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成为医生这件事，没人会告诉你，你将要说多少谎。
不是那种会被投诉或被吊销执照的大谎。而是那种细碎的，每日每夜都在发生的小谎。是你走进病房时，假装对所有疑问都胸有成竹的谎。是你对病人说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自己却对这句话毫无底气的谎。是你凌晨三点睡不着，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怀疑是不是选错了人生的谎。
我已经撒谎很多年了。
我告诉自己，我不再写作是因为忙。因为住院医师的培训让人精疲力尽。因为我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病人身上，而不是沉溺于过去那些不切实际的爱好。
全是借口。
我停止写作，是因为我吓坏了。我怕一旦坐下来面对自己的思绪，我会承受不住那些涌出来的东西。我怕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更怕那些词句倾泻而出，它们丑陋又混乱，逼着我承认，我根本不是旁人眼中那个冷静、从容、处事不乱的医生。
于是，我杀死了那个需要去创造、去消化、去理解人生混乱部分的自己。我告诉自己，这叫务实，这叫成熟，这叫专业。
可我非常痛苦。
那不是一种能被诊断的痛苦，不是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它只是一种低沉而持续的噪音，一种错位感。我觉得自己只是在机械地走过人生的流程，像另一个人在替我活着。我像是在房间的另一头远远观望着自己，而且我甚至不喜欢那个被观望的人。
在经历了十六个小时的轮班后回到家，我瘫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不是因为我累，虽然我已经精疲力尽，而是因为我的大脑拒绝关机。它在循环播放我当天犯下的每一个错误，我本可以付出更多的每一个病人，我无法安抚的每一个家属，我判断失误的每一个诊断。天花板成了我的敌人，也是我的朋友。只有它见过我最糟糕的样子。
然后，他走进了我的诊室。
他四十三岁，曾经的战地记者。那种见识过足以击垮大多数人的事情，却仍然一路撑过来的人。直到他再也撑不下去了。
“我曾经有过表达欲，有过声音，”他告诉我。他的手在发抖，不是那种肉眼可见的剧烈抖动，但我能看出来。他紧紧抓着膝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以前人们会听我说话。现在，我连自己说话都听不进去了。”
我点着头，做着笔记，问那些常规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严重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伤害自己的想法？他回答了所有的问题。那些答案很标准，是他让自己免于住院观察的标准答案。
但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就在他说“声音”这个词的时候，那个语气。就像他弄丢了一件实物，像在哀悼某种有形的东西。我能感觉到那种空洞。因为我在自己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空洞。
那一刻，有什么东西松动了。
我意识到，那不是普通的抑郁，那是表达欲的丧失，是灵魂的失语。我们不再去把那些混乱的、痛苦的、无法忍受的东西转化为某种有序的叙述，所以它们就在我们体内腐烂。
那一晚，我没吃药，也没开什么助眠处方。我打开了手机里的备忘录。就是那种，你用来记录购物清单或者随手记下某个App密码的备忘录。我已经很多年没认真在上面写字了。
我写下了第一句话，然后我哭了出来。就像做了很久的屏息之后，第一次深深地吸了口气。我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杰作，只是一些简单的句子。当天发生的事，一场艰难的谈话，某个让我想起自己为什么选择从医的瞬间。就那么几行字，却感觉像是一场小小的革命。
这就是我从那个战地记者身上学到的。他告诉我的关于“声音”的遗失，成了我找回自己声音的起点。我们都在用那些精心包装的、日常的谎言，掩盖着那些未经处理的创伤。我们被告知要坚强，要向前看，要专业地保持距离。但距离和压抑不是治愈，它只是在伤口上覆盖了一层保鲜膜，看起来完整了，但底下的溃烂从未停止。
所以现在，我给我的病人开出了新的处方。
“在下次复诊之前，我希望你能写完五个句子。不是日记，不是什么正式的写作。就只是和你自己谈谈。”
看着他们用备忘录里的文字，慢慢缝合那些碎片化的生活，看着他们将那些悬在半空的情绪转化为可触碰的文字，我知道，这一步比任何单纯的药物都走得更深远。叙事本身就是一剂良药。而我们，都曾在那个沉默的深渊里看见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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