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9000亿元,同比增长约13%,其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
国家税务总局7月28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揭晓了增长的一大动力源:
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收入税收增长明显。
其中,限售股转让个税同比增长97.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5.2%。
与此同时,年收入前1%的人,缴税占个税总量五成以上。年收入前10%的人,缴税占九成左右。
个税增长的另外一大来源,是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良好,带动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例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缴纳的个税,同比分别增长15%和40.8%。
综上,总体感觉是科技精英及创业者发大财了,而且贫富差距还在扩大。
这个小众群体发财的另一侧,是基数更多的普通百姓:有超过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总额达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的受益面显著扩大。年收入12万元以下的群体,在扣除6万元的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及专项附加扣除后,基本无需缴税或仅需少量缴税,汇算后超过七成人群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六成适用3%的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惠低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显现。
这里要重点说说97.6%。它印证了上半年的疯狂套现这一说法。它同时告诉我们:个税收入的增量,几乎全部来自资本市场。牛市就是财政的加油站。
这个数字不禁唤起我们的上半年记忆,AI、硬科技板块狂飙时,不断有减持、买豪宅的消息传来:
兆易创新,董事长朱一明在5月11日至25日期间减持套现25.72亿元;6月23日,37名员工股权激励股份解禁,人均浮盈超2400万元;
奥比中光,实控人黄源浩、多名董事及员工持股平台拟合计套现超7亿元,其股份于2026年1月刚解禁;
佰维存储,四家原一致行动人股东在5月18日至29日期间,合计减持470.82万股(占总股本1%),套现约14.37亿元,减持价格区间为275.78元至344.99元;
影石创新,在2026年6月11日迎来上市一周年,解禁首周,有289.84万股通过大宗交易卖出,成交价约154元/股;
赛分科技,1月12日后,多名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上半年进行了减持,每人套现大几千万元;
生益电子的员工因股权激励暴赚超30倍,而沪硅产业、华海诚科等公司的解禁股东账面回报也高达数倍乃至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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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路国资热衷于创投并IPO时(长鑫科技最为典型,详见文末《长鑫登顶,合肥持股市值超10年卖地收入》),资本市场成了各级财政的一大来源。
当“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发布时,又暴露出财政的另一大动力来源。
需要审视与琢磨的还不止这些。
限售股转让个税增长97.6%,适用20%的税率。而劳动所得,最高适用45%的税率。
对于绝大多数靠工资生活的普通人来说,45%的递增税率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对于持有大量股权资产的高净值人群来说,20%的财产转让税率,是相对优惠的通道。
同一套税制,对劳动和资本,执行的是两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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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这是全球税制面临的共同困境:当牛市来临,拥有资产的人享受财富增值,缴纳相对较低的税率;而靠工资生活的人,不管牛市熊市,边际税率不变。
当财政开始依赖资本市场输血,政策的天平会不会不自觉地向“维持市场热度”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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