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陆弃
7月24日，据外媒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决定将约旦河西岸塞巴斯提亚考古遗址以及黎巴嫩南部阿迈勒山地区五座城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这一决定遭到以色列强烈反对。以色列外交部此前要求委员会拒绝相关申请，认为文化遗产正在被“政治化利用”。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最终仍作出决定，使一处古代遗址和一组历史城堡，再次成为中东政治争议的焦点。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决定，实际上背后折射的是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历史叙事、主权争议以及国际政治博弈。
塞巴斯提亚并不是一处普通遗址。它位于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古代撒玛利亚城所在地，与古代以色列王国历史存在密切联系。这里保存着铁器时代、罗马、拜占庭以及伊斯兰时期多个历史阶段的遗迹，其价值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在于它承载着多个文明交汇的历史记忆。
也正因为如此，这片土地从来不只是考古意义上的空间。对于不同群体而言，它代表着不同的历史认同。谁拥有解释权，谁能够定义遗址的历史意义，往往也意味着谁能够在国际舆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这正是以色列反对相关申请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方认为，巴勒斯坦方面推动塞巴斯提亚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不是单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而是在利用国际机构强化政治主张。以色列外交部甚至指责这种做法是在“将文化遗产当作武器”。但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角度看，世界遗产认定主要关注的是遗址本身的历史价值以及保护需求。此次委员会特别强调地区冲突持续存在，认为这些遗址面临风险，因此决定将其列入濒危遗产名单。这反映出国际文化保护体系与地区政治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张力。
文化遗产保护本应超越政治，但现实中的遗产从来无法完全脱离政治环境。尤其是在领土争议地区，古迹往往成为国家身份的重要象征。一座城、一片废墟、一段历史，都可能被赋予远超文化本身的政治意义。
黎巴嫩南部阿迈勒山地区五座城堡的争议，同样体现了这一问题。以色列方面反对将其中博福特城堡列入遗产范围，理由是该地区曾被真主党利用，甚至修建军事设施。以方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忽视了安全现实。而黎巴嫩方面则表示，自2000年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以来，这些城堡主要用于文化和旅游用途，并否认相关军事指控。双方围绕同一处历史遗迹，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这种分歧并不罕见。在冲突地区，历史遗产经常处于两种力量之间：一方面，它们需要保护，因为战争可能摧毁不可替代的人类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它们又可能成为政治竞争的一部分，被不同阵营赋予新的意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也多次面临类似争议。支持者认为，国际组织的作用正是在争议地区保护人类共同遗产，避免历史建筑成为战争牺牲品；批评者则认为，一些遗产认定不可避免受到国际政治影响，难以完全保持中立。
以色列早在2019年就曾以该组织存在“偏见”为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次以方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并再次表达不满，说明双方围绕国际机构的矛盾并未消失。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东冲突不仅是现实利益的竞争，也是历史解释权的竞争。土地、宗教、民族身份和历史记忆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涉及文化遗产的决定，都可能触碰敏感神经。
然而，文化遗产不应成为政治对抗的延伸工具。无论遗址属于哪一方的历史叙事，它首先属于人类文明共同财富。真正有效的保护，不应建立在排斥另一方历史记忆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尊重事实、保护遗存和推动交流的基础上。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机构可以忽视现实安全问题。战争环境下，遗址保护确实面临复杂挑战。如果文化地点被军事利用，相关问题也必须得到认真调查和处理。国际组织需要保持透明、公正，避免让文化保护失去公信力。此次争议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处遗址是否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提醒国际社会，中东问题之所以长期难解，不仅因为现实利益难以协调，也因为不同群体对于过去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
历史不会因为政治争论而消失，文化遗产也不应成为冲突的延续。真正困难的事情，是让不同民族在承认彼此历史记忆的基础上，共同保护那些跨越时代留下来的文明痕迹。一座古城、一组城堡，看似距离现实政治遥远，却恰恰映照出中东最深层的矛盾。当历史成为身份，当遗产成为象征，如何守护文明而不让文明成为对抗工具，将成为国际社会长期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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