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给郑州人民打工的”——主政12年，他定格局、种绿荫、护国宝，离世时最惦记的仍是这座城

一九五一年，一个山东人揣着一纸调令走进郑州的时候，这座所谓的“城市”建成区满打满算只有五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十五万。街头扬起一阵风，沙土能糊人一脸。老百姓编了句顺口溜：“电灯不明，马路不平，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二十三年后他离休时，郑州已经有了清晰的骨架——工业在西边扎了根，行政中心在东边立了起来，满城的法桐把街道罩得严严实实。再往后半个多世纪，郑州长成了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城市。可如今走在法桐树荫下的年轻人，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他叫王均智。他没有给自己立过一块碑，但整座城市的格局和满街的绿荫，就是他留下的墓志铭。

王均智是山东沂水人，一九一六年出生。早年跟着部队南下，一九四八年洛阳解放，他作为接管干部留了下来。第二年开春，当上了洛阳市长。一九五一年八月，组织上一纸调令把他派到了郑州。那时候的郑州，日子比洛阳还难熬。城区小得可怜，周边全是沙岗——西边的碧沙岗原来就叫白沙岗，东北边的花园口一带更是沙海连片。刮一场大风，屋里桌上一层土；下一场大雨，街上泥水能没过脚踝。
一九五四年，河南省会决定从开封迁到郑州。当年六月，郑州专门成立了“欢迎省会迁郑委员会”，王均智当主任。担子有多重？那时候郑州什么都缺——机关办公楼要盖，宿舍要建，连理发、洗澡、买菜的地方都不够。本地服务业人手少，手艺好的师傅更少。怎么办？王均智跑了趟广州，从那边请回来几百名手工业者——理发的、修表的、照相的，坐着火车北上支援郑州。他自己还带着人在紫荆山一带建菜场、开商店、修澡堂、盖影剧院。如今繁华的紫荆山商圈，当年还是沙岗遍野的荒地，全是那会儿一点点建起来的。可这还只是开胃菜。之后他干的三件大事，才真正左右了郑州的命运。
头一件大事，是改规划、定格局。刚解放那阵子，苏联专家给郑州做了第一版规划——以火车站为起点，往东北斜着修一条主干道，也就是现在的人民路，然后顺着斜路往四周铺开。当时已经按这个方案修了几段路。后来省委书记潘复生看了觉得不对劲。他说中国人盖房子讲究坐北朝南，路修斜了，房子跟着斜，子孙后代住着都别扭。他让王均智牵头重新研究。

王均智带着技术人员跑遍了郑州东西郊，摸土质、查水位。西郊地势高、土质硬、地下水位深，适合建工厂；东郊地势低、水位浅，盖办公楼和住宅更稳当。方案就这么定了下来：工业向西，行政向东。这八个字，定下了郑州几十年的发展骨架。西郊陆续建起了国棉一厂到六厂、第二砂轮厂、郑州煤机厂、电缆厂——一百多家工厂扎了堆。东边金水河两岸，省直机关一排排建起来，成了全省的行政中心。

连郑州的路名，也是他那时候定的规矩。

南北走向的路用山命名——嵩山路、桐柏路、秦岭路；东西走向的路用河命名——黄河路、伊河路、颍河路、汝河路。东郊行政区的道路则用经纬命名，经纬分明，规整有序。就这一个简单的法子，帮多少外地人分清了方向。直到今天，郑州的框架越拉越大，可东西发展的底子、山河命名的规矩，一直没变。一个人定的规矩能用七十多年，这叫什么？这叫眼光。
第二件大事，是种法桐，把沙城变成了绿城。王均智刚到郑州那会儿，最头疼的就是风沙。山区出来的人，最懂种树的好处。当时的市长宋致和、副市长史隆甫也都盯着绿化。三个人一拍即合：全民种树，先把风沙治住。一开始没钱，只能种便宜的刺槐、杨树。

可这些树要么树形丑，要么容易断，种了几茬都不理想。后来史隆甫——这位留法学建筑的副市长——在郊外园艺场看到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眼前一亮。他拉着王均智去看，说这树长得快、树荫大、落叶集中，最适合当行道树。王均智一看也喜欢，俩人汇报给宋致和。

宋市长当场拍板：就种这个。史隆甫专门跑了趟上海，从旧法租界引进了八十万株法桐苗。市政府下了狠心，号召全民种树，人均两棵，种活一棵奖励二斤小米。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周六周日全上街挖坑栽树。路修到哪里，树种到哪里；工厂建到哪里，绿化跟到哪里。王均智自己也天天泡在种树现场。用他的话说，种树不是面子工程，是给子孙后代造福的事。

没几年功夫，郑州的街道就绿了起来。

又过了十几年，法桐长得比三层楼还高，夏天走在街上，整条路都罩在树荫里。后来有中央领导坐飞机路过郑州，往下一看，整座城市绿得像片海洋，随口说了句“真是一座绿城”。第二天“绿城郑州”就上了报纸。

当年推动种树的宋致和、史隆甫、王均智三个人，被老郑州人称作“法桐三杰”。如今七十多年过去，当年栽下的小树苗长成了遮天蔽日的大树。很多外地游客来郑州都会感叹：这满城的梧桐树真是宝贝。可有多少人知道，这份阴凉是七十多年前一群人拿着二斤小米当奖励，一棵一棵栽出来的？
第三件大事，是护古迹、重民生。王均智常说一句话：我就是给郑州人民打工的。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没事就往基层跑。老百姓有什么难事，只要他撞见了，当场就想办法解决。

当年推行新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他亲自抓这件事。有个民主人士出身的副市长，家里娶了两房妻子，政策一下来，一见王均智就拱手说“我有罪”，主动按规定办了。这事传开，老百姓都知道新政策是动真格的。更能看出他眼光的，是保护古荥汉代冶铁遗址。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当地村民平整土地，想炸掉遗址的土岗开荒造田。炸药都准备好了。

文物部门的人急得没办法，找到王均智。那时候他已经靠边站了，但还是当场写了张条子给公社书记。写的什么？有一句：“汉铁遗址是国家文物”。就因为他这张条子，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住了。后来郑州论证八大古都，这处遗址就是重要的实物证据。一个人靠边站了还能办事，还能保住两千年前的文物——这叫什么？这叫担当。
很多人说，那时候的干部实在。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豪华办公条件，大家骑着自行车上班，卷起裤腿就干活。王均智当了十二年市长，没给家里谋过一点好处。子女都是普通工作，没一个借着他的名号升官发财。

离休后他就住在郑州的干休所里，平平淡淡过日子。百岁那年还有记者去采访他。老人操着一口山东口音，说起当年种树、修路、建工厂的事，记得清清楚楚。他从不觉得自己有多大功劳，总说那是大家一起干的，自己只是个打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