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去世前一首诗，只有28字，道尽人生三境界，多数人只到第二层

苏轼去世前一首诗，只有二十八字，道尽人生三境界，多数人只到第二层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常州孙氏馆里，六十六岁的苏轼已经起不来身了。可就在这一天，他还是留下了二十八个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这首诗短得不能再短，绕了一圈，却把一个人一生的心路都写进去了。头两句，是少年人心里那股不甘；第三句，是中年人撞得头破血流后的醒；最后一句，才是老年苏轼真正站稳的地方。

他没有说教。他只是把自己活过的一生，收进了这二十八字里。

苏轼年轻时，不是现在人们熟悉的那个“东坡居士”。他二十出头进京应试，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惊动欧阳修。欧阳修读完文章，误以为是曾巩的手笔，后来知道出自苏轼，干脆把赞许摆到了明面上。

那时候的苏轼，才气、名望、前程，都来得太快。一个人若在这样的年纪站上高处，心里自然会生出一种念头：天下事，我能做；人间好景，我都要见。

熙宁四年前后，他到杭州任通判，第一次真正在江边看见钱塘潮。潮头压过江面，白浪排空，岸上人声一齐炸开。这样的大景，最容易打中一个年轻人。

这时候的“庐山烟雨浙江潮”，不是风景四字而已。那是功名，是见识，是不能错过的人生。未至千般恨不消。这句里有热气，也有执念。

少年人的第一层境界，大多如此：总觉得远处更好，没得到的最重，没见过的最值。

可命运很快翻脸。元丰二年，乌台诗案起，苏轼从湖州被逮，关进御史台狱中。一百多天的牢狱，把他从高处一下摔到了地上。

案子最凶的时候，他几次想到死。那不是文人的感叹，是真逼到了墙角。后来他被贬黄州，名义上是团练副使，实际上不得签书公事，只能在城边荒地上自己谋生。

地是荒的。人也是荒的。

黄州那几年，苏轼一手种地，一手写诗。也是在那儿，世上慢慢少了一个急着证明自己的苏子瞻，多了一个肯把帽子往后一推、在坡上锄地的东坡居士。

他当然还痛。写《寒食帖》时，那股灰败几乎从笔锋里渗出来。可也正是在黄州，他把痛一点点嚼碎，咽下去，化成了另一种东西。赤壁夜游、江上清风、山间明月，都是这时候来的。

这一步，才到了第二层。见过大潮，也被大潮打翻，回头再看，心里开始明白：许多东西真到了手里，也不过如此。于是才有了那句：到得还来别无事。

这不是看破红尘。是一个人被生活反复按进水里之后，终于学会换气。功名能来，也能走；热闹能聚，也能散。与其死盯着失去的，不如把眼前的茶、酒、月色先接住。

很多人能走到这里。吃过苦，受过伤，知道人生不可能样样遂愿，于是学着和自己讲和。能讲和，已经不容易了。

第二层境界，是退一步，是松开手，是知道“别无事”三个字有多重。

可苏轼还没停。晚年的他，又一次次被推着往更远处去。先到惠州，再到儋州。一个是岭南，一个是海角。照常人的走法，到了这一步，心里剩下的多半只有怨。

可苏轼偏偏还能活出日子。惠州有荔枝，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儋州荒远，他就讲学、交友、写字、做饭。一个被朝廷一再放逐的人，反倒在最偏的地方，把日子过出了热气。

这才是难处。不是顺境里豁达，是逆境里还肯把一餐一饭、一云一水，当成实实在在的日子。

到了这里，第三层才露出来。所谓“庐山烟雨浙江潮”，前后两次写法完全一样，意思却变了。开头那次，是奔赴；结尾这次，是归来。

山还是那座山，潮还是那道潮。变的不是景，是看景的人。年轻时以为万物都带着意义，要去抓，要去赢；老年时才明白，烟雨只是烟雨，潮水只是潮水。看见它本来的样子，也把自己放回本来的位置。

第三层境界，不是厌世，不是冷心，是把执念走穿以后，还能平平常常地看世界。

所以这二十八字，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玄。它一点也不玄。它说的就是人这一生最常见的三步：先想要，后看淡，最后看见。

多数人其实能走到第二层。年轻时拼，碰了壁，学会算了，学会放下，学会不跟自己较劲。这已经很好。可第三层难，是因为它不只是放弃执念，而是连“我在放下执念”这件事本身，也慢慢忘了。

到了那一步，人不再老盯着“我得到了什么，我失去了什么”。眼里重新有了天地，有了草木，有了别人，也有了自己。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中旬，苏轼北归后住进常州孙氏馆。到七月二十八日，他在这里走完了最后一程。一个年轻时站在潮头边看浪的人，到老了，终于把波澜都收回心里。

二十八个字。写尽一生。

孙氏馆的病榻前，他把这一生最后的醒悟，压成了一首短诗。纸很轻，字也不多，可一个人从少年得意、到中年失意、再到晚年安定，路全在里面了。

窗外若有风过，不过是风。江上若有潮来，不过是潮。苏轼躺在常州的孙氏馆里，把一生看尽，最后留下的，仍是那句“庐山烟雨浙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