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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是教师,写作,是个人爱好,是一件业余的事情。从199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到现在,我业余写作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有时勤奋有时懒惰的在文学里混着。成绩,不能说没有,但也确实很不突出。所以,几个朋友私下里随便瞎聊一点文学,我倒不在乎。但是,每当有人让我在公众场合谈文学,我就诚惶诚恐,毕竟,我没有读过大学的中文系,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深怕说一些外行话,让别人笑话倒是小事,误导别人罪过就大了。所以,不愿意接受邀请去谈文学,不是我高冷,而是因为我实在是胆怯。今天我把题目定为“漫谈”,就是随便聊,不严谨,大家就把我说的当作一个批判的靶子,千万别拿它去指导写作。
言归正传,咱们开始瞎聊。
小说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此处的“小说”是指浅陋言辞、琐屑思想的“小道”之说,并非文学意义上的“小说”。直到汉代,“小说”一词才具有了一种“文体”的意义。桓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引江淹《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稍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特列小说一家,对“小说家”的源流、作者、功能等作了概略的论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商务印书馆2001年修订版《新华词典》中给出的定义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这两个定义虽然有所不同,但是,都提到了小说的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传统的文学理论中,一部好的小说,不仅要具备这三个要素,而且对这三个要素还有更为具体的要求:人物形象要生动、故事情节要完整、环境描写要具体。可是,随着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人们对小说究竟要表现什么?应该有哪些要素?到底以什么为中心?……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尤其是现代主义兴起之后,不仅抛弃了人物中心论,还肢解故事情节,在一些现代小说中,不仅经常有不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反对讲故事。那么,小说究竟要不要讲故事呢?故事和小说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如果小说应该是讲故事的话,应该怎么讲故事?今天我就想从小说的产生说起,来谈谈这几个问题。
一、故事是小说的基础,小说首先要有一个好看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从小说的产生来看故事与小说的关系:
中国:神话传说、史传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小说(志怪、志人,小说的雏形)、唐传奇(中国小说正式形成)、宋元话本(白话小说的雏形)、明清小说(章回小说,从半文半白到白话,古典小说的巅峰期),“五四”以后西方小说创作方法传入,同中国传统结合,形成了新小说。
西方:神话传说、史诗、骑士传奇、圣经典故、小说。
传奇是小说的“幼年”,它与小说不同之点,就是它的虚构是超现实的,当它发展到面向现实的时候,小说就产生了。《呐喊》《彷徨》诞生前,小说在我国的地位是很低的,此后才真正成为文学家庭中的一员,并且逐渐成为最重要的一员。
从小说历史来看,讲故事一直是主流。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西方小说之父”古罗马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伽丘的《十日谈》仍然以故事情节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托马斯•福斯特说“每部小说首要的任务都是恰如其分地讲故事。如果做不好这件事,它就不会有太多机会去讲述更为广阔的主题。”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往往也是以事件为中心,重视讲故事。我们看,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两拍》,每一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像《红楼梦》《水浒传》等长篇小说是以人物命运为中心的,但是,人物的命运也是靠一个个故事情节来展现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一股脑的涌进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反叛了现实主义,用寓言、象征、荒诞、解构、碎片化、取消深度等手法淡化甚至消解情节的连贯性、人物的典型性与宏大叙事的美学意义,一时间,谁还要讲故事,好像就是落伍了,甚至还有不少作家对故事深恶痛绝。路遥《平凡的世界》在评论界和读者中不同的反应就是这一现象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著名评论家雷达在《路遥作品的审美灵魂和当代意义》中说“从创作方法上讲,路遥坚持的基本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同时注入了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是1985到1988年前后,那正是中国文坛上借鉴和实验现代派文艺,先锋派创作、前卫艺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当时的氛围下,理论批评界没能给《平凡》太多的赞扬和肯定,甚至是很冷淡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却也暴露了我们总是习惯于“一边倒”的思维。”面对受到的冷遇,路遥曾经不无幽默地说,“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故事是小说的基础。讲故事的小说和去故事(去情节)化的小说应该并存,而不应该一家垄断。英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他那本著名的文学评论《小说面面观》中,虽然批评讲故事为“低级、返祖的形式”,他说“我们越是深究故事(故事就是故事,请注意),越是将故事与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些更加优美的层面剥离开,我们就越是觉得它实在不值得称道。”对故事,可谓是非常厌恶,甚至深恶痛绝了。可是,他却不得不承认:“小说是要讲个故事。这是其基本的层面,没了这一层小说也就不存在了。对所有小说而言这都是至高无上的要素。”并且,他在经过一番论述和举例之后,不得不叹息地说:“是呀——哦天哪,不错——小说是要讲个故事。”并以此结束了他在剑桥大学以《故事》为题的演讲。
进入21世纪以后,当年的先锋作家纷纷转向现实主义写作,他们不再玩弄令人炫目的技巧了,也开始重视讲故事了。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人们称作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五虎将”的“东邪”余华,“西毒”马原,“南帝”苏童,“北丐”洪峰,“中神通”格非。被誉为“先锋五虎将之首”的马原以“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者。但留下那句更著名的“小说已死”后,马原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时隔20年他才又写出了长篇小说《牛鬼蛇神》,仍然具有先锋小说的气质,却没有像以前那样掀起一场波澜。其余四位,余华的《兄弟》、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苏童的《黄雀记》、洪峰的《梭哈》,都已经从先锋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写作。他们都不再割裂故事情节,而是踏踏实实地讲故事。与先锋五虎将齐名的莫言早就完成了从先锋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华丽转身。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在瑞典学院发表的文学演讲,主题就是《讲故事的人》。虽然,莫言把自己定性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是一种自谦。但是,从这儿也可以看出莫言对“讲故事”的重视。
麦家在谈到莫言以《讲故事的人》为主题在瑞典学院演讲时说:“莫言的演讲能以‘讲故事’为题,强调小说家讲好故事的重要性,实在是非常有见地!在各种娱乐形式百花齐放的当下,小说如果光靠语言魅力‘打天下’,其状况将是岌岌可危。”
曹文轩说:“小说也是从故事发展而来,这是它的基因,对抗基因是非常愚蠢的,我们没有必要去贬低故事的价值。”
有好莱坞编剧教父之称的罗伯特·麦基也再三强调“把好故事讲好。”他那本被誉为编剧圣经的著作,题目就叫《故事》。
《北京文学》的小说栏目就叫“好看小说”,小说怎么才好看?毫无疑问,你得有故事,但是,仅仅有故事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会讲故事。只有会讲故事,会用小说家的方式去讲故事,才会写出好的小说。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出现了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普鲁斯特等一大批杰出的大师级作家和经典作品。这也是不容否认的。
雷达先生说“用什么方法和手法都不是决定性的,各种方法都有并存的权利,而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艺术的高度和深度。”
(作者英霆,本名刘英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暗斗》《薄冰》《大荒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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