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新首相大胆改革却身陷左右不讨好困局：右翼抵制，左翼担忧落空

英国新首相最大的任务长期以来一直压着左翼：说服选民，前方确实有更好的日子。

这是个危险地带。一位首相离任、下一位接任的这段时间，要么让人恐惧，要么让人振奋——这几天里，国家会形成对新生政府的本能反应。

一周过去，安迪·伯纳姆已经完全抛弃了基尔·斯塔默执政初期的缓慢宿命论，转而传递“援助即将到来”的信息：从生活成本支持到承诺终结露宿街头，再到周一承诺修复社会照护体系。

但仔细听，工党2.0版真正引人注目的不是变化可能会多快到来，甚至也不是它可能意味着什么——而是“变化本身是可能的”这一想法。斯塔默面对社会和经济危机时代时，表现出一种徒劳的悲观，仿佛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首相；而伯纳姆入主唐宁街的第一周，就在挑战那种认为某些问题太大而无法解决的陈规。正如他在作为首相发给工党成员的第一封邮件中尖锐地谈到露宿问题时所说：“这是政府如果选择就能解决的事情，今天，第一天，我就选择去做。”

就政治演说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窗口，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许多政府——赖以生存的前提是某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一个富裕国家，数百万人在工作一整天后，仍然难以负担正常吃饭的开销。有些人只能睡在街头，而另一些人却拥有多余的豪宅。当你年老或生病时，除非你有大把现金，否则你很可能得不到洗澡和穿衣的帮助。

承认其中任何一项是政治选择，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哪怕仅仅因为这可能会让更多公众开始要求政客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来加以解决。

不出所料，对伯纳姆议程的抵制已经开始。这位新首相几乎还没来得及在唐宁街10号打开他的黑色T恤，有媒体就宣称他支持一项“死亡税”与社会照护改革——而他尚未宣布这项改革。保守党影子财政大臣梅尔·斯特赖德指责伯纳姆想“回到20世纪70年代”，仿佛更便宜的公交旅行是通往每周三天工作制的入门毒品。

这些干预当然可笑，但它们也很有效地助长了选民的绝望情绪——选民们通过多年的报销丑闻、3.5亿英镑（约 31.5亿元人民币）的脱欧巴士和新冠派对，已经学会了不信任政客及其承诺。

这种合理的愤世嫉俗又被日益增长的虚假信息浪潮所延续。这不仅仅是社交媒体（以及传统媒体）上已成为常态的公然谎言，还有更微妙、不诚实的言论，如果一个领导人敢于提出可能改善普通人生活的政策，这些言论就会削弱其可信度。

看看在伯纳姆做出任何实质性支出承诺之前，最近几天充斥的呼声：“他打算怎么支付？”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预计会听到更多类似的话，以及对资金来源的阻挠。伯纳姆周一宣布将着手解决社会照护问题后数小时内，改革党和保守党就表示，他们反对任何涉及增税的计划。

问题不在于要求伯纳姆为其任何重大计划计算成本是不合理的，而在于这种质疑很少以同样的力度针对右翼，尽管保守党有长期的财政管理不善历史。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花掉了数百亿纳税人的钱用于极其浪费的脱欧、新冠个人防护装备合同或代价高昂的紧缩政策。

此外，这种框架故意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福祉的短期支出往往是长期储蓄的投资。以伯纳姆承诺终结露宿街头为例。2018年为慈善机构所做的经济分析估计，在英国永久终结无家可归状况十年将耗资99亿英镑（约 892亿元人民币）。但通过减轻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刑事司法系统和福利的压力，它将节省264亿英镑（约 2378.6亿元人民币）。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伯纳姆的言论会得到足够行动的支撑。他那种闲聊式的沟通风格——常被称赞为让他显得真实可信——加上他上任时并没有明确政策平台的新奇感，可能会造成过度承诺或误解的习惯。在过去一周，这已经让他面临在租金管制和所得税起征点上出尔反尔的指责。

进步人士已经在他的一些内阁人选上看到危险信号，担心保留沙巴纳·马哈茂德担任内政大臣意味着继续其强硬移民立场，而任命约翰·希利为财政大臣可能导致优先考虑军事而非其他支出。

这就是伯纳姆首相任期的特点：右翼担心他会兑现承诺，而左翼担心他不会。

不同之处在于，左翼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因为民调显示选民也对进展不耐烦：益普索的最新研究显示，83%的英国成年人希望进行重大改革以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其中51%的人认为需要彻底变革。60%的受访者不相信任何主要国家政党有改变英国的好计划。

这是我们时代的悖论。公众渴望变革，但从未如此不信任政治阶层会实现它。

关于新政府继承的巨大挑战已经说了很多，从住房、生活水平、国防、气候崩溃和能源、社会照护、福利到监狱。所有这些都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复杂的问题往往带有令人瞠目的代价，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或管理不善。但伯纳姆最大的任务将是长期以来一直压着左翼的那一个：说服公众——如果不是媒体和市场——更好的东西实际上是可能的。

这就是斯塔默下台应该提醒伯纳姆必须避免的真正危险地带：拥有权力却没有抓住机会去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