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思想如何走向全球：英语世界的接受与挪用

作者： 玛尔齐亚·马卡费里

编译者：郑苏戡

文章来源： Jacobin,2021 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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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按：葛兰西这位重要的思想家与革命者，在身后数十年中持续影响着世界。他的著作富于启发性，具有持久的价值，尽管并非永远正确。他坚持抗争意大利法西斯统治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消解葛兰西理论的斗争性，御用文人们以“阵地战”为遁词自我粉饰，极右翼分子逆炼葛兰西大打文化战争，近来又出现自诩左翼的好斗人士们对葛兰西的造谣中伤。然而，只有冲破葛兰西身后的纷纷扰扰，回到他的生活与作品，切实的学习与反思，才有可能令我们受益于他，空洞的口号与虚伪的表演是无益的。

关于安东尼奥·葛兰西是谁，无需赘言。这位反法西斯政治思想家是意大利被引用最多的作者之一——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最多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

葛兰西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人生故事和英年早逝的结局：他的一生在政治斗争与智识奉献之间撕裂，身陷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囹圄，又曾投身工厂占领运动，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占据独特地位。葛兰西为我们留下了三十三本狱中手稿，写满了两千余则反思、注解、引喻和翻译。其作品的片段性质，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在冷战初期整理出版这些手稿时的曲折乃至神秘经历，也为其持久的传奇色彩增色不少。

葛兰西是第一位指出文化不仅仅是经济关系的表达的马克思主义者，更重要的是，文化是霸权的要素之一。他将霸权描述为现代政治和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持续不断的权力再协商和意识形态流变过程。他对社会权力进行了精妙分析，认为其是一个比简单的统治与服从关系复杂得多的矩阵，其中制度以及大众通俗文化和文学文化生产都发挥着微妙作用。这一分析已被证明在世界各地——从印度到阿根廷、西班牙、非洲大陆，从美国到英国——都能自如地适用。

他关于民主与革命意义、市民社会与底层群体的反思，其适应性已被证明既适用于理论抽象，也适用于政治行动，既适用于当代社会理论，也最近在民粹主义时代作为左翼选举策略的范本。可以稳妥地说，葛兰西的遗产是持久的。

葛兰西，1921年

英语世界的安东尼奥·葛兰西

然而，葛兰西的全球化是相当晚近的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葛兰西一直是意大利国内的事务，与意共的历史以及其二战后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对葛兰西思想的应用（或滥用）紧密相连。陶里亚蒂在试图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智识传统之间联系的同时，将其“新党”战略奠基于葛兰西关于跨阶级团结和新历史集团的论述之上。这两种思路在著名的意大利“红色地带”成功结合：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共产党执政的成功，促进了葛兰西理论的传播，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意大利，“红色博洛尼亚”及其社会主义（或至少是进步主义）政策的故事，与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形成了鲜明对照。关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一方面辩论，和关于撒切尔主义作为霸权计划的另一方面辩论，同时出现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期刊的页面上，这并非偶然。主持该杂志的主要知识分子是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两人都大量借鉴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

霍布斯鲍姆

霍尔

当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开始在全球流传时，往往是通过英译本的过滤。葛兰西著作在意大利之外的首次出版，是1957年出版的一些较短节选的英译本，随后是1971年由昆廷·霍尔和杰弗里·诺威尔-史密斯翻译、劳伦斯与维沙特出版社出版的《狱中札记选》。这引发了葛兰西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的出现。

对葛兰西那些有力范畴的任何政治或智识应用，都必然受到其话语最初被引入方式的调节。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对于非专业人士或非意大利语读者来说，仍然是那个英译本传达着葛兰西思想的可操作化。

正如约瑟夫·布蒂吉格——葛兰西的美国译者，美国政治家皮特·布蒂吉格之父，他在完成英文评注版之前去世——曾经说过的，葛兰西在英语语境中被接受、应用、改编和进一步传播的历史至关重要。反过来，梳理和反思葛兰西自全球成功以来被以不同面貌所捕获和重塑的方式，也可能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过去的激进政治，并以一种新的战略性和民主的方式重拾葛兰西的贡献。

1971年版《狱中札记选》封面

约瑟夫·布蒂吉格

狱中札记的前史与后世

葛兰西的思想跨越广阔的空间、历史和文化的鸿沟抵达英国。普遍认为，他的思想有助于对抗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经济决定论”，并帮助左翼解读撒切尔主义和全球化进程。虽然1957年最早的两部葛兰西短文选译在左翼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圈子以外毫无影响（路易斯·马克斯翻译的《现代君主和其他著作》将葛兰西呈现为党的理论家，而卡尔·马尔扎尼为美国翻译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开放马克思主义》则展现了一个“温和”的葛兰西），但转折点是1971年的译本。

战后不久，葛兰西的密友、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皮耶罗·斯拉法曾试图出版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而更早由苏格兰诗人哈米什·亨德森开始翻译的一些葛兰西著作，则因英国共产党的犹豫不决乃至蓄意阻挠而停滞，直到1956年匈牙利危机之后。

次年，何塞·阿里科开始为拉丁美洲读者进行西班牙语翻译，同时一个未经授权的法文译本也在流传，这成为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极具影响力的评论的主要来源。尽管如此，葛兰西的著作直到《狱中札记选》出版才获得广泛关注——而这是一个为适应1968年后、后福特主义世界而改编的葛兰西版本。

阿尔都塞

两位译者昆廷·霍尔和杰弗里·诺威尔-史密斯得以接触葛兰西的原稿以及瓦伦蒂诺·杰拉塔纳的意大利文评注版初稿（该版于1975年出版）。主要由霍尔撰写的导言呈现了一个强烈的“左派”葛兰西，与英国读者所青睐的激进解读相契合，并明确反对战后意大利政治和智识界所认可的“跨阶级”版本。

霍尔和诺威尔-史密斯采用新词，创造了一套全新的英语政治词汇；他们引入了“历史集团”、“阵地战”、“市民社会”以及最重要的“霸权”等概念，从而刷新了英国的政治话语，并为在先进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吸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复杂、更少铁板一块的体系。

这本书与英国新左派已经铺就的舞台完美契合，葛兰西同时成为了论证其自身存在合理性的载体，以及促成进一步分裂和对抗的工具。一方面，有佩里·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上的强势挪用；另一方面，有斯图亚特·霍尔（尤其在撒切尔主义概念上）所进行的主导性文化主义应用。

佩里·安德森

这两位知识分子都在1960年代通过意大利的视角发现了葛兰西的思想：安德森注意到汤姆·奈恩在比萨高等师范学校的经历；霍尔则关注到莉迪亚·柯蒂带着一本葛兰西的《狱中书简》来到伯明翰。然而，他们将葛兰西用于不同的目的，他们的印记在英国左翼语境中传递了一种双重音调。

对安德森而言，葛兰西有助于解释激进无产阶级的缺席，以及最终英国革命精神的匮乏。安德森尤其受到葛兰西努力解释意大利历史如何偏离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历史发展应有常态的启发。但在批评者看来，安德森机械地将葛兰西移植到了不同的语境中——从而未能完全理解葛兰西的紧迫关切在于解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民主与国家之间内在且最终无法克服的张力背景下的兴起。

安德森最终通过只在《狱中札记》中寻找所谓的“未解决的二律背反”而疏离了葛兰西的方法。然而，作为对1960年代和1970年代英国工党时而僵化的社团主义的有力替代，这种高雅的葛兰西式解读赢得了学术界的青睐，并且无疑仍吸引着广泛的兴趣，尤其是在后新工党时代的左翼语境中。

葛兰西《狱中书简》

霍尔运用葛兰西词汇中的多个核心概念来解读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共识。在1979年首次发表于《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撒切尔主义被理解为一个霸权计划，并仿照一个挑衅性的类比来构建：它是一种“反动的现代化”，类似于意大利法西斯社团主义——被葛兰西从消极革命和霸权的角度分析为一种现代化和倒退的力量。霍尔的主要分析视角是假定撒切尔主义是一种政治现象，因为它在根本上是文化现象。

他的阐释既获得了热情赞扬，也遭到了尖锐批评，尤其是在历史学家当中；然而，其强大的遗产从其持续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辩论中的成功清晰可见。或许可以将霍尔归因于一种对葛兰西进行单向度文化主义解读的传播，或是埃内斯托·拉克劳所谓后马克思主义中缺乏结构的“话语霸权构型”。然而，霍尔的著作证明了葛兰西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它努力剖析并作用于后福特主义英国社会中传统与民主政治合法化进程，以及民族认同和阶级政治的新话语表达这两者的同时存在。

而在欧洲，1980年代早期，一个流星般短暂却具有改革色彩和社会民主倾向的葛兰西形象被用来支撑欧洲共产主义计划；但在帝国核心之外，他的著作则受到了截然不同的接受。在欧洲的前殖民地——尤其是在印度和拉丁美洲——一个革命的葛兰西被重新激活并在政治上付诸行动。在英语世界之外，则呈现另一种迥异的后世命运。

埃内斯托·拉克劳

在过去之中生产当下

根据安妮·肖斯塔克·沙逊的说法，葛兰西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承认历史反思作为扩大民主的前提条件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构建理论和政治议程的基础，而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批判。

就此而言，葛兰西不断变化的研究范式——从关注包容策略，转向质疑从属和排斥的社会与文化条件——代表了一个关键的政治转向。在承认历史分量的同时，葛兰西从当下和未来的问题与可能性中推导出理论和政治议程，而不是从过去的计划中得出。这是一个持续的结果不是通过积累，而是通过协商而产生的过程。

沙逊关于葛兰西的著作

葛兰西的反思是在一个划时代变革时期落笔的，这个时期以大众社会的挑战、新形式的资本主义以及对民主的威胁为标志。据米凯莱·菲利皮尼所述，葛兰西应对这一局面的目标在于，通过吸收和利用来自不同理论传统的词汇来完善自己的分析工具，从而吸收和承担新的现实。

他不止一次地宣称自己对“在过去之中生产当下”的兴趣，以及撰写一部“历史与史学理论”的意图，并将自己视为一位“历史发展的历史学家”。历史重建当然不是他兴趣的核心焦点。但这是他构建其政治活动的一种实践。简言之，这是一个方法问题：

如果人们想要研究一种世界观的诞生，而这种世界观从未被其创立者系统阐述过（而且，其一贯性不应在单篇或系列著作中寻找，而应在多形态智识工作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寻找，这种世界观的诸要素隐含其中），那么就必须先进行一些初步的、细致的语文学工作。这项工作必须以最严谨的准确性、科学诚实和智识忠诚来进行。

《狱中札记选》出版五十周年之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回到文本，并在某种意义上，向葛兰西本人提出这些问题。

菲利皮尼关于葛兰西的著作

https://jacobin.com/2021/11/antonio-gramsci-selections-prison-notebooks-fiftieth-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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