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提出的道就是真理别名，孙玉良：真理恒在论是对道的现代解读

文｜孙玉良

我提出“真理恒在论”，并非我有多聪明，非要独树一帜，而是对两千五百年前老子《道德经》中“道”的现代解读。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将一个名为“道”的终极存在推至哲学思辨的巅峰。所谓“真理恒在论”，不过是以今天的语言，把那“寂兮寥兮”却亘古不变的“道”重新讲给这个时代听。

“真理恒在论”的核心主张清晰而坚定：真理客观恒在，独立于人的实践而存在；实践只检验认知，不创造真理。在我看来，老子所说的“道”实质上就是真理的别名，“道法自然”“独立而不改”阐述的正是真理的自足性与永恒性。道不是谁创造的，也不是谁发明的，它本来就在那里——在天地之先，在万物之始。真理亦如此，如同星辰悬于苍穹，不因人类是否发现而改变其存在。正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苹果照常往地上掉落；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遵循其客观规律，不会因为无人见证就失了章法。“真理恒在论”讲的正是这个意思：真理不是某个时代、某个群体的私有财产，更不是被实践“生产”出来的产品，而是可以被发现、被认识，但绝不能被创造、被废除的客观存在。

“真理恒在论”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明确反对将真理源头归于西方神学的“上帝观”。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真理长期依附于“神智”，恒在性建立在神学预设之上。但老子所说的“道”，绝非西方眼中的“上帝”。《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明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递进层层上推，最终落脚于“自然”，而非任何人格化的神祇。考诸《道德经》全书，无一处谈及创世神，无一处乞灵于天命神意。我倾向于认为老子是一位古代无神论者，他创造性地提出“道”的概念，在无神论框架下完成了对真理恒在属性的哲学论证。这正是中国哲学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也是“真理恒在论”区别于西方真理观的东方底色。

有批评者指责“真理恒在论”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而断言我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对我的根本误解。我的回应一贯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但这绝不意味着实践本身是检验的“最终裁判官”。二者区别何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教会不承认，世俗不认可，但地球围绕太阳运转这件事变了吗？没有。真理仍然是那个真理，只不过人的认知尚未抵达而已。后来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布鲁诺为之献身，日心说终被广泛接受——改变的是人的认知，不是地球的运行轨道。辩证唯物主义承认“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所反映的内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客观真理的存在正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我将“实践检验认知”与“实践创造真理”严格区分开来，恰恰是对客观真理观的深化，而非背离。

一些西方哲学家断言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更没有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声称中国没有哲学；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亦言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对这些断论，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这些断言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以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为唯一尺度，将一切不符合其范式的思想体系排除在“哲学”之外。哲学之为哲学，核心在于对世界根本问题的追问，而非必须采用哪一种特定的话语形式。老子《道德经》中的“道”，正是这种追问的明证。“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探问宇宙本源；“道法自然”，探究终极法则。即便黑格尔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而海德格尔更是从老子的“道”中获得了超越西方理性传统的哲学灵感，坦言“道”比他所论的“存在”更令人深思。我的思考，正是立足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从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构认识论基础。我坚决反对某些人强行给我贴上“左”或“右”的标签，更反对一些学阀以“哲学霸权”之势让我闭嘴。百家争鸣，本是学术正道，真理越辩越明，何来一言堂之理？

在众声喧哗的信息洪流中，“真理恒在论”提供的是一种定海神针式的思想定力，它提醒我们，不管舆论如何变幻，不管话语权掌握在谁手中，客观真理始终在那里，不以一时一地的风向为转移。有批评者将“真理恒在论”斥为“形而上学绝对主义”，对此我不能接受。关键在于厘清“真理本身”与“对真理的认识”两个层面：前者是客观恒在的“道”，后者是人对“道”的不断逼近。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可能出错、可能更新、可能深化，但真理本身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那个名为“道”的真理，虽不可尽言，却恒久如斯，等待每一个时代的求道者去发现、去体认。重新确认真理的客观性与恒在性，不是思想上的倒退，而是为迷失于相对主义迷雾中的人们提供认知的坐标系，让求道者不至于在众说纷纭中失了方向。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句朴素的话，或许就是“道”在这个时代最简洁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