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81岁汉学家顾彬在中国的最后一课

这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的最后一堂课。

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短袖衬衫，打了条同色系领带，再套上了那件他在很多场合都穿过的有很多口袋的军绿色马甲。他步履缓慢，站定后从包里掏出两本书，一本是《新华字典》，一本是《德汉汉德词典》。他郑重地把两本书在讲台上并排摆放，封面朝上——哪怕它们在课堂中一次也没用上。他接着摘下手表，擦了擦眼镜，翻开一本蓝皮笔记本，用一支红色水笔固定好页面，准备开始上课了。

这门“概念史”是顾彬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上完这堂课的一个月后，他就要结束自己在中国15年的教学生涯，回到德国波恩定居。

顾彬在中国的最后一课。全文摄影：罗昕

起点：庞德翻译的李白诗

顾彬不止一次说过，他爱中国。是爱，不只是喜欢。

缘分始于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1967年，在一场诗歌朗诵会上，22岁的顾彬被诗人庞德用英文翻译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深深震撼。那是他接触中国文学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决定从神学、日耳曼文学转向汉学。

他的中文名字“顾彬”是1974年他第一次来中国时，一位名叫马树德的老师取的。当时顾彬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现代汉语，常常从早上6点学到晚上12点。他总说那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年”。

后来，他成为波恩大学汉学系产量最高的学者，他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展开。他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 主编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并撰写其中的《中国诗歌史》《中国散文史》《中国古典戏曲史》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他把六卷本《鲁迅选集》译为德文，这是德语世界首次大规模地从中文原文翻译鲁迅著作，此后他又翻译了北岛、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等诗人的作品，让更多中国当代诗歌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

“一个人长期研究一个事物，无论原因还是结果，都是很有感情。”同济大学副教授、诗人胡桑十多年前曾是顾彬在波恩大学的学生。他说：“今天主流的汉学家多在英美。顾老师所属的德国波恩学派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实证性，追求历史的真实，不虚构、不杜撰。另一个就是精神性，注重把文学作品上升到哲学维度去理解。顾老师看不上美国汉学家对汉语文本脱离历史语境的解读，但他对前阵子去世的宇文所安评价很高，说宇文所安是最好的美国汉学家。”

让胡桑印象深刻的是，在德国，顾彬上课的第一件事是给每个想喝的人倒上白酒，先喝三杯，这很中国。课后顾彬会带着学生去看波恩的古迹，去老墓园散步，一边走一边说这是贝多芬的妈妈、那是叔本华的妹妹，还有舒曼夫妇……

“顾老师是中国通，但他还是会用德国的审美标准或者认识事物的方式来看中国。他与我们的认知会有偏差，但也经常交织。比如中国人喜欢白酒，他也喜欢白酒；中国人喜欢美食，他酷爱中国菜；中国人喜欢李白，他也喜欢李白，此外还有屈原、苏轼，但李白是他最喜欢的。”

不用PPT的老师

2011年从波恩大学汉学系退休后，顾彬开启了他15年的中国教学生涯。2016年，他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我国为外国专家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

15年里，顾彬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特聘教授，此后成为汕头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的讲座教授，在北京、汕头与青岛三地之间来回穿梭。三年前，他受聘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在上海度过了80岁生日。

在“概念史”这门课上，顾彬讲授历史、哲学、文学、美学。这最后一堂课，讲的是宗教和神学。一开始，在座者都以为他会有一番演说，但他只说他将回到德国，并感谢了学校，其余时间都在讲课。

课堂上的顾彬

“我很感动。顾老师从来不会因为这是第一节课或是最后一节课而改变他的教学态度，他一直非常严谨，试图把他通过历史脉络梳理找到的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告诉我们。”

上海外国语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方方（化名）告诉我，顾彬上课从来不用PPT，他喜欢用关键词的方式串联一整节课程。比如讲“小市民”，他会用一些关键词串联起“小市民”这个概念的发展史，还喜欢和同学一起欣赏和主题相关的音乐或者艺术家画作。大家可以明显感受到顾彬在哲学、音乐、美术方面都深有造诣，而这些能帮助他更好地理解文学。

方方观察到顾彬的备课本总是记满了密密麻麻的词语。“他是很‘老派’的老师，电子产品通常只会作为辅助的角色出现，他倾向于通过大量的纸质资料查找和阅读来备课。他准备的内容往往超出课程容量，这或许是他上课游刃有余的原因之一。”

“顾老师平时不会给我们布置作业，但如果有疑问的话，他很乐于给同学们解答。这门课考试的形式是写文章。”方方说，“顾老师很有趣的一点在于，他虽然‘老派’，但并不是个死板的老学究，他很乐于看到同学们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而不是照搬教科书。所以他对论文的字数或者格式没有要求，只是希望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

最后，这堂课是在摇滚乐团普洛柯哈伦的《A Whiter Shade of Pale》中结束的，这首世界著名的摇滚旋律带着古典的味道。顾彬侧身盯着电子屏幕上的MV，许久没有转头，也没有说话。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他仿佛灵魂出窍。

这堂课是在摇滚乐团普洛柯哈伦的《A Whiter Shade of Pale》中结束的

夫人：最好不要指名道姓

得知我是记者，顾彬问我主要写什么，我说我做文学报道，然后鬼使神差地补了句“中国当代文学”。

他点点头，说，我也是当代的。

我原本担心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二十年前，顾彬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所点评，这番发言经由媒体“加工”，以一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引起舆论哗然。后来在第一届国际汉学大会上，顾彬形容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是“二锅头”与“五粮液”的差别，由此引发的巨大争论甚至成为了当时文坛的一种“顾彬现象”。

“那个时候我写完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发现中国当代文学中有的写作太过时了，写的是五十年、一百年前的东西，觉得有些问题应该谈一谈。但我的批评没有涉及到所有中国作家，也没有涉及到整个中国文坛。”顾彬告诉我，“中国学界的反应给我的感觉是，很多人想的和我一样，但不敢说，需要我说。”

在胡桑看来，撇开媒体的炒作，老师当时想表达的意思有两层，一是一批女性作家的写作过于张扬身体的欲望，二是一些作家的语言也不太讲究。“对于这类批评，中国作家很容易感到被冒犯。但在欧洲，批评是最正宗的文章，是一种非常严谨、深入的探索作品的方式。任何作品在它诞生的时代都有局限，批评就是要去厘定那个局限。”

显然，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十分关注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如果顾彬的夫人张穗子随行，她会再三提醒他不要再指名道姓地评价当代作家。但顾彬不想掩饰批评，也不想掩饰欣赏，尽管他对中国的人情世故也已深有体会。

在胡桑组织的一场告别诗会上，有读者提问顾彬“谁是当下中国最好的诗人”，顾彬说是欧阳江河，坐在一旁的胡桑赶紧玩笑道，这个名字还是不要外传了，免得更多人知道了会“不太高兴”。

“很遗憾，曹丕的‘文人相轻’在今天还是有效的。中国很多作家和诗人会否定别人的作品，认为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顾彬一脸严肃地说，“这样想不仅对整个文坛不好，对自己也不好。如果一个人总觉得‘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呢’，唯一的解释是，他看得还不够多。”

“中国文学垃圾论”？20年后，顾彬再回应。采访/拍摄：罗昕 剪辑：罗昕 谭垚(02:32)

“我没有身体，我只有灵魂”

我曾以为，顾彬最看重他的汉学家身份，但他告诉我，他首先是一个诗人。

他从14岁开始写诗。住在上海这三年，他写了很多诗。他喜欢去一家叫“room 127”的酒吧，经常约胡桑在那里喝威士忌、聊天。他也喜欢和附近的修车大爷待在一起，有时带上一瓶好酒，就和大爷在路边边喝边聊了。他把看过的风景、喝过的酒、遇到的人，都写进了他的诗里。

作为诗人的顾彬，十分强调语言。采访/拍摄：罗昕 剪辑：罗昕 谭垚(01:47)

“这里的人很可爱。”顾彬说，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没有人对他这样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人大惊小怪，也没有人说“你中文怎么说得这么好”，甚至还有老爷爷、老太太找他问路。

他在上海的一天常常是这样展开的：凌晨2点半起床，先写诗，写自传，在吃早饭之前还可能再写一会信。吃过早饭后，他开始写书——已经写完李白、曹植的部分，最近正在写杜牧。中午可能吃饭，也可能不吃，下午开始备课，接着上健身房。到了晚上，是否要吃晚饭得“看看情况”，有时他八点就躺下了，但经常在十二点之前又爬起来工作了。

“我的大夫骂我，说我这样很快就会死掉了。我每天应该睡十个小时，只能工作四五个小时，但是我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顾彬有些无奈地说，“如果我只能工作四五个小时，其他时间干嘛呢？没有人和我踢足球，我不能从早到晚在酒吧喝酒，也不能老在家里看书。”

他不用手机。那件设计了很多口袋的军绿色马甲里，眼镜、纸巾、小本子、笔……应有尽有。就是没有手机。

但这并不妨碍他与他人联系。最后一堂课结束后，他和学生们一起去吃午饭，地点是他常去的一家象山海鲜店。

“鱼头，要点鱼头。”他让大家想吃什么点什么，也不忘为自己点一份鱼头，并强调要放辣。他要求先来一点杜康，解解乏，而他的夫人一听他要喝酒，满脸抗拒又无奈。她嘱咐厨房“少油少盐”，转头像安抚小孩似地对顾彬说：“我是为了你的身体。”

顾彬握着酒杯脱口而出：“我没有身体，我只有灵魂。”

“没有中国就没有我”

吃过午饭，他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今年很火的《给阿嬷的情书》。对于表示好看的人，他还要进一步追问好看在哪里。

“我觉得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不过我没有哭。”

他喜欢和中国人聊天。他感觉自己也在学习，不仅是学习语言，更是吸收各种观点。“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文明的理解，和我的经常不一样。我有时比较绝对，他们也在帮助我思考问题。”

在方方看来，顾彬是一个既严谨又可爱的人。他很守时，约定好的时间从来不会迟到。他也很真诚，乐于向别人请教他不知道的东西，从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他珍惜书本，喜欢分享，会把有趣的书送给朋友，也给上外图书馆捐赠了许多书。

但他也有小孩的一面，比如会小声抱怨健身房教练训练太累了，导致他坐在椅子上就想打瞌睡；或者抱怨夫人“管”太严，让他很多东西不能吃得痛快。

“印象最深的还是，顾老师真的很喜欢中国。”方方想起，有一次，穗子老师说，这里就顾彬一个外国人，顾彬马上反驳，这哪有外国人，他不是外国人。

顾彬自评：我之于中国文学。采访/拍摄：罗昕 剪辑：罗昕 谭垚(02:20)

在顾彬回德国之前，我和顾彬约在“room 127”又见了一面。

“简单地来说，我觉得我完成了我的任务吧。”回望自己的中国文学之路，顾彬说：“一般来说，中国学者要不然研究小说，要不然研究诗歌，要不然研究散文，要不然研究戏剧；要不然研究当代，要不然研究现代，要不然研究古代……我什么都研究。因为从德国学术传统来看，如果我们只研究一部分，不研究前一部分、后一部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研究的东西在文学史中是什么地位，在国外又是什么位置。”

他也坚持所有研究都应该讲逻辑和理性。“做学问不应该有恨。但在德国，有人说我总为中国说话，这让我的书很难卖出去。从2016年到现在，也少有德国记者跟我对话。很少人可以就生命经验做出冷静的判断，这对德国人而言，也是非常可惜的。”

他对中国是爱，不只是喜欢。二者的区别在于，他看见了这里的缺点和不足，他更对此直言不讳，但他依然对它充满感情。

“没有中国就没有我。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变化。”顾彬说，他在中国的一切都可谓完美。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以后不在中国生活了吧。”

顾彬在中国上的最后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