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总统亲自祝贺王虹获奖，呼吁学子都来法国学习，人民日报锐评！

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州会展中心，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现场，国际数学联盟正式公布第二十一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

四位获奖者中，两个名字来自中国，王虹和邓煜，这是菲尔兹奖自1936年设立以来，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拿到这个奖。

菲尔兹奖四年发一次，每次最多四个人，卡在40岁以下的年轻学者身上，王虹35岁，因证明三维挂谷猜想获奖；邓煜37岁，因攻克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获奖。

消息传出来没几个小时，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电话就打到了王虹那里，电话里他说得很直接：“这是您应得的荣誉，真了不起”，王虹用法语回应：“您的电话令我感动，非常感谢。”

在我看来，马克龙这通电话绝不只是礼节性的客气，王虹2025年9月才出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是该所历史上第一位华人、第一位亚裔终身教授。

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从1958年成立到现在，只聘任过14位数学终身教授，其中9人拿过菲尔兹奖。

一个中国学者刚进去不到一年就拿奖，法国人这时候不赶紧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那才叫奇怪。

马克龙那句“科研选择法国”，表面上是夸王虹，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的科研人才喊话，来法国，这里能出菲尔兹奖。

法国媒体的反应比马克龙还直接，法新社的报道标题就挑明了说：两位中国籍学者同时拿下菲尔兹奖，“凸显了中国在数学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多家外媒的评价口径一致：这是中国数学界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结果，法国《世界报》跟了一句：中国对科研的长期投入，正在数学领域集中兑现成果。

法国《解放报》则把重点放在本国培养体系上，说王虹获奖是法国数学教育又一次被世界认可。

王虹和邓煜的获奖，让全球数学界震了一下，同届另外两位获奖者是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和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四个人里两个中国人，这在菲尔兹奖历史上头一回。

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乌尔丽克·蒂尔曼说了一句话：“看到又一位女性获奖真是太好了，我们应该让女性在最高水平上作出贡献这件事变得‘正常’”，王虹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

王虹在获奖后说了这么一段话：“高中时从一本数学杂志上得知陶哲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当时非常激动，今天我也同样激动。”

三维挂谷猜想正是她从事研究领域的交叉难题，她做的就是把之前两个领域的方法结合起来，邓煜也说：“能与我一直敬仰的那些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这是莫大的荣幸。”

丘成桐亲自上台为她站台，当着满屋子学生的面说，“王虹是年轻一代最伟大、最重要的中国学者”，当时这话说出来，有人觉得是客气，有人觉得是鼓励。

但丘成桐后来说的可不只是这一句，他对王虹那篇127页的挂谷猜想证明给出了专门评价，说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贡献”。

他还提到，调和分析专家费弗曼在20世纪70年代就盯着这个问题，90年代初沃尔夫也做过尝试，都没能彻底解决，最后是王虹完成了这个证明。

2026年1月，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丘成桐亲自给王虹颁了数学金奖，7月23日王虹和邓煜拿奖的消息一出来，丘成桐接受采访时说：“这是几十年来我一直期盼实现的愿望。”

他同时向两人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回国任教。

我认为，丘成桐之所以一年前就敢把“最伟大最重要”这种词用在王虹身上，是因为他太清楚三维挂谷猜想的分量了，挂谷猜想是日本数学家挂谷宗一1917年提出的。

核心问题用大白话说就是：一根针在空间里转，要覆盖所有方向，最小需要多大的空间，听起来像个几何游戏，但它的答案直接关系到调和分析、数论、偏微分方程等多个现代数学分支。

丘成桐对邓煜的工作同样给出了极高评价，他说数学家希尔伯特1900年提出了23个问题，其中第六个问题就是要从基本的物理定律出发，严格推导出流体力学方程。

“从第一性原理出发证明这些方程的有效性，是长期困扰数学家的一大难题，许多杰出学者都曾为此付出努力，其中包括柯尔莫哥洛夫和我的老师查尔斯·莫里。”

丘成桐在采访中说了一段很关键的话，从1979年他首次回国算起已经超过50年。

最初中国学者相对孤立，学术成果得不到国际认可；后来大批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做出了一些重要成果；再到后来掌握了最先进的数学思想。

“如今王虹和邓煜的成就，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我们可以期望最终的关键一步，即由在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在本土做出最顶尖的成果。”

期待在接下来的10年里，在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一大批年轻学者，走自己独立的研究道路。

丘成桐还给中国数学画了一张时间表：“我认为，5年后中国数学能够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10年左右时间能够实现引领。”

两位北大2007级同班同学，本科在国内读的，博士和博士后分别去了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巴黎综合理工。

做出挂谷猜想证明的时候，王虹在纽约大学柯朗所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邓煜在芝加哥大学，成果是中国的骄傲，但成果产出的土壤有一大半在海外。

“人民锐评”接着追问了一个问题：倘若青年基础研究学者选择留在国内开展前沿探索，能否拥有足够从容的空间长期“坐冷板凳”，不受短期考核束缚。

依托“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国内搭建起了从中学到高校贯通式的拔尖人才培育通道。

丘成桐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早期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具体问题上，新一代留学生开始成熟，能够驾驭更先进的数学思想。

“今天，邓煜和王虹的成就令人振奋，接下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研究者在中国本土做出最重要的成果。”

纵观历史，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发展都遵循了相似的路径：派遣留学生汲取养分，最终结出硕果，中国正处在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

在我看来，这才是整件事最值得琢磨的地方，王虹拿奖本身当然值得庆祝，但庆祝完了得想明白一个问题：下一个王虹在哪儿？是在国外等着出成果，还是在国内就能把路走通？

丘成桐一年前就看好王虹，是因为他懂数学；他现在反复强调“本土培养、本土出成果”，是因为他更懂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到底该怎么长起来。

王虹说过一句话：“我很幸运，能在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中工作”，这话听着简单，但真正做到的国家没几个，她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没有教学任务、没有行政工作，可以全身心投入研究。

法国给了她这样的环境，所以她留在了法国，王虹还说过另一句话：“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多坚持一下，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好运气到来。”

她说自己五六岁时就对数学产生了兴趣，父母非常开明，允许她在书店自由挑选有趣的数学书。

谈到在北京大学的时光，她说进入这个优秀群体后，数学学习难度陡增，一度感到沮丧，但她调整了心态：“如果习惯了自己不是最优秀的，遇到难题时可能会更放松，这样可以坚持更久。”

人民日报的锐评在这个时候出来，不是泼冷水，是提了个醒，王虹和邓煜的获奖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的脑子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但同时也证明了一件事：从好苗子到参天大树，中间需要的那片土壤，我们还在培育的过程中，丘成桐说“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这话不假。

但热土能不能长出更多的菲尔兹奖得主，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给下一个王虹提供她需要的那种环境。

丘成桐说：“工作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至少要有几年工夫才能把一个想法慢慢构造出来，慢慢将它全部完成。”

王虹和邓煜用了十几年。下一个王虹会用多少年？会在哪里完成？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方向是清楚的。

把土壤养好，把环境搭好，让人才能安心地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结果，这是王虹和邓煜拿奖之后，真正该认真琢磨的事。

朋友们，你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