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着骆驼徒步纵穿肯尼亚，他的奥德赛仍未结束

2021年，齐林在肯尼亚买下一头刚成年的骆驼，和一名桑布鲁青年一起，沿东非大裂谷向北行走。他们穿过高原、森林、草原和荒漠，遭遇武装冲突、抢劫、缺水与酷热，也在矿井、村庄和游牧者的帐篷里，看到另一种生活。

这段700公里的旅程，后来被写进他的首部旅行文学作品《骆驼日记：徒步纵穿肯尼亚》这并不是齐林第一次上路。从肯尼亚到撒哈拉，从日本四国遍路到约旦沙漠，行走几乎贯穿了他的成年生活。随着视力因遗传性眼病逐渐下降，远方不再只是好奇心的召唤，也成为他理解身体、世界与自身处境的方式

他很少为旅途赋予宏大意义。在齐林看来，走路有时漫长、无聊，甚至狼狈。但正是在一步步向前的过程中，人与土地、危险、善意和命运发生联系，而下一次出发，也总从上一段旅程尚未结束的地方开始。

撰文｜明星辰

编辑｜赵景宜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齐林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2021年，齐林决定找一头骆驼，启程去往图尔卡纳湖。

图尔卡纳湖位于肯尼亚北部与埃塞俄比亚交界处，是东非大裂谷最大的内陆湖，它形成于几千万年前，以“人类的摇篮”著称于世。在肯尼亚北部地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如同一颗水晶在荒野中兀自出现。

肯尼亚独立后，国家发展的中心位于中部地区及沿海，北边游牧民族长期被边缘化，国家整体发展的同时，北部地区诸如桑布鲁、图尔卡纳等地依旧贫穷落后，也由此保留了更为原始的生活方式。

此前，他曾两次到达图尔卡纳地区。第一次是2014年，他作为项目经理为职业学校进行实地考察去往图尔卡纳。当时，他和同事沿着几十年未经修缮的公路艰难前行，进入北部地区后，没有地图、没有信号，只能沿着薄薄的柏油路面和路旁河流摸索前进，路上惊险地躲过了四名手持AK的本地人拦车。

第二次则是在2016年，他去探望在图尔卡纳西北的卡库马难民营做志愿者的朋友。当时正值南苏丹内战，大量难民从边境涌入卡库马，在那里，他目睹更为复杂的现实——南苏丹难民在国际组织的救助下有了基本保障，但难民营之外的卡库马本地人生活得比难民更为艰难。

这些悠长历史与复杂现实让图尔卡纳沾染上更为浓厚的超现实色彩——那里保存着最为原始的传统游牧渔猎生活、出土过距今290万年的人骨化石、是肯尼亚国父被流放的荒野、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匠人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原始、厚重、纯粹却也复杂的特质吸引着他，说走便走。

图尔卡纳湖畔的渔民

他在索山布自然保护区买下一头刚刚成年的骆驼，为它起名齐沛石，并与一名25岁的桑布鲁青年马丁一同上路。一路上，马丁和齐沛石将成为他最为忠诚的向导、伙伴和朋友。

两人一驼，沿着东非大裂谷东侧，一路向北，跨越赤道高原、穿过大象森林与稀树草原去往图尔卡纳湖；而后继续绕行库拉尔火山，走过荒漠无人区。全程用最朴素的方式，步行、露营、自给自足踏过这条纵穿肯尼亚之路。

他们在纳库鲁湖旁的墓地边露营，从墓碑上“Kimani 1920—2010”的字样，能望见不远的历史——1952年基库尤人领导的抗争英国殖民者起义爆发，上万非洲人被血腥屠杀。此后八年间，超过一百万基库尤人被强制迁入封闭村落，另有十几万人被关入拘留营。学界对死亡总数估计在两万至五万之间，其中相当部分并非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拘禁条件下的饥饿与疾病。

同伴马丁

桑布鲁莫兰勇士

他们翻越高山，牵着骆驼艰难前行。这是骆驼齐沛石第一次远行，一开始，它总趁人不备回头就跑，还发明出危险的“左倾路线”——看到左边有路口岔道便冲撞不断。为了让齐沛石配合，他们发明各种方法：和马丁一前一后将棍子竖起在空中摆动、运用中国赶驴经验，抽屁股时喊“驾”培养条件反射……

在部落冲突的核心区，齐林带头走在最前面，马丁带着骆驼连同临时雇到的“保镖”跟在身后，让中国人和善的面孔最先出现在武装者视线中，用智慧平和的方式走过最危险路段；在库拉尔火山无人区，沙漠被雪白盐块覆盖，脚步踏在盐上发出清脆响声。他们在酷热中连滚带爬，沛石几近卧倒，他连拉带拽凭着肌肉记忆不断前行，“太阳终于斜了，我们活着，还没死”。

行程快要结束，马丁拉着骆驼齐沛石被持步枪的匪徒屡次抢劫，齐沛石凭着聪颖反应与顽强耐力数次从匪徒手中逃脱，而后被警察发现在A2高速上溜达，齐林开着皮卡前去搭救马丁与沛石……

这一路，也有欣喜与更为震撼心灵的际遇。他们村庄外遇到一口“歌井”，人们唱着歌在井里打水，轻快高昂的独唱和配合得当的合唱从五六米深的井中飘扬而起。

在沙漠里，他们发现了一个美丽得如同梦幻般存在的游泳池，“蓝色的泳池像是天的倒影，中间砌起来的十字白色瓷砖应对云彩”，无法想象在一片干燥中路遇水的狂喜；在马萨比特郡麦孔那小镇，他认识了当地的牧师约翰，约翰女儿四岁，出生到现在从未见过雨，更不知什么是河……

与马丁的一路相伴中，他从这位年轻的本地小伙身上不断学习游牧式活法。最初，他在野外过夜时搭帐篷、睡睡袋，但马丁总是轻装上阵，与他动辄十几斤重的行李相比，马丁行囊简单、席地而睡，“一开始我还睡帐篷，后来就直接露天，一切都是烦琐，全是身外之物。”

他不是以目标为导向的人，让齐林魂牵梦绕的图尔卡纳湖，从到达到离开仅呆了两天便继续上路。在他看来，徒步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漫长而无聊的体验。正是这种无聊，让身体夺回主权，“你要将自己的代谢与节律，什么时候吃饭、睡觉、上厕所全部调整成游牧状态，一种和马丁一样的状态。有些人走路跑步时也要听歌，我不需要，走就行了。”

在齐林的童年记忆里，家人总与远方有着冥冥之中的联系。

他的祖父曾在1969年至1972年任职于吉林省医疗队，作为传染病学专家被派往索马里，成为吉林省第一批索马里驻外援助医生之一；父亲曾参加过越南自卫反击战。母亲作为耳鼻喉科医生，在尼泊尔内战期间参与医疗援助，当时正值齐林上高中，高中三年，他与母亲的交流基本通过一月不到一封的往来信件和经常断线的IP电话。

这样的家庭氛围培养了他独立自主的个性，也让他对于外面世界的好奇与向往愈发强烈。2011年，他担任了一家央企项目经理，接到了外派肯尼亚的任务，他没有任何犹豫便去往非洲。

到达的那天，内罗毕傍晚的天空泛着紫罗兰颜色，机场不远处是野生动物园。当时，这是一个半开放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长颈鹿甩着长脖子，慢悠悠啃着金合欢树的叶子，黑斑羚踮着脚在草丛里跳跃，斑马的条纹在夕阳里被糅合成靓丽的色彩。

“一切都是新鲜的，什么都很陌生，但莫名有种熟悉感，就像被圈养27年的野生动物，终于放回到草原上”。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在此后很多年，他将在这片土地上进行更深远的探索，并以此为起点，展开了他更大的冒险。

在肯尼亚进行驻外工作的四年里，他几乎踏遍了这里的道路。因承担着中国优惠贷款，开展非洲的职业教育项目，齐林需要与肯尼亚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的人打交道，并实打实走向村头乡间与真实世界交手。

时常一周穿戴整齐地前往商务部、教育部与人洽谈，下一周便开着一辆右舵手挡霸道越野去往各地勘察、送货、接人，“当时的一期项目计划要在两年内肯尼亚建设10所职业学校的职业培训中心，所以我需要在商讨出的众多选项中进行勘察，挑出最适合建学校的10个地方。”

他在《骆驼日记》中写道，“因为工作和其他原因，我几年间开车跑遍了肯尼亚的各个角落。全国四十七个郡我跑了至少四十个，亲历了肯尼亚道路的变化。刚开始的几年，开的都是土路，我自诩村头车神。加上车辆老旧，爆胎是家常便饭。”

这样的锻炼直接而有效。身处混乱现实丛林，语言、体力、智力、对现实与人性的迅速判断和政治敏感性，都可能成为自己参与世界的一根刺或拐杖。

十年后，他与一位桑布鲁族青年伴一头骆驼，再次横跨这片土地时，他已能体会肯尼亚因漫长历史与复杂政局导致微妙现实里的冲突与和解。当走过一段因部落矛盾而武装冲突不断的危险地带时，他此前在这里培养的生存智慧全面觉醒。

“走了不知多久，路东的灌木丛闪出四条人影，扛着枪向我跑来。我干脆停下脚步，在路上等他们走近。四个人是桑布鲁的莫兰特有的头饰和打扮……一人一把AK或 G3自动步枪……我继续用Supa打招呼，并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

“一开始他们非常严肃，我就装作很累的样子向他们讨水喝逗他们笑，并用斯瓦西里语告诉他们，后面还有几个人带着一头骆驼，是我同伴，我们要走去图尔卡纳湖。同时故意向他们打听巴拉戈伊还有多远…..我提前跟他们打招呼，最起码给他们一个好印象——穷苦友好的外国人赶着骆驼去北方。

而这样穷苦友好、坚韧单纯的形象会在此后漫长的旅途中不断深化，这也成为齐林不断出发的原因，“我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只不过就想出去再说。对于行走这件事，我也并不想给它上什么高度。凡是我要发一个大愿，这事反而干不了，把自己放得比较低，像条狗一样。我们经常在路上，比本地人还穷，一路骗吃骗喝，反而走下来了”。他一边说一边爽朗地笑起来。”

实际上，他也曾经历过人生低谷。四年肯尼亚驻外生活，他与妻子相识并结婚，彼时妻子因工作原因被派往纽约，两人长期两地分居，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到底是长期分开，还是尽可能相聚在一起？

“我没得选，要么离职，要么离婚，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我选择了离职，我跟着她到了纽约。”

在纽约的生活，并非外人想象中的光鲜亮丽。在他的记忆里，就像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里所讲述的故事——一个失业的男人，每天坐着地铁晃悠一天，到了晚上回家。“我和这个男主人公一模一样的，早上起来我送我的伴侣上班，在纽约漫无目地晃一天，直到日落，等她下班。”

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人生“奥德赛时期”，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沦陷后启程返乡，在海上漂泊多年，最终返回家乡伊萨卡，“奥德赛”成为“漫长而惊险的旅程”的代名词。

对于齐林来说，这样的奥德赛时期成为他出发的起点，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并未完全结束，“我现在也还没想明白，所以我依然在路上。”

早在2012年，齐林与杜风彦相识。

2011年8月，杜风彦从广西南宁出发，途经泰国、印度、中东等国、埃及，并在2013年进入非洲，骑行35000公里。齐林将杜风彦称为“杜师傅”，而他的行路之旅是从与杜师傅一同上路开始的。

2016年1月，齐林与杜风彦搭车加徒步旅行穿越埃及苏丹。他们从开罗一路搭车前往苏丹共和国首都喀土穆，沿着尼罗河纵穿撒哈拉沙漠，全程4000 多公里；

2016年6月，他们再次出发，深入非洲城市贫民窟——基贝拉贫民窟，拍摄贫民窟中拳王、自由摄影师、乐队、黑帮和流浪儿童的故事；2017年1月，二人深入苏丹的金矿区和偏远地区的中国工地拍摄，当年6月，他们再次深入基贝拉贫民窟进行拍摄。

2018年1月，两人踏上日本四国遍路，徒步完成四国遍路一半行程六百余公里后，杜师傅的护照过期不得不回国，齐林继续走完了剩下的路途。

这一路上，除了行走，拍摄成为观察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在此之前，齐林也有所准备——在他到达纽约后，便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学习摄影，还曾去往西班牙参加战地摄影师工作坊，在非洲拍摄的图片让他入选了第29届艾迪·亚当斯工作坊，在那里他认识了来自《国家地理》《时代》杂志的摄影记者与图片编辑。

摄影对他来说是参与世界的方法，但有件事却愈发急迫而不可阻挡，那便是他的视力正在日渐下降。此后他被确诊为“青少年黄斑变性”。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眼病，会导致黄斑区退行性病变及视力逐渐下降。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正因如此，他开始意识到，“只有你真正接受这件事，才能放松下来。”

“摄影的过程于我来说，是对分辨率的另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不仅仅是视觉，而是眼耳鼻舌心意各方面的体会。你只有了感受才会情动，有了情动才会去想按下快门。”

在四国遍路的旅程中，他背着十几公斤的背包却并不想为了拍摄而行走。这是一条佛教朝圣路线，相传千年前遣唐留学僧空海大师开创了四国遍路。38天旅途，他从大雪封山的晚冬走到台风来袭的早春，1200公里山路，88座寺院，这88所寺院对应阿波（德岛）、土佐（高知）、伊豫（爱媛）、赞岐（香川）四个旧国，依次被称为发心、修行、菩提、涅槃四个道场。

“也许每个人对此释并不同。我不是佛教徒，就我的思考来说，首先你有了一个想法，想去到哪溜达一趟即为「发心」；第二阶段上了路便是「修行」；第三阶段「菩提」是说佛祖在菩提树下的悟道，和自己的对话在这里变得重要，而最后的「涅槃」不仅是一种完成，也成为下一次旅途的开始”。

齐林还在继续走。

一年后，他再次去往图尔卡纳湖，骑着摩托车走了600公里。回程路上，他搭上了一辆索马里人的运鱼货车，因当地实行宵禁制度，车辆在夜晚行驶不开车灯，摸黑颠簸前进。他坐在鱼腥味浓重的车顶，用绑带将自己绑在车上，从下午两点坐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路上这么苦，为什么还要不停走？”

齐林面对这个问题沉吟了一会儿，并未直接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提到了在约旦的旅途，是为了回应视力状况能否在夜间顺利行走这一提问。

2024年10月，他在约旦徒步，从最北部边境乌姆盖斯附近出发，经死海、佩特拉，一直到国境最南红海边的亚喀巴，全程约700公里。

约旦之路的最后阶段，他要穿越素有“月亮谷”之称的约旦南部瓦迪拉姆沙漠，这里因分布风蚀形成的巨型岩石、拱形结构及峡谷。

这也是贝都因人的传统牧区，这支闪含语系民族素以自由著称，除了本部落酋长外，不服从任何政权，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为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贝都因人一直过着游牧生活，不愿定居。

在约旦，齐林拜访了Leila Khaled出生于巴勒斯坦海法。由于以色列驱逐，她幼年逃亡到黎巴嫩。1969和1970年两次劫持飞机。第二次劫机，Leila携带手雷和手枪，但“我们有命令，而且是死命令，决不能伤害任何乘客，并要礼貌对待机组人员，即使是恐吓他们也不行。 有媒体报道，她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毫不后悔，认为这是为了让世界关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那条沙漠正常情况要六天走完，当时状态比较好，花了三天时间就走完了。我有一个朋友，临时想要加入行程”——这是旅途时常会发生的事，他身边不少朋友或是受到感召或是受他鼓舞，总会在中途参与一段旅程又离开——“当时是我体力最充沛的时候，他又是半路过来，当天我们一直走到日落。日落之后，我晚上看不见走不了，于是他拉着登山杖牵着我继续走”。

这样一个画面，它出现得奇异也温柔，在遥远的荒凉大漠，朋友在前面探路，他抓着登山杖走在后面。夜色中他视力模糊，一片昏暗，但总有一些东西在前面闪着光，让他无法停下追寻的脚步。

齐林说到这里笑起来，似乎觉得没必要过分美化这个场景，他用习惯性调侃打破了某种氛围，“沙漠里的贝都因人比武斗狠惯了，突然见到比这还狠的也愣了。怎么来了个‘盲人’、还是个外国人，大半夜要穿越沙漠？赶紧把我们请到帐篷里喝茶。”

2025，齐林在马达加斯加骑行

2016，徒步旅行穿越埃及苏丹

2025，齐林在日本骑行时，在墓地露营。

2021年，徒步纵穿肯尼亚

也是这群自由惯了的贝都因人，在路上帮助过他。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约旦之路靠近以色列，因冲突导以色列经常屏蔽附近的GPS信号，而沙漠中的导航线路还是2017年的老路线，很多年没有更新。

途径死海时，一位冬季过来放牧的贝都因大哥将他拦下来，告诉他前方GPS的补给点泉水干涸、不能再用，盲目出发定会导致路上缺水，并将他带向自己的帐篷。如果没有遇到这个大哥，齐林很可能因为没有水的补给，渴死在半路。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每到一地都不断发生。他与马丁一同行走时，马丁叫他Saruni，桑布鲁马语中“救助者”的意思，但他觉得马丁一路都在帮他；他在肯尼亚卡卡梅加建学校时，本地人叫他Wafula，意为“在雨中出生的男孩”，其中的祝福不言自明。

“日语里有一个词叫做夢現（或夢うつつ），有梦境与现实的界限模糊之意，可以理解为庄生梦蝶。我时常疑惑，我到底是做梦还是身处现实？这是一种身体上的距离感，这解释了为什么我常说，我们不了解非洲，非洲也不了解我们，进一步说，我去到的非洲或许是非洲人也不了解的非洲。”

这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涉及到个体文化、阶级与国家发展阶段的参差差异，但即便如此，那些温暖都从未消失，它们与危险、意外、收获与失去，在忽明忽暗的前路上悄悄埋藏。

当他踏上新征途时，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将他自己再一次轻轻环抱其中。而这或许回答了之前那个问题，这么苦，为什么还要走？因为走的意义便蕴含在走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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