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二十余年回望，2003 那场申遗，怎样永久改写了丽江的命运轨迹

在国内众多世界遗产城市之中，丽江始终保有一份难以复制的独特身份。很多游客知晓丽江古城享誉全球，却并不清楚，这座滇西北高原上的城市，在 2003 年迎来两场至关重要的国际认定，正式集齐分属不同保护体系的三项世界级遗产资源，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记忆遗产的城市。

时至今日，大众传播常常简化这段历史，将三项遗产笼统归为同一名录之下，而我认为，想要客观理解丽江三遗格局形成的历史意义，首先应当厘清遗产体系的边界，再沿着时间脉络，看见自然地理禀赋、多民族长期交融、时代机遇三者交织催生的历史结果，同时冷静审视遗产光环赋予这座城市的机遇与长久伴随的挑战。

我们首先梳理清晰完整的时间脉络，避免流行叙事里常见的时序偏差。早在 1997 年 12 月，丽江古城已经在第 21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框架下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丽江第一次站上全球遗产保护的舞台，也是中国为数不多以完整活态历史城镇身份入选的文化遗产。

彼时的丽江，刚刚从 1996 年大地震的修复进程中走出，古城民居、水系格局、茶马古道形成的人居文明得到国际学界认可，“活态古城” 的保护理念，也从这一阶段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但此时丽江尚不具备独一无二的城市标识，真正让它拉开与国内其他古城差距的，正是 2003 年接连落地的两项遗产认定。

2003 年 7 月 2 日，第 27 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将三江并流区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三江并流所指代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在横断山脉深邃峡谷中并行向南奔流，相距最近处不足七十公里却互不交汇，是全球罕见的高山峡谷地貌演化样本，同时拥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被视作北半球生物多样性的天然宝库。

需要客观说明，三江并流遗产地地跨丽江、迪庆、怒江三个州市，并非全部辖区隶属于丽江，但是丽江地处三江并流东部核心片区，长江第一湾、老君山片区等关键景观都坐落于丽江境内，地理区位让丽江成为展示三江并流生态价值最重要的窗口。正是依托这份地缘关联，三江并流的成功申遗，将丽江的价值边界从古城人文空间拓展至宏大的高原自然生态系统，实现人文遗产与自然遗产的初次结合。

仅仅一个多月之后，2003 年 8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正式将纳西东巴古籍文献纳入《世界记忆名录》。这也是很多大众宣传最容易产生概念混淆的地方。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区分三个并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项目：依托 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设立的世界遗产名录，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混合遗产；2003 年公约确立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及 1992 年启动、独立运行的世界记忆项目。

世界记忆遗产面向文献、手稿、古代档案等文字载体遗存，拥有独立评审机制，并不隶属于大众熟知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国内文旅宣传语境长期将三类项目统称为 “三项世界遗产”，属于约定俗成的通俗表达；但从学术规范层面，不能简单将世界记忆遗产等同于狭义上的世界文化遗产。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相关讨论，一部分学者主张应当严格区分三套独立项目体系，避免概念混淆误导公众；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从文明价值传播的角度，通俗表述有利于大众建立整体认知，不必过度纠结名称边界。两种观点各有依据，也是我们研究丽江遗产价值时需要留意的学术争议点。

东巴古籍文献承载着纳西文明千年积累的知识体系。东巴文被称作世界上仍保留传承脉络的象形文字，历代东巴祭司依靠这套文字书写上万卷典籍，内容涵盖创世神话、迁徙历史、天文历法、医药知识、民俗礼仪、原始信仰，相当于纳西族留存至今的古代百科全书。在现代化持续冲击之下，能够熟练识读、书写传统东巴文的传承人数量不断缩减，这批古籍文献本身长期面临风化、流失、保存条件不足的风险。

入选世界记忆遗产，意味着这份民族文献遗产的濒危价值获得全球关注，也推动地方陆续建立专门的馆藏保护机制，开展古籍数字化修复工作。如果说丽江古城展现纳西人的人居营造智慧，三江并流呈现先民赖以生存的自然母体，东巴古籍则留存这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文字记录。自然环境、人居文明、精神典籍三者相互呼应，构成一套完整且自洽的文明样本，这也是我理解丽江能够集齐三类遗产最核心的底层逻辑。

当 2003 年两项认定全部落地，叠加 1997 年入选的丽江古城，丽江独有的三遗格局正式成型。放眼全国所有城市，很难找到第二处能够同时集齐自然空间遗产、活态城镇遗产、原生文献遗产的区域。很多拥有世界遗产的城市，往往只具备单一类型资源，或是同类遗产叠加。丽江的特殊性，根植于滇西北横断山区独特的地理区位。自古以来，这里是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在此交汇，汉、藏、纳西、白、傈僳等多个族群长期在此交往交流交融。

封闭又开放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保留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持续接收外来文明养分，最终孕育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域文明形态。外部环境提供多样交流的契机，险峻山川又充当文化的天然屏障，让东巴文化、古城营建技艺得以延续，没有在历史浪潮里彻底消散。这份千年积累形成的文明厚度，是 2003 年两次申遗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时代层面的国际遗产保护浪潮，则为这份本土文明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机遇。

在复盘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认为不能简单将三遗身份看作纯粹的荣誉标签，更应当看见这份身份带来的双重影响。积极层面显而易见，遗产认定快速提升丽江全球知名度，推动基础设施完善，带动区域文旅产业起步，让曾经闭塞的滇西北边疆城市快速融入全国乃至全球文旅市场。

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陆续落地，《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相继出台，针对古建筑修缮、生态管控、古籍保护设立专项资金，客观上推动地方建立系统性的遗产保护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 “丽江模式”，也就是活态遗产社区保护、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协同推进的实践方案，也成为国内众多古城遗产地参考的范本。

但与此同时，遗产光环催生的发展压力，在二十年间持续显现，时至今日依旧是难以平衡的难题。最突出的矛盾集中在丽江古城，大量游客涌入带来商业扩张，古城原住民持续外迁，原生社区生活氛围逐步淡化，商业化同质化问题反复引发讨论。

不少研究者持续提醒，活态文化遗产最大的根基是世代居住于此的人群，一旦原住居民大规模流失，古城就会从 “活着的家园” 转变为纯粹观光景区，遗产原真性将受到不可逆损伤。三江并流片区则面临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旅游开发之间的博弈，峡谷区域生态承载力脆弱，旅游线路扩张、基础设施建设，随时可能冲击珍稀动植物栖息地。

而东巴古籍文献的传承困境更加隐蔽，纸质古籍实体保护技术门槛高，年轻群体学习东巴文字意愿偏弱，文字传承链条持续萎缩，文献保护长期停留在馆藏保存层面，大众层面的活化传播依旧不足。很多游客来到丽江，能够看见大量印有东巴文的文创商品，却很少有机会深入读懂文字背后完整的文明体系，符号化消费冲淡了文献遗产原本厚重的历史价值。

长久以来，网络舆论常常走向两种极端，一部分观点过度神话丽江的遗产价值，单纯将三项遗产当作文旅宣传筹码；另一部分观点则因为古城商业化乱象，全盘否定遗产保护多年取得的成果。在我看来，两种视角都失之片面。遗产保护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动态平衡，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

2003 年两场申遗成功，只是一个历史节点，它把丽江推到世界舞台之上，却不会自动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所有冲突。拥有三项世界遗产，代表这座城市背负更重的责任，它不能单纯依靠资源禀赋持续收割旅游红利，而需要持续思考：如何避免遗产资源被简单商品化，如何让自然生态、古城人居、东巴文脉三者的保护工作相互支撑，而不是各自割裂。

放眼更长的历史维度，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在丽江这片土地上有着清晰的具象体现。中原建筑营造理念传入西南，与纳西本土人居智慧融合造就丽江古城；青藏高原的游牧文明、滇中农耕文明依托茶马古道在此互通；东巴文化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多样性重要组成部分。

三项世界遗产分别从生态空间、城镇文明、文字典籍三个维度，印证中华民族各民族美美与共、共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也是丽江三遗格局超越旅游价值之上更深层的意义，它向外界展示，中华文明并非单一的文化范本，而是由无数扎根不同山川环境、各具特色的地域文明共同构筑而成。

最近这些年，丽江也在持续调整发展路径，尝试回应遗产保护暴露出的各类问题。古城推进业态管控，限制低端同质化商铺扩张，扶持非遗院落、本土文化空间；持续推进东巴古籍数字化扫描、文献整理工程，开办东巴文化传习基地；划定三江并流核心保护区管控边界，规范户外旅游活动，减少人为生态扰动。

这些举措能否形成长期稳定有效的机制，还需要更长时间观察。但不可否认，人们已经逐步意识到，三项世界遗产不是一次性的城市名片，而是需要代代接续守护的文明财富。

回到 2003 年那个关键的年份，三江并流入选世界自然遗产、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列入世界记忆遗产，两次国际认定叠加先前丽江古城的荣誉，造就全国独一份的三遗之城。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既要尊重史实，厘清不同遗产体系的学术边界，拒绝被简化的网络宣传文案误导；也应当跳出标签化评价，看见遗产背后自然山河与千年人文彼此滋养的漫长历史。

在喧嚣的文旅市场浪潮之下，丽江真正珍贵的财富，从来不是 “国内唯一三遗城市” 这个名号，而是横断山脉馈赠的生态秘境，古城街巷延续的人居传统，以及东巴文字承载的民族记忆。如何守住这份跨越自然与人文的宝贵遗产，实现永续传承，依旧是丽江需要持续作答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