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避税天堂到新兴市场：全球资本如何重塑边缘国家的政商关系？

谈及跨国公司的避税手段，英属维京群岛与开曼群岛上的空壳公司，早已不是什么能够挑动公众神经的大新闻。无论是欧美明星层层套叠的避税框架，抑或苹果公司的“双重爱尔兰”结构，这些由精英与跨国公司创造的精巧设计，都在帮助他们规避风险。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金伯莉·黄将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公司网络比作“蛛网”，构成了她所称的“蛛网资本主义”。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幕后出资人，是蛛网中央的“主导蜘蛛”，他们通过离岸公司、基金架构和法律工具等“蛛丝”，控制着投资顾问与职业经理人。而这些依附于他们的“从属蜘蛛”，则在中国香港、越南等地奔波运作，通过层层嵌套的公司架构，为主导蜘蛛在东南亚的新兴市场投资经营，将蛛网织就到边缘国家内部。

与边缘国家和新兴市场联系起来时，蛛网的意义便不止于避税的需求。它更处在道德与法律的灰色地带，承担着为主导蜘蛛规避风险的作用。一方面，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看中了新兴市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往往伴随着腐败与政治不稳定，甚至由一些在西方舆论中形象并不正面的集团与个人统治。为了从事行贿等违法行为，也为了隔离风险，这样一张资本蛛网便在中间地带被作为中介与代理的从属蜘蛛编织出来。

关于FDI和离岸公司，学术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定量实证研究，对它们的成因和作用加以描摹刻画。《蛛网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作者金伯莉·黄采取了在地民族志的书写方式，试图展现那些被宏观数据遮蔽的一手现实。蛛网资本主义不仅存在于经济数据、财务报表与法律文件中，也存在于投资机构的路演现场、政客与商人的酒会上，以及送给上层家族子女的爱马仕手包里。

不同于一般的对于离岸公司的讨论，作者聚焦在“蛛网”同新兴市场的接合处，将视角从主导者的资本运作前移到了经济活动的前线。相较于舆论中更受关注的“大蜘蛛”，蛛网中占绝大多数的是那些为资本在世界各地奔波忙碌的代理人，以及蛛网触及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官僚。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蛛网资本主义中除了市场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政府。正是边缘国家的政治现状和政府的需求，制造了蛛网资本主义存在的空间，也正是地方官员、经济官僚同商业精英之间的互动，决定了蛛网资本主义最终呈现出的形态。

从边缘国家的角度出发，蛛网资本主义不只关乎投资、风险与避税，它同样与发展紧密相关。发展带来的超高利润率，是海外投资者将触手伸向边缘国家的动力，而政府对市场灰色地带的包容，也往往源于对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

作者 | 张宇豪

《蛛网资本主义》

作者: [美] 金伯莉·凯·黄

译者: 汪丽

版本: 理想国｜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5年10月

弱制度下的发展逻辑

由于边缘市场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融资成本，才能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本注入。除了直接的经济代价，这种成本还体现为政府为了建立可信承诺的制度努力。矛盾的是，稳定政治局势、改革低效腐败的体制、建立现代制度，本身也需要经济增长作为前提。国家必须首先扩张税基，建立较为完善的税收体系，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与国内精英，才能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推动改革。而改革本身更意味着对既有权力与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如果政府无法通过经济增长获得足够的合法性和资源，它就缺乏充分的权威与激励手段来推动国内的制度改革。

正如新加坡裔美国学者洪源远提出的“共演过程”描述的，利用“弱制度”和非正式网络建立市场以发展经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兴经济体不得不考虑的发展路径。“弱制度”往往意味着投资者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更为可观的经济回报，市场的不完善使得投资者能够通过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方式获取超额利润，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甚至国家强力的保驾护航，也使得投资者可以付出更少的成本开展经营。

与此同时，非正式网络则是抵消不确定性的关键支柱。正如《蛛网资本主义》的作者观察到的路演现场，中介机构不需要向出资方反复证明投资项目本身的预期回报，对投资者而言，新兴市场本身的潜力就意味着高回报的可能。真正重要的是，中介机构有能力为投资者争取到进入市场的机会，并确保投资者最终能够安全地带走自己的收益。在先发国家，这种可信承诺通常依赖制度，然而在新兴市场，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的关系网络。

《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

作者：（美）洪源远

译者：马亮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9月

中介机构因此扮演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投资者身份，以及他们在成熟金融市场中的位置，使得他们能够维持与“大蜘蛛”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相容；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度嵌入了新兴经济体本地的政商网络之中，非正式制度的可靠性必须依赖长期的重复博弈才能维持。

这种身份还赋予了他们一项有趣的职能，这些身处边缘国家的资本与中介，事实上承担了一部分本属于政府的职能。这体现在项目开发的顺序和资金流动中，先期投资者负担了部分风险与成本，由代理人完成了初步的开发和对营商环境的改善，随后将项目转交给资金更为充沛、对风险更为厌恶的发达国家资本。弱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逻辑，在单个投资项目的执行过程中被压缩而集中地呈现出来。

资本如何嵌入地方权力结构？

在不透明的政商关系中，腐败和寻租行为如影随形，金伯莉·黄生动展示了投资者同东南亚官员之间复杂的“人情往来”。

东南亚国家并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意味着内部精英间长期存在着竞争与博弈。无论为了回馈支持者，还是为了在权力斗争中获取经济资源与合法性，至少一部分政治精英，在“雁过拔毛”之外，也确实存在发展经济的动机与需要。而东南亚国家现阶段所吸引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就使得所谓的“生产性租金”成为可能。

这种政商关系并不同于日韩曾经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企业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外资背景。尽管为了获得所在地的支持，外国投资者也会配合地方官员的政治需求，作者提到了深处缅甸腹地的产业园区，外国投资者不得不承接这样缺乏短期回报的政绩工程。但是外国投资者依然能够凭借退出能力和资本优势，在换取政治嵌入的同时维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然而资本退出的可能本身也暗示，伴随政治局势的波动与恶化，现有模式依然有着向恩庇侍从与企业俘获退化的可能，毋庸说，这可能才是东南亚政商关系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蛛网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原本的市场条件。

《继承之战》剧照。

金伯莉·黄亲身观察并记录了越南房地产市场的腐败现象。商人为了确保官员与自身利益的捆绑，策略性地采取行贿手段，抓住对方的“把柄”，从而在对方违约时拥有某种反制的“惩罚能力”。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者，往往比西方投资者表现得更加游刃有余，能够适应这种依赖“礼物”与“关系”维持的政商联盟。诚然，这很大程度上同房地产行业本身的产业特性相关，企业依赖现金流、重资本，而政府在土地与项目上占有垄断地位。作者或许不会在调研与写作时就预期到，在本书付梓之后，房地产企业的欺诈与贪腐在越南政坛引发了高层政治的风暴。

政府与企业的策略性互动，构成了一种将腐败锁定并加深的螺旋。不止一个受访者向作者倾诉，他们不得不在新兴市场中采纳各种形式的腐败，不仅仅如前所述，作为交易的润滑剂或者关系的维护——这些都还处在我们对腐败的常规想象中，也符合我们对于不完善的新兴市场的理解——更是一种生存逻辑的需要。一位受访对象甚至把部分官员称为“穴居人”，对于他们而言，那些守规则的外国绅士就是可以掠夺的对象。只有当投资者能够使用一种“很懂”的方式回应政府官员的试探时，才意味着他理解并熟悉越南的规则；而那些无法回应的投资者，更有可能在遭遇掠夺后，要么诉诸无效的制度手段反制，要么干脆灰溜溜地退出越南市场。

尽管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过着一种“天国”与“俗世”分离的生活，并把这一切解释为他们对新兴市场的策略性调适，仿佛腐败只是一种独属于边缘国家的特性。但是如果从对称的角度来看，新兴市场中的官员同样是在进行理性决策，简单把这些行为归结为落后的文化，其实也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将东南亚视为欠发达的野蛮地带。野蛮人也有野蛮人的理性，所谓“越南的规则”本身也是长期博弈稳定下来后形成的行为指南。本地官僚面对外国投资者时形成的规则，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越南社会内部的规则。

《继承之战》剧照。

一方面，发达国家同样并非阳光普照的土地，一位受访者就提到了，蛛网中的主导精英在欧洲同样会采取不道德的经营行为。作者同样强调了腐败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灰色地带。腐败不仅有行为的维度，也有感知的维度，各式各样侵夺公共利益的寻租行为，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中是否属于腐败本就是模糊的。某种意义上，是东南亚的官僚们的聚会与交易方式，处在了西方精英的道德底线之下，作为连续谱的政商勾结并非一种东南亚“特产”。

另一方面，外国投资者也深度改变了东南亚国家的腐败生态。他们带来的不只有资金，还有先进的技术，其中也包含了腐败的技术。作者记录的案例其实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在先进的腐败技术传入前，一位缅甸高官甚至要依靠在书页间夹带现金的方式，将自己的非法所得交给在发达国家求学的子女。东南亚官僚们之所以敢于向外国企业索取租金，也依赖外国精英为他们提供的技术工具，比如那些资本家为腐败官僚们注册的离岸公司与空壳账户。与外资相关的腐败，对于上级政府而言也更加难以监管。可以说，正是外国企业和他们带来的资本技术，为本地官僚创造了新的腐败空间，而当地官员则用一些带有本地色彩的粗粝方式填补了这份空间。

全球资本的避税游戏

在金伯莉·黄记录的话语中，反复出现这样的表述：“缅甸就像十五年前的越南”“越南就像十五年前的泰国”，这种时间上的错位既是对发展阶段的描述，也意味着发展给政府监管能力演进的压力。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东南亚国家大量借鉴东亚发展经验，建立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制度；与此同时，本地企业也模仿东亚前辈们已经建立的成熟模式，通过建立离岸控股公司来享受税收优惠，特殊目的公司等“组织创新”也通过扩散与学习快速地在东南亚开枝散叶。不止一个受访者提到了苹果公司的“双重爱尔兰模式”，这样一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尚且棘手的税收治理难题，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自然更加困难。

与企业高超的避税技术和极低的税收遵从相对，东南亚国家的税收征管能力则显得极为脆弱，这涉及了知识、信息、官僚体制等多方面的因素。作者提到一个颇为有趣的场景，缅甸官员对复杂的避税手段一无所知，不得不依赖可靠的企业家陪同参会，以获得比较多的知识支持。更为困难的是信息能力，任何一种现代的税收形式最基础的支柱，就是政府对真实经济活动信息的掌握。落后的官僚体系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即使基层税务官员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中饱私囊，在财政能力脆弱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和特定部门也有激励在国家征税之外保证其预算外收入。

《大空投》剧照。

洪源远认为新兴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共同演化，但这种共同演化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政府与企业在弱制度条件下不断博弈与互动，每一方的试探、创新都促使另一方在博弈中发展出新的制度与技术。在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双方完善了制度化与理性化的进程。然而，东南亚政府面临的却是来自企业的“降维打击”。

与此同时，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是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政府能力即使稍有发展，可能面临的不是企业的互动和制度建设的提升，而是资本直接选择退出，流向更落后的地区。于是，不仅政治发展无法自发发生，经济发展也有可能“中道崩殂”。

如何逃出“弱制度”陷阱？

《蛛网资本主义》中的一个案例，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资本流动性的决定性作用。一位在越南遭遇重大失败的投资者，正是投资了矿产这种流动性极低的资产。这使得他在面对政府的勒索时——这种勒索未必是出于个体贪婪的掠夺，也可能是出于经济安全与政府收入等公共目的——缺乏反制或者避险的手段，只能陷入政府吸引技术与资金的陷阱之中。

离岸控股公司不仅提供了腐败的便利，以及主导精英面临犯罪指控时的风险隔离机制，同时也为资本提供了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即在面临政府的勒索和打击时退出市场的能力。而且，企业面临的不仅是来自政府的掠夺之手，依赖本地网络的经营逻辑使得委托代理的问题变得尤为严峻，当地的合作者也会借助信息与社会网络的优势侵占海外投资者的利益。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发展与利润，腐败与税收规避，这些不仅仅是市场逻辑的结果。在新兴市场中，制度自身无法提供可信承诺，政府天然具有违约的能力与倾向，因此可信承诺的实现最终只能依赖投资者惩罚违约的能力。章奇和刘明兴曾指出，边缘政治精英会主动提供非正式的产权保护，以此与基层支持者建立联盟。尽管背后的权力与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伴的具体机制存在差异，但是相同的逻辑在于非正式的产权保护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契约安排，只能依赖各方的激励相容保证。

如果发展不能转向制度建设，这种非正式产权保护的权宜状态尽管能够为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条件，但也会锁死投资与发展的天花板。出于对超高回报率的渴望，容许高风险存在，短线操作并做好退出的准备，这样的投资模式近乎赌博，在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上，以及对于当地企业和行业领域长期发展的作用上，追求短期高收益的资本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始终是可疑的。

《华尔街之狼》剧照。

《蛛网资本主义》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如何解开全球资本的蛛网，因为蛛网是腐败与经济犯罪滋生的温床。然而如同我们前文展示的，即使不去讨论税收负担与效益的复杂逻辑，或者对这些经济的灰色地带可能带来的福利改善进行效用分析，在腐败与犯罪话题之外，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来看，蛛网资本主义更为核心的作用依然是发展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已经谈到了越南与缅甸在资本蛛网中的不同位置，以及越南如何借助地缘格局取得现阶段相对的成功，但这种成功伴随着作者充分深描的诸多阴影。

借助弱制度启动市场，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演化推动发展，似乎为我们展现了一条边缘国家逃出贫困陷阱的路径。但是东南亚的现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东南亚只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还是这样的发展路径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经验？一方面，中国拥有足够庞大的国家与市场规模，这意味着更大的试验与试错空间，也意味着即使在发展前也存在大量尚未调动的内部资源，巨大的潜在收益也使得外资更有激励冒着巨大的风险留守在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国内外特殊的历史机遇，更重要的是发展与改革的时间序列。正如良好的制度自身不一定自动带来善治一样，初始的改革模式也不是决定发展的唯一因素。时间顺序与内外环境的差异，都会让类似的改革在特定的时间点出现分歧，进而在不同国家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更进一步，即使接受类似的改革路径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更高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一种清廉的发展如何可能？既有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经向我们展现，发展带来的经济机遇、政府官员掌握的寻租空间，以及特定发展模式下的政商关系，都会产生滋生腐败的温床。这也许可以依赖铁腕反腐得到解决，但一种清廉的发展依然是更值得期待的发展方式。蛛网资本主义是否让这种可能更加遥远了？正如前文所述，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进展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弱制度”启动的发展，显然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起点。金伯莉·黄通过对蛛网资本主义下的政商关系的深描，一方面丰富了我们对于弱制度发展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更为详细地向我们展示了边缘国家跨越贫困陷阱时面临的挑战。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解开“蛛网”，只要国际市场中依然存在边缘地带，对蛛网的需求就不会消失。核心的切入点还是，边缘国家在借助蛛网跨越发展鸿沟的同时，如何推动其内生的政商关系与制度建设的改善，为国际市场与边缘国家寻求一条阴影更少的平衡路径和光明的未来。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宇豪；编辑：李永博；校对：贾宁。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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