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亚太主要看中美，而美国无力对华“脱钩”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导语：亚太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密集的产业链网络、新兴消费市场和重要贸易航道在此汇集，RCEP、CPTPP以及诸多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相互交叠，使亚太成为美、欧等域外国家投射影响力、争夺关键资源、谋略大国制衡和竞逐国际规则塑造权的重要地带，这也使亚太的崛起伴随着深刻张力。近期，APEC部长级会议和高级别论坛密集举行，在人工智能、数字互联等领域形成一系列成果，再次展现出亚太经济体跨越分歧、寻求共识、维系合作的现实需要。

如何看待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与关系？面对亚太地区供应链“切割”、外部压力与企业“内卷”，中国该如何破局？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接受《南风窗》记者专访时指出，亚太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域内各类经济集团与合作机制相互交叉、彼此重叠，并不必然造成分裂，反而可能强化各经济体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中美作为主导亚太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国家，如何处理竞争与合作，将深刻影响这一地区的未来。在郑永年教授看来，当前所谓“逆全球化”，并非全球化的终结，而是主要经济体依据自身优势，对全球化的领域、方式与规则进行重新塑造。对中国而言，既要依托完整产业链优势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以更具包容性的区域合作应对外部“切割”；也要通过创新与体制改革释放新质生产力，为企业开辟新的赛道与增长空间。

*下文为郑永年教授在百川论坛期间接受《南风窗》记者专访的相关内容，原文载于《南风窗》公众号。

在地缘政治动荡、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时代，亚太地区依然是发展与稳定的“绿洲”。今年11月，世界目光将聚焦中国深圳。即将在这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势必会成为外界“解惑释疑”的重要窗口。亚太之于当今世界的意义，不只是因为其作为“绿洲”的存在，还因为世界的未来也在看亚太。

7月11日、12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举办的百川论坛，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这个主题，以 “开源” 为切入点，对涉及亚太的诸多议题做了深入研讨。中国在亚太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能否“兼容”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南风窗记者就相关话题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中国与亚太之变

南风窗：上一次中国主办APEC峰会是在2014年，这10多年来亚太经贸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你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永年：2014年的APEC北京峰会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后，这是个重要背景。亚太经贸形势的变化，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来看。那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变化已成为推动国际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经济体量小，对外部影响就不会大。

十八大后中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主动把经济增速从以前的两位数降到7%左右，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经济。因为数量型是不可持续的，面临能源消耗、劳动力成本、环境因素等多方面制约，所以经济发展转向质量型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调整对外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前10%的增长降到7%，那多出来的三个百分点的产能往何处去就非常重要。这也是提出“一带一路”的背景，因为中国的产能刚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还没发展起来，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十八大以后中国国内改革也全面深化，从全方位改革到高质量发展，再到新质生产力。这些变化都对外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些变化，那么国际的变化就好理解了。比如，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就与“一带一路”所带动的投资和贸易有关。

1980年代以后亚太就开始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而2014年APEC北京峰会时，中美两国已经占据经济主体地位并一直持续至今。所以目前亚太主要就是看中美，因为是这两个国家在主导区域经济发展。APEC是个大国外交的舞台，如果中美关系稳定，不仅亚太稳定，整个世界都会稳定。

2025年10月28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签署。图源：新华社

南风窗：2014年APEC北京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次APEC深圳峰会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从中可以看出某种延续性，比如都强调开放、合作。这次会议强调“开源”，有何深意？

郑永年：中国政策的变化是基于自身的能力。中国通过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起初的重点是引进外资、对外开放，那时提“伙伴关系”意在促进贸易。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越来越大，与亚太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自身的能力提升也很快，所以现在提建设“共同体”。

“开源”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做的。美国在二战以后是一个“开源”国家，为世界做了很大贡献，但别忘了美国建国后搞的是重商主义。它把民族工业做起来，有了能力之后才“开源”。一个落后的国家搞“开源”，是发展不起来的。

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但没有像美国、英国那样放弃基于中低端技术的制造业，而是从中低端到高端全产业链布局。这使中国有能力搞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单边开放。这些都是“开源”，因为中国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

一方面，“开源”需要有能力消化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带来的冲击。开放肯定是要付出成本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就是典型的案例。有美国媒体文章甚至说应该感谢中国，因为中国扮演了国际能源稳定器的角色。

3月初，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新华社

另一方面，“开源”需要有能力走出去，塑造世界经济。中国的开源与美国是不一样的，不涉及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源代码”是开放的，哪个国家想用，可以根据自身文明、文化和国情的需要修改。中国的改革也没有照抄照搬，真正成功的地方是向先进大国学习，学习的过程中根据自身需要做修改。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把梯子伸出去”。西方自己发展起来了，就想垄断发展，自己爬上来了，然后把梯子抽掉了。西方提出各种附加条件，就是“必须按我的意思做”，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就是典型。但中国自己从来没提过“北京共识”，都是某些西方人在炒作这个话题。

“脱钩”很难

南风窗：亚太是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如果以APEC成员为对象，截至目前欧盟在亚太签署的自贸协定涵盖对象有10个（其中6个是在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后签署），中国是15个，美国是6个。你如何看待中美欧在亚太地区的这种FTA竞争？

郑永年：经济上这些“集团”的形成，有主观愿望上的一面，但客观上也存在相互交叉的现实。正如会议上有位学者所说，各种“集团”的“overlap”（重叠）非常明显。我个人觉得这是好事，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反而会让亚太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中心。欧盟、美国都关注亚太，我们也应该从正向的层面来看待。至于中美欧发挥什么作用，那不仅仅取决于主观愿望，最终还是看各自的能力。

在能力方面，欧洲的状况是最不妙的，尤其是在创新能力上。如果欧洲还是守着传统的贸易优势，不进行改革，前景会很麻烦，比如在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领域。欧盟现在过度关注价值观、意识形态、监管等，这与欧盟内部主权国家的诉求不一致。为何欧洲右派崛起，重要原因就是要发展经济。把目光投向亚太对欧洲是有利的，进入亚太也是在与中美建立连接。在“De facto G2”（事实上的中美两强）的格局下，不与中美“挂钩”，欧洲可能就会被边缘化。

至于中美之间，有竞争的领域，但更多的是互补。美国强硬派当然想把中美关系推向美苏关系那样的状态，但这些人已经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特朗普第一任期搞“脱钩”，拜登政府也想推动，但去年中美贸易还有5500多亿美元，如果算上间接贸易那会更多。中美经济关系的互补性，决定了“脱钩”很难实现。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日用品和礼品交易会上，批发商与客户洽谈业务。美国商家认为，对华“脱钩”损害各方利益。图源：新华社

南风窗：奥巴马政府时期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演变成了不包括美国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后继续运行，拜登政府时期力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几乎已悄无声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在印太（亚太）的战略重心放在经济竞争，你如何看待这些年美国亚太经贸战略的变与不变？

郑永年：美国其中一个目标当然是制衡中国。另一个就是想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APEC是中美互动的一个重要平台，特朗普感觉可以在这个平台跟中国平起平坐，他本人就念念不忘在中国获得了尊重。虽然美国有霸道的一面，但确实有美国人因为国家出了很多问题而信心不足，美国这种变化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美国退出TPP是必然的。因为对于那些盟友和伙伴来说，TPP最大的价值就是美国开放市场，但美国做不到。也就是说，美国没法再提供那样的“公共产品”。所以在特朗普看来，美国没那个能力，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

美国退出TPP后，日本牵头弄了CPTPP。需要明白的是，现在任何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如果没有中国或美国的参与，就谈不上有影响力，更别提全球影响力。如果中美两国都没有，那更不会成气候。TPP起初是新加坡、文莱等几个小经济体发起的，后来美国加入了才受到外界关注。

所以我一直说现在的世界是“de-facto G2”，尤其是经济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其他经济体，无论是日本、印度，还是超国家集团欧盟，都还有距离。日本和澳大利亚出于政治考虑，可能不会让中国加入CPTPP，现在有人担心他们是否会将其打造成“中等强国”的平台。我觉得这是多虑了。

加拿大总理卡尼提出了“Middle Power”（中等强国）理念，欧洲当然也想既不依赖美国，也不依赖中国。但愿望与能力之间要匹配，要兼容。他们越想独立，实际上可能会越来越依赖美国，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因为在这个领域，能力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

7月23日，参会代表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听会。图源：新华社

中美“重塑竞争”

南风窗：如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与区域化蓬勃发展同时并存。但区域化活跃的亚太面临着美国的各种“切割”操作，比如科技、供应链、矿产等各种联盟。这种局面对亚太经贸合作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经济区域化在亚太是非常明显的，但其“边界”依然是很模糊的。亚太经济并不只是亚太国家的经济，欧盟、中东等域外经济体都对亚太感兴趣。从历史来看，哪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注意力就会转向哪里，形成“有边”又“无界”的局面。

所以亚太经济可以有两个视角，一是“亚太人”的经济，另一个是“世界人”的亚太。两者是互相渗透的。会议上有学者就提到，亚太内部的终端消费不足，区域内国家经济几乎都与外部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所以，亚太不只是“亚太人”的亚太，也是世界的亚太。

关于逆全球化，需要有“细分”的视角。具体来说，要分清是在哪些领域逆全球化，现在来看就是传统的货物贸易。因为美国想推动“再工业化”，在某些领域减少对外部的高度依赖、去风险。但在非货物贸易领域，全球化是发展得非常快的。比如，美国的人工智能流向全球，就是全球化。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针对的只是货物贸易，美国服务业的全球化从未停止过。

所以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的“切割”也是在重塑全球化，在某些领域补短板（比如“去工业化”），在其有优势的领域却在大力推动全球化。中国的逻辑与美国有相似性，“一带一路”就是在有优势（产能）的领域推动全球化，人工智能“出海”也是全球化。全球化是由资本推动的，资本会流向有利润的地方，这是任何政治都阻挡不了的。仅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全球化，就看不到全球化的真实图景。

南风窗：这次会议上有学者分析了“内卷”。从中国企业的角度看，如今面临的形势可以说是“内卷”与“外压”同时并存，这种局面应该如何破？

郑永年：我认为还是要靠创新、靠体制改革。有学者认为“内卷”是因为增量经济不多了，所以只能争抢存量。这是事实，但也需要看到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我多次提到过，中国的增量经济还是有很大空间的，但因为缺乏相关的体制改革而没有释放出来，导致企业的赛道无法拓宽。比如最近几年的“低空经济”，放开后大量企业一哄而上，形成了拥堵。所以，做增量经济也需要增加企业的赛道。

哈尔滨举办的第三十四届哈洽会上，工作人员在讲解“AI+低空经济”内容/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新质生产力和原始创新。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越来越多的领域，虽然某些方面还与美国有差距，但已经处于第一梯队。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要素”（比如生物制药、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还在流向美国，所以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把这些领域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让新质生产力落地，就能增加企业赛道，同时让更多的人跻身中产阶层，进而促进消费社会的形成。目前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偏小（大约只有30%），而以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这个比例跨过50%才能形成可持续的消费。此外，在企业“出海”的过程中，不要放弃中低端制造业。传统产业是不能丢的“底盘”，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有14亿人口这个现实。

除了生产性的方面，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着力空间也很大。城市由“城”和“市”两部分组成，中国用了二十多年“造城”，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效果非常好，现在同样也需要花时间来“造市”。“造市”就是在推动消费和发展，这方面有大量的空间可以释放出来。因为消费是需要消费场景的，营造消费场景就需要“造市”，这方面像广州、长沙等城市就做得比较好。

*原文转载自南风窗“公众号”

作者 |雷墨

编辑 |阿树

IPP评论热门文章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