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印尼在镍矿产业领域推行了一系列供给侧限制措施,从大幅削减开采配额到上调计价系数,再到收紧审批周期,一连串政策组合拳让深耕印尼多年的中资企业压力陡增。几乎同一时期,印尼在北纳土纳海重启了沉寂多年的“鲔鱼”气田勘探开发,并拉上了俄罗斯作为合作伙伴。
这两件事的背后,反映出印尼战略的转变,普拉博沃政府为什么要扭转政策?对中企会造成什么影响?
一、资源民族主义的新一轮升级
印尼的资源民族主义并非始于今日。2009年,印尼出台法律,提出矿产资源必须在境内加工、提高附加值后方可出口的原则。2014年首次实施未加工矿物出口禁令。2020年镍矿石出口禁令生效,要求出口商在印尼国内建设加工厂。但2026年的政策调整在力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升级。
印尼能矿部将2026年全国镍矿生产配额控制在约2.5亿吨,明显低于2025年批准的3.79亿吨。审批周期从三年一审改为每年一审。基准价修正系数从17%提升至30%,同时对伴生的钴、铁和铬金属征收新税。今年9月1日起,关键大宗商品出口将由国有企业印尼达南塔拉资源公司作为唯一对外出口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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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措施叠加的后果是:低品位镍矿计价系数从17%提升至30%,伴生金属纳入计价,直接导致矿价暴涨221%;中企集中的韦达湾核心矿区配额从4200万吨锐减至1200万吨,降幅超过70%。
印尼政府给出的理由包括:国际镍价从每吨3万美元跌至1.8万美元,一度触及1.42万美元低点;按每年3亿吨速度开采,镍矿剩余可开采年限可能不足20年;希望将产业从原材料出口升级为高附加值加工。
这些理由单独看都有其道理,但组合在一起,明显是一个资源国正在利用供给端垄断地位重塑全球镍价值链的利益分配。
二、国内政治的驱动力
理解印尼政策转向,不能只看产业逻辑,还要看国内政治。
2026年7月,总统普拉博沃的支持率已从2025年11月的81.2%跌至51.1%,九个月内骤降30个百分点。经济状况、政治环境和法治状况是民众不满的主要来源。
普拉博沃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支出计划,包括免费营养餐计划和社会援助项目。2026年1月,印尼政府支出同比激增近26%,导致国家财政在开年第一个月便陷入赤字。财政压力之下,从资源部门获取更多收入成了一个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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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民族主义在这里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意识形态,也是财政工具。通过对镍矿开采配额和出口渠道的行政控制,印尼政府可以在不提高名义税率的情况下,从资源价值链中切走更大份额。
印尼的政策调整不是单一措施,而是一套完整的组合拳。开采配额压缩,直接制造供应短缺,推高镍矿价格;计价系数上调,将价格上升的收益更多地收归政府;审批周期从三年改为一年,增强了政府对每一家矿企的年度控制力;外汇留存制度要求资源出口企业将外汇收入存入印尼国有银行,进一步压缩企业资金周转空间;最终,关键大宗商品出口统一由国企掌控。
这套组合拳的逻辑链条十分清晰:从源头控制产量,从中段控制价格,从末端控制出口。每一步都在把资源从企业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
对此,印尼中国商会在致普拉博沃的信函中直指政策“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并列举了六大问题:配额骤减、税费攀升、外汇留存收紧、税务稽查升级、林业执法趋严、执法标准不透明。这封信不是个别企业的抱怨,而是青山集团、华友钴业、邦普循环等行业龙头的集体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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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国内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向总统坦言:“不管你喜欢与否,这个国家最大的投资者仍然是中国。”,但毫无疑问,有些人并没有听劝。
三、中资的困境与反应
过去十年,中国对印尼镍产业链投资超过140亿美元,构建了从采矿、冶炼到电池材料的完整产业链。中资企业控制了印尼约75%的镍冶炼产能。这种深度嵌入既是优势,也是软肋。
政策突变正在侵蚀这种深度嵌入的可持续性。华友钴业旗下华飞镍钴项目因成本击穿被迫停产50%产能。青山集团核心矿区配额锐减70%。格林美冻结新增投资,力勤资源大幅放缓步伐。有企业选择暂停新投资,有企业开始评估非洲等地的替代性投资。7月18日,王毅在上海会见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明确表示希望印尼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营商环境”。
印尼镍矿政策转向的同时,南海方向出现另一个动向。7月前后,印尼重启了北纳土纳海“鲔鱼”气田的勘探开发。该气田位于印尼专属经济区内,但与中国“九段线”主张存在重叠。项目总价值约30亿美元,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持有5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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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镍矿政策转向与南海油气田重启,本质上是同一逻辑:普拉博沃政府试图在对华关系中重新划定利益边界。印尼希望继续获得中国投资和技术,同时在对华关系中获取更大自主权。但这种策略存在内在矛盾。
印尼需要中国资本来维持其“下游化”战略和工业化进程,但同时又希望通过收紧资源政策来获取更大份额的收益。这种矛盾导致印尼政策在“欢迎投资”与“收紧管控”之间反复摇摆。
对中国而言,印尼镍矿政策调整不仅事关中资企业的短期利益,更关系到中国新能源产业链上游资源的长期保障。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镍消费国,印尼是中国镍资源最重要的来源地。印尼的政策走向将直接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电池和不锈钢产业的成本结构。
目前,中企已经在评估非洲等地的替代性投资,如果印尼的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升高,中国资本的流动方向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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