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axi已经成为公共道路上的移动危险。”这是特斯拉前FSD休斯敦区域经理哈维尔·梅德拉诺在起诉书里写下的原话。在这句话背后,是一个人盯38人的测试团队、一起在睡觉中被惊醒的事故、以及一次被认定为“非法报复”的解雇。
梅德拉诺在2024年10月至2025年5月1日期间,负责休斯敦地区的FSD测试管理。他的团队从最初几个人迅速膨胀到38名安全操作员,而依据特斯拉Autopilot部门主管皮特·朔伊策定的规矩,一名经理的管理上限是15人。1:38这个数字,比1:15的基准线多了整整一家初创公司的人数,但没有同步补充任何管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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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次向上反映过这个失衡的比例,得到的回应是朔伊策的一句话:“我看不出你有多忙。”梅德拉诺说,超载到这种程度,自己连正常睡觉和吃饭的时间都无法保证——而这份工作在原则上要求他工作日里长时间待命,既要主动抽查驾驶片段、定期跟车,还要随时处理突发安全事件。
资源匮乏最终在一次事故里全面暴露。事故发生在他睡觉期间,但仍然被要求当场处理。半梦半醒间,他向现场的安全操作员发出了“不安全的指示”,导致这名员工在一个危险地点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其间还被一名“疑似神志不清”的第三方人物接近。事后他正式上报这起事故背后的系统性隐患,试图证明公司长期在休斯敦地区压缩必要的安全资源。很快,他等来的不是资源补给,而是一纸解雇通知。
现在梅德拉诺以“非法报复”为由起诉特斯拉,要求恢复原职,并追讨尚未归属的股权奖励、过去及未来的工资损失,以及因精神痛苦、家庭关系紧张和经济压力所产生的补偿性赔偿。整份诉状几乎没有单独攻击自动驾驶软件本身,而是把矛头对准了组织管理失灵如何放大安全风险——你有一群开车在路上验证软件的测试员,但看管他们的人已经累到没有足够的精力做出安全判断。
至于软件侧的问题,也并非毫无动静。路透社在今年5月的一篇报道中引述了负责处理车辆摄像头画面的数据标注员说法,称经常看到FSD“连基本驾驶任务都无法完成”。特斯拉官方曾对外强调FSD的安全水平,但前线标注员看到的画面却完全不同。一边是宣传材料里的高可靠性,一边是标注员眼中连变道、识别静态障碍物都磕磕绊绊的日常,两边的信息差让这份诉讼文件的分量变得更重。
梅德拉诺的指控相当于捅破了一个很少被拿到台面上讨论的链条:Robotaxi的商业化跑得越快,挂在后方的安全运营人手就越单薄。当测试车辆从几十辆变成上百辆,管理者的配比却几乎原地不动,那么每一次“不安全的指示”和每一桩处理延迟的事故,最终都会顺着这个裂缝滑进公共道路。这不是某个工程师写错一行代码的单点故障,而是一个成本结构先导、安全后补的运行逻辑,在某个深夜的卧室和某个故障现场之间直接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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