜，拿出一瓶老白干。
“陈局，你可算回来了。”
“回来看看。”
“看看就好，看看就好。”老周给我倒酒，手有点抖，酒洒出来一点，“你走了之后，局里全变了。”
“怎么变了？”
“新来的局长，是郑怀民以前的人。郑怀民倒台之后，他倒是没事，但整天提心吊胆的，什么事都不敢拍板。下面的同志也没干劲，好多案子都压着。”
我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压着压着，会出事的。”
“可不是吗。”老周叹了口气，“上周，又有人来上访，闹得很凶。”
“什么事？”
“还是拆迁的事。城南那块地，去年拆的，补偿款到现在还没发完。几十户人家，天天堵在区政府门口。”
“为什么没发？”
“钱不够了。本来预算就不够，中间又被人挪走了一部分，现在缺口很大。”
“挪走的那部分，去哪了？”
老周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据说是挪去补别的窟窿了。郑怀民在的时候，到处拆东墙补西墙，现在他不在了，窟窿全露出来了。”
我放下酒杯，沉默了一会儿。
“老周，你把这件事的材料整理一下，发给我。”
“你要管？”
“管。”
“陈局，你现在是省里的人了，这事不归你管。”
“谁说省里的人就不能管市里的事？”
老周看着我，眼神里有些担忧，但更多的是敬佩。
“行，我明天就整理。”
第二天，我拿到了老周整理的材料。城南那块地的拆迁补偿款，总额四千二百万，已经拨付了三千万，剩下一千二百万去向不明。
我仔细翻了翻材料，发现这一千二百万，被分成了三笔，分别转给了三家公司。这三家公司，有两家已经注销了，剩下一家，法人代表叫赵永强。
赵永强是谁？
我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赵永强，是市财政局一个副局长的连襟。
我把材料整理好，周一回到省里，直接交给了省纪委的魏组长。
“又是市里的事？”魏组长翻了翻材料。
“对。”
“郑怀民的案子刚结，又来一个？”
“这个案子不大，但涉及的人不少。而且，这只是一千二百万的事，如果是更多呢？”
魏组长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行，我让人查一下。”
三天后，省纪委的人去了市财政局，带走了那个副局长。
消息传开，市里又震动了一下。
新任的市委书记姓宋，是从省里调下来的，四十多岁，戴一副眼镜，看着斯斯文文的。他上任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整顿干部作风，开了好几次会，讲了很多话。
但我知道，光开会没用。
得动真格的。
一个月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市委办公室打来的。
“陈远同志，周书记想见你。”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有。”
下午，我去了市委。周书记的办公室很大，但陈设很简单，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廉洁奉公”。
周书记站起来迎我，握了握手。
“陈远同志，久仰了。”
“周书记客气了。”
“不是客气。”周书记让我坐下，自己也坐下来，“郑怀民的案子，是你揭发的。城南拆迁补偿款的案子，也是你发现的。你对信访工作的熟悉程度，对基层情况的了解程度，让我很佩服。”
“周书记，我只是做了本职工作。”
“本职工作。”周书记重复了一遍，然后笑了，“陈远同志，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吗？”
我没接话。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谈谈。”周书记的表情严肃起来，“市里的信访工作，现在很被动。郑怀民在的时候，很多问题被压着。现在他不在了，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来主持信访局的工作。”
“周书记，我现在在省信访局工作。”
“我知道，但我可以申请调你回来。只要你愿意。”
我看着周书记，他的眼神很诚恳。
但我没有马上答应。
“我考虑一下。”
“可以，但别考虑太久。市里的情况，不等人。”
从周书记办公室出来，我站在市委大院的院子里，看着这栋熟悉又陌生的楼。我曾经在这里进进出出了十五年，给郑怀民当秘书，帮他处理各种事务。那时候的我，是郑怀民的人。
现在，郑怀民不在了。
而我，又站在这栋楼前。
手机响了。
是媳妇打来的。
“怎么样？周书记找你谈了什么？”
“他想调我回来，主持信访局的工作。”
媳妇沉默了一会儿。
“你想回来吗？”
“不知道。”
“你如果不回来，省里那边也挺好的。”
“我知道。”
“但你心里还是想回来，对不对？”
我没说话。
“陈远，你就是个倔驴。明明可以舒舒服服待在省里，非要去蹚浑水。”
“那不是浑水。”
“那是什么？”
“那是我的地方。”
媳妇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
“行吧，你想回来就回来。反正我说了也不算。”
我笑了。
挂了电话，我抬头看了看天。
天很蓝，跟三个月前我去省城那天一样蓝。
但我知道，这天底下，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
我深吸一口气，迈步走进了市委大楼。
三天后，调令下来了。
我从省信访局调回市里，担任信访局局长。
消息传开，老周第一个给我打电话。
“陈局，你真的要回来了？”
“真的。”
“太好了！”老周的声音很激动，“咱们局里终于有人主持公道了！”
“老周，你别高兴得太早。我回来，可不是来当好好先生的。”
“我知道，我知道。”老周笑了，“你就是来收拾烂摊子的。”
“对。”
挂了电话，我开始收拾东西。
省局的同事们都来送我，林副局长拍着我的肩膀说：“陈远，好好干。有什么需要省里支持的，随时说。”
“谢谢林局。”
“不用谢，你是我见过最硬气的人。”
我笑了一下。
硬气？
也许吧。
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固执。
固执地相信，对的事情，就该去做。
固执地相信，坏人，就该付出代价。
固执地相信，这世界，终究是要变好的。
我拎着行李，走出省局大楼。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楼，然后转身，大步往前走。
市里那边，还有一摊子烂事等着我。
但我一点都不怕。
因为我知道，该做的事，总有人要去做。
而那个人，就是我。
一周后。
市信访局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我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看着下面十几张面孔。有熟悉的，有陌生的，有紧张的，也有冷漠的。
“从今天起，我担任信访局局长。”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我知道在座的有些人，心里不舒服。因为你们有些人，是郑怀民提上来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但我不在乎。”我继续说，“过去的事，我不追究。但从今天开始，信访局的规矩，要重新立起来。”
我翻开面前的材料。
“第一件事，所有积压的信访案件，一周内全部梳理出来，报到我这里。谁压的案子，谁负责解决。解决不了的，我来解决。”
“第二件事，拆迁补偿款的发放情况，三天内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每一笔钱，都要对得上账。对不上的，谁经手的谁负责。”
“第三件事，”我抬起头，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从今天起，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信访群众的诉求，必须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我说完，合上材料。
“有问题吗？”
没人说话。
“那就散会。”
人都走了，只剩下老周一个人还坐在那儿。
“陈局，你今天说的那些话，有些人心里可能不服气。”
“我知道。”
“你不怕他们阳奉阴违？”
“怕什么？他们阳奉阴违，我就换人。”
老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陈局，你变了。”
“哪里变了？”
“比以前更硬了。”
我也笑了。
“老周，你知道我在省里这几个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什么？”
“有些事，不能软。你软了，别人就硬了。你硬了，别人反而软了。”
老周点点头，眼神里带着敬佩。
晚上，我回到家，媳妇已经做好了饭。
女儿也在家，正在看电视。
“爸，你回来了。”
“嗯。”
“听说你当局长了？”
“对。”
“那你是不是很厉害？”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不厉害。”
“那为什么让你当局长？”
“因为，”我坐下来，拿起筷子，“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女儿歪着头看着我，似懂非懂。
媳妇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吃吧，别光顾着说话。”
我端起碗，扒了一口饭。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
但我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
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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